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反对党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储安平：储安平提出他的办报方针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锐越好。”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进是共产党的事情。”“我们只管放火，不管救火。”储安平声称：要代表“普通百姓”讲话。他说：“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就是报道消息的。”他主张“有闻必录”，不管这些消息是否真实，报道出去是否对人民有利，只要是消息，他就要报道。(光明9．2)

　　储安平：在大鸣大放阶段，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被章伯钧、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等右派分子篡改了政治方向，执行所谓“人舍我取、人取我舍”“党所恶者好之、党所好者恶之”的办报方针。(光明9．2)

　　储安平：新华社的消息不能“真实地反映国际情况”。储安平还诋毁我们的新闻教学制度是“误人子弟”；经常赞扬英美的新闻教学制度，说是培养出能够指挥政局的“政治评论家”。(光明7．8)

　　储安平：报纸同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党和政府不许发表，报纸要发表。(光明7．8)

　　陆诒：社会主义是不敢讲话的时代，上自党中央下至市委对报纸的领导是收而不是放。想当年，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搞报纸，老板不来领导，只管钱。因此，每天跪几个警察局，每天要写二十条新闻。(解放8．20)

　　任重：任重荒谬地提出他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办报原则”。按照任重的这些“原则”党报竟可以不接受党委领导，报纸“应当纯客观地进行报道，不管报道后对党和人民起好作用还是起坏作用”。任重还叫嚣要“取消报纸编缉部的群众工作”，“取消记者、编辑的政治理论学习”(人民8．13)

　　徐铸成：在文汇报内部提出了办“反对派”报纸的四条纲领：1、不写翻版文章，不做人民日报应声虫；2、不登应景文章；3、不登经验总结；4、不登地方指示。(光明8．8)

　　王中：认为新华日报所登的一条消息谈合作化后的农业合作社增加收入是大家知道的事，不是新闻，减少收入倒是新闻。这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就不必宣传，要写新闻就得从缺点中去找。(人民7．26)

　　陈铭德：新民晚报1953年改组以后，提出了恢复原有的传统风格和“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口号，报纸面目一新，销数扶摇直上，如果说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那么新闻工作者就是厨师；一个好的厨师做出来的食物，不但要有营养价值，并且要作到色、香、味俱全，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食欲，而色香味与营养也并不是矛盾的。一个报纸要替读者说出他们要说的话，不要板起面孔教训人，要站在读者这边，读者才能把报纸当作知心朋友。(光明5．17)

　　郑白涛(中国新闻社记者)：社会主义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他说，我的意见也可以说是同储安平有某些一样。因为各个报纸是在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唱对台戏并不损害社会主义。但是，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并不等于政治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人民做什么的时候，正如储安平所说，各地的报纸可以从地方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表社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这种唱对台戏对社会主是有好处的。达也是宪法所允许的。

　　社会主义报纸也是可以“小骂大帮忙”的。报纸既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上既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知识分子有牢骚，把这些牢骚反映出来、也不会动摇社会主义。文汇报反映知识分子的牢骚，形成“小骂大帮忙”，我认为是可以自由采用的。(北京6．25)

　　郑白涛(中国新闻社记者)：人民日报社论其他报纸不必转载，纽约时报社论美国别的报纸没有转载，也否认不了它的威信。今天报纸上的新闻是“组织出来的”，是“清一色”，“一面倒”。(光明6．25)

　　杨玉清(政法研究副总编辑)：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人民6．5)

　　王若望说：批评缺点的气氛“过去几乎没有”，因此报纸就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单调的片面性的报纸，现在指出我们缺点和错误的文章多起来了，这种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第一，群众喜欢看，连老工人也喜欢看，因为我们的报纸更接近真实了；第二，报纸公开批评我们的缺点，对改进工作，提高人民对政府、对党的监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人民8．16)

　　王若望说：“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太阳光明灿烂不是新闻，一定要指出太阳里有黑点，而且夸大黑点才算新闻”“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安定富裕不算新闻，一定要象俗语所谓‘豆窝里挑骨头’，找出个别缺粮户，加以渲染，才算新闻”。(人民8．16)

　　倪宏毅(旅大日报编辑)：旅大日报歌功颂德有余，反应群众呼声不足。象这次鸣放中带有尖角儿的意见，就被几个掌握政策的人磨平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旅大6．1)

　　许君远：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对老师，只有唯唯诺诺，对朋友才可以无话不谈。老师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大家在工作紧张之余，想松松脑筋而不可得。说坦白些，就是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了一道高墙。(文汇5．21)

