# 马寅初鸣放以来的言行

　　据北京大学党委会反映，马寅初这一二年来对党积累了一些意见，主要是：（1）在第二届人大时他想作人口问题的发言（强调必须解决人口问题，在农村必须提倡节育），在浙江省小组会上受到批判没有发成言，感到很委屈。（2）1955年曾写介绍学俄文与锻炼身体经验的短文，投登北大学报，学报因这些不是学术论文未予刊登。后他又写“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投登学报，因文中有很多地方为资产阶级说话，学报也不登（此文最近经本人修改已在最近一期学报上发表）。于是，他大为不满，曾在一次学生大会上骂翦伯赞（学报主编），要学生来评理。（3）在北大管事不多，但有时因自己一些意见未被尊重，有“有职无权”之感。

　　他对“百家争鸣”感到兴奋，认为自己的“理论”可以畅所欲言了。今年春天在北大亲自召集师生发表他的“人口论”，强调人口过多是我国当前最大矛盾，认为政府估计每年人口增长率是千分之二十是偏低，认为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20余亿，有侵略别国的可能，并说日本、德国也因人口过多而侵略等等。在报告时慷慨激昂并发泄这些言论过去受“压制”的牢骚。在平时谈话中，认为马尔萨斯与凯因斯的理论中均有可取之处。并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不能用，他在视察时曾邀集南京、上海、杭州的政治经济学的师生座谈会，要大家对此书提意见，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意见找群众基础。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借“反教条主义”之名来攻击马列主义，他也在共鸣，几次在校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上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是“大学招牌，中学教员，小学教法”。他曾对校长办公室同志说，现在应该让民主党派的人出来讲政治课，弦外之音是共产党讲话学生不相信了。

　　他在鸣放阶级对“党天下”曾表示共鸣。据魏建功说，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发表“党天下”时，马曾用英文对魏说：“很好，很好”。但对右派狂风暴雨的做法不很同情，言论谨慎，不愿同流合污。

　　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他认为这不过是向党发泄怨气。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拼命批评共产党员，好处不说，只说坏处。从前共产党整你，你有一肚子气，现在你出掉了，共产党员的一肚子气，什么时候能出掉呢？”

　　在那时期，江隆基同志曾去征求他对学校党委及江的意见，他说，机关、学校问题不大，农村问题严重。

　　当北大右派学生贴出反动大字报时，他看了大字报回来对姜明（党员，他的私人秘书）说：“党是被学生围住了，但他们提的问题不多，闹不起来，我原想如果闹起来叫江副校长躲躲风，我出来顶， 最多被他们反打几下，别的问题不会出的，有些话需要我出来讲。对他们不能硬，应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一定要坚持整风学习两不误 ，北大一停课全国各大学都来了，大学生一闹，很多升不了学的中小学生也闹起来，那就糟了。”当林希翎造谣说大多数高级干部不同意百家争鸣，北大学生访问他，他就避了谣。

　　在这时期他本人言论谨慎，不肯轻意发表意见，当他看了光明日报报道北大教授说马有职无权，学报不登马的文章，他对姜明说：“我的心理话他们都说出来了，我自己不说，他们说比我自己说强。” 他对记者很小心，文汇报与光明日报、新华社记者都要求他谈党委制问题，他说：“我在扩大干部会上谈了，就是那个意见，我与江副校长是有摩擦，但教授治校与党委制各有各的好处，到底那个好，我还没有研究，我在报上不发表意见。”

　　当右派进一步猖狂进攻时，他对社会主义曾丧失信心。江隆基 同志有一天去看他，他说到处都闹起来了，说不定要来个第三次革命。今年五月他曾接到一封反动的匿名信（写给马以及陈铭枢，钱伟长，王铁崖四人，信封写马名），他看了信对姜明说：“共产党的缺点很多，内部问题也很多很严得，你是不会知道的，毛主席，周恩来他们很清楚。党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有些难了，中国快爆发匈牙利事件了，共产党吃了80年的苦，失败了真可惜。”他曾把信给其他三人看， 并曾征求王铁崖的意见是否按写信人的要求在报上发表，王要马自己作主，马最后把信交北大党委。

　　反右派开始后，他的严重的温情主义，不愿参加斗争。他对人民日报6月8日及以后的几篇社论不满意。他说：“刚刚大鸣大放，又来这几篇社论，大家都在说收了收了，有话不敢说了。”后来，有一次他对江隆基同志说：“以前党对民主人士的觉悟估计过高，所以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现在证明民主党派的觉悟不高，所以党又来帮助他们整风了。”在章罗联盟开始揭发时，他对史良不满意，说：“史良没有什么学问，全靠她的丈夫，她丈夫是英国留学生，有学问。 史良是大炮， 说得太过火了，章罗一向就看不起她。”过了几天当章罗罪行进一步被揭发后，他说：“民主党派里，就是这几个人比较有才能，应该设法争取他们过来，不应该这样搞。”以后，他又说：“毛主席周总理一定事先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用帮助党整风的办法钓出几条大鱼来，周恩来肚子里是有些东西的。”听说周总理曾要他写文章，他就写了“对葛佩琦、储安平的言论发表些 意见”一文，人民日报曾要他改题目，他不肯改。

　　在全国人大小组会上他曾替章乃器辩护，受到代表们的批评后，他就常常请假。北大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近日科学院批判右派陈振汉资产阶级经济学纲领的大会他也不去。他说：“陈振汉的文章没有什么，就是他平时出口伤人”。最近中国青年报为出版“民主与自由”一书，要他写一篇文章。他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学院”不答应写。事后他对姜明说：“现在的民主和自由，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说得过去。过去哪里有民主和自由，我写了一本书骂蒋介石，也骂资本家的偷税漏税，拿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压了一年多，我以为是骂蒋介石不能出版，谁知道是陈叔通等人要我把‘五洲大药房’划掉后就给出版，这就是当时的民主自由，我如果要写文章就写这些，但陈叔通现在当副委员长，写出来要伤害他，所以我只好不写。”

　　最近他热衷于著作，想出一本书，叫“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内容是把他的“平衡论”，“新人口论”和政治见解结合起来。他曾在北大毕业典礼上发表过这个见解，大意是：“先要发展农业，才能繁荣工业，工业又回过头去提高农业。繁荣经济必须节制人口，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才强，因此轮流执政不对。”（他平时不能从阶级观点来认识党，而是感到党有庞大的组织，有办法）。

　　他听说苏联政治出版局在年底要出版他的“平衡论”的文章， 十分高兴。他并表示“新人口论”只要能收到50封赞成的信，就可出版（现在只有28封），并希望在苏联出版。

　　他准备十月初去广州著书，并对姜明说，要到香港去几天，去看看世面，了解那里的知识分子。姜明劝他不要去，他说：“不让人家知道，去几天就回来。”他去香港的真正目的尚未查明，可能是去处理个人财产问题。

　　他对科学院的意见仍未清除，对科学院评奖中科学院人得奖较多很不满意，认为是宗派主义。这种意见可能是他和郭老的矛盾有关。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年第二九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