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章伯钧、罗隆基：对于要求入党的同志则更加侮蔑，他们说：“为什么要去做人家的儿子、孙子、徒子徒孙呢?党的圈子只有一千万，圈子外面还大有文章可做。党相信的人未见得都好，党不相信的人也有好的”。(人民7．2．)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现在第一流的理发店(指共产党)只有王府井一家，要求很高，要年青的，要头上没有毛病的人才能去理。但人不能不理发，那好吧，我们就在西直门等处多设几家理发店。这样，男女老少和癞痢头都能理发了。因此，除了中共以外，又产生了民盟、农工、九三、民革、民建等各家。”

　　章伯钧企图摆脱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因此他在“报告”中说：“民主党派要组织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自由，地位上的平等。”他埋怨“民盟在发展组织上太小手小脚”，声称以后要大发展，要在老教师以外，“还要发展青年讲师、助教和学生。”他说：“发展有什么不好呢?来他个一、二百万，人多好办事!”(光明7．3．)

　　章伯钧：他在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常说：“以往我对于政治是消极的”，“对民主党派有‘守神牌’的观念”此后“可有作为了”，“民主党派可以大发展。”(人民6．16．)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盟要在知识分子方面和党比力量，盟要垄断知识分子，才能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讲价钱。”罗又说：“现在特别要注意发展高级知识分子，来扩大盟的队伍，人才多了，担任领导工作的也就多了，党就不能不重视盟的力量，然后通过这批人造成形势，党就不能不迁就。那时盟就可取得领导地位，实现专家治校，达到取消党委制的目的。”(人民8．7．)

　　罗隆基：统战工作为何对待我们(指民盟)，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中青报6．29．)

　　艾玮生(华东师大副教授)以过去的事实来看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比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这个文件上改几个字，象“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拟定计划民主党派是不参加的，党对民主党派是帮助指导的地位，民主党派是被帮助指导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湖北6．23．)

　　叶笃义(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人民7．17．)

　　王文光(民盟山西省筹委会副主任)1949年王文光给张东荪一封密信里对民盟右派献策说，对右派“纪律故须维持，也应刚柔相剂，心物兼攻”，而对共产党“不宜妄自菲薄，人云亦云，以伤大丈夫之风度。”(人民8．15．)

　　康德等(长沙，文艺界)他们胡说什么“互相监督主要是民盟对共产党的监督，”“民盟组织只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民盟是最有知识、技术、本事的政党，没有知识、本事，即使共产党员入盟也不要，”要“先入盟、后入党”等谬论。(光明8．7．)

　　杜迈之(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有改变，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大大地不同了。”他主张民盟要成为一个大党派要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他认为这样“才好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才好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他甚至狂妄地叫嚣说：“不见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8．29．)

　　徐忠一(沈阳药学院长盟支部委员物化教研组副教授)只有盟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沈阳9．20．)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中国阶级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小，只有小资产阶级是个大阶级，民盟要领导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在这种“大民盟”思想的指导下，最近他又提出了民盟等四个民主党派合并的主张，以便壮大力量，争取同共产党平分秋色。(光明6．23．)

　　喻育之(民革武汉市委委员)中共与民主党派很难长期共存。以民革来说：成员年龄较大，后继无人，很难说长期。至于“互相监督”，他说：用什么来监督呢?目前只要作要相信中共，敢于向中共提意见就行了。因为以一个极强极大和一个极弱极小的组织对比，是说不上相互监督的。要监督得好，必须在经济、人力等多方面帮助民主党派才行。(长江6．6．)

　　韩兆鹗(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今后民主党派要组织独立，政治自由，”他认为，民盟中央规定的以高教界为主、中上层为主和大城市为主的组织路线是清规戒律。(光明8．18．)

　　邱致中(民盟、森林工业部)“为了做到民主党派的真正独立，应取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交叉党员，变成平行关系。”而实现分庭抗礼。(光明8．31．)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民进底子小”过去发展的还“不滥”，应该“不顾主客观条件进行大发展”，把民进发展成一个大党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人民8．26．)

　　韩兆鹗(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他忠实地执行了章伯钧恶性“大发展”的方针，竟公然提出要“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人民9．6．)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