　　郑白涛：认为我们报纸的新闻是“组织出来”的。整风以前，报上登的都是关于建设的报道，整风一开始，报上整版又都是整风消息，而客观事物并不都是这样。搞什么运动先登什么，这种清一色的报道很不够味。郑白涛谈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提到的区分是非的六大标准的时候说，这六大标准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在一些单位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可以把它作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护身符，因此问题是看怎样运用。另外，对于人民日报指出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前一时期一度走向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问题，郑白涛提出了怀疑。他说，文汇报登了知识分子的牢骚，是反映了不同的声音，我就喜欢看，愿意看。我认为这种声音也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声音(北京6．25)

　　许君远：目前同人办学校、同人办刊物的声音喊出来了，那么同人办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文汇5．21)

　　徐铸成：徐铸成在文汇报复刊(去年10月)的时候，就说文汇报过去是教条主义的牺牲品，文汇报复刊是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声称要把复刊后的文汇报办成一张超然独立的“同人报”。(光明8．8)

　　孙肇延(新晚报编辑室主任)：我们是在“大报沙文主义”和新闻垄断的局面下，搞了一些东西。他认为领导新晚报的机关太多，提出“民间办报”、“民间办通讯社”的问题。他还说：“社会风气方面，首先领导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宗派主义，这样，几年来的编写和报道工作也就这样习惯下来了。现在要想写一篇能反映自己思想的文字，反而感到很难下笔。”(天津7．12)

　　陈铭德(上海新民报副社长)：现在全国有几百家党报，但是非党的报纸仅有光明、大公、文汇、新闻、新民等五家。非党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非党报刊，能从各个方面反映出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就及早揭露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从而谋求解决之道。能多办几种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作家提倡办同人出版社，新闻界是否可以提倡办同人报纸呢?(新闻与出版6．10)

　　王中：王中根据“新闻事业是以搜集、发布新闻而谋生的事业”的定义，认为应该让私人办报。(文汇7．26)

　　王中：王中还用所谓“经济区域”论来根本上瓦解党委对报纸的领导。王中认为：报纸是不一定完全受行政区划限制的。因此，他主张把人民日报和现在的省委机关报变成工作报和“内部通报”，另成立所谓群众性的“经济区域”报。(文汇8．2)

　　王中：王中对于资产阶级新闻学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主张办“同人报”，有人问他：“办同人报，要不要获得党的支持?”他怎么回答呢?回答得真妙啊!他说：“不要，同人报有了党的支持，就失去了新闻的‘自由’了。”(解放8．8)

　　邹震(新华社记者)：为了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应该有更多的报纸、更多的通讯社；各民主党派有自己的讲坛，无党派人士也应当有自己的讲坛。(光明5．17)

　　邓季惺：应该把同人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可以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人民5．19)

　　顾执中：中宣部应该鼓励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办通讯社。(光明6．17)

　　赵琪(人民航运报)：提出了要办所谓“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他把党报说成到处是“机关所有制”的报纸，并说“机关所有制”的报纸有三大罪状：有些话不讲；有些话不敢讲；有些话不准讲等等。因此赵琪认为，机关报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办不下去了。(北京6．25)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对八年来的出版工作，一概否定。认为“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对外国的著作是“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不翻”，在他看来，只有三个字的结论：“缺”、“滥”、“慢”。他说“出版工作在‘二百’方针以前，是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的。”“我们长期看不出整个出版界的方向，只看到教条主义。”他毁谤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的领导，说出版工作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后更糟糕了。因此他主张把出版局砍掉，“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有关的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并且提倡办“同人出版社”。他反对出马列主义的书，他质问：“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光明7．13)

　　蓝钰(通俗出版社副总编辑)：今天出版工作“最根本问题，是方针问题、体制问题”。主要的矛盾在于“除掉国营而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大矛盾”就要“大整”，“改良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来个“根本改变”。他企图取消党和国家在出版工作中的领导，提出撤销“不能适应情况”的出版局，由出版界自治，成立出版协会，来整顿国营出版社，开放自由市场，也就是说，对国营出版社要“压缩一批，裁并一批”，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开一个口子”，恢复私营出版社，并且把新华书店的发行工作和书籍的评论工作等也交给出版协会领导。他要求党把领导权交出来，他说：“人家总觉得是你们共产党员办事，不如让别人也搞。”(人民8．3)

　　蓝钰(通俗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不能适应情况”，“可以撤销”。撤销以后，“可以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个‘出版委员会’，管两件事：(1)出版的方针政策；(2)出版社之间的关系。……要统一领导所有出版社，但又不要统死，只统方针政策和关系”。接着，他又说，“另外还要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人民8．11)

　　胡明：“宪法规定出版自由”，建议国家“用物质来保证”他们办同人出版社，“希望文化部能贯彻这一点”。(光明8．25)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