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刘绍棠(青年作者)：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表现在机械地为某一政策或某一方针的服务上，也并不是表现在根据宪法、党章和法律条文的创作上；它主要是表现在作品的阶级性，对人民的鼓舞作用以及对人民道德品质的美育作用上。也就是说表现在人类共产主义灵魂工程的建设作用上。要求文学艺术作品非常及时的为政策方针服务，其实是违反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的，存在决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它只有在生活中的事物已经发生和存在以后才能反映，也就是说，才能创作。而且文学艺术的创作，需要给作家认识生活(存在)，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生活(存在)的时间，需要给作家进行艺术形象的构思和创造的时间；因之，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必然落后于生活的发展的，那么文学艺术作品对生活的推动、鼓舞和指导作用表现在那里呢?前边已经说过，它主要表现在人类共产主义灵魂工程的建设作用上。

　　为了某些迫切需要的任务，根据政策方针去创作，……这并不符合艺术的正常规律的。(“文艺学习”57．5)

　　刘绍棠(青年作者)：教条主义的理论，只单方面强调作品的政治性，而抹煞作品的艺术功能；漠视复杂多彩的生活真实，闭着眼睛质问作家：“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机械地规定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之上更高一层的理想人物；为了教育意义，写英雄不应写缺点等等，诸如此类的戒条与规律式的理论。

　　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正统”的理论指导思想。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和约束下所产生的作品是很多很多的，但事实做出了最冷酷的判决。

　　我们几年来的文学创作，也使我们看到了教条主义的恶果。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生活内容的贫乏，艺术感染力的淡薄，尤其是表现在某些电影文学剧本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算小的悲剧。

　　这一切归纳起来，都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离开了现实主义古典大师的光辉传统。(“北京文艺”57、4月号)

　　刘绍棠(青年作者)：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文学创作长期服从于一定的政策方针，我们的作品艺术建筑比起思想建筑要差的多。

　　今天，我们艺术建筑的落后的现象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为消除艺术建筑的落后现象而斗争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了。(“文艺学习”57．5号)

　　刘绍棠(青年作者)：苏联的经验证明：当斯大林没有犯重大错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没有左右文学创作的时候，产生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士敏土”……那样残酷的广阔的反映人民生活和人民命运大变动的史诗和名著，但是后来，当只许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服务于抽象的政治宣传目的，而不去忠实于生活的真实，不去正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于是文学作品开始粉饰太平了。无冲突论风行了，后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起前二十年逊色多了。(“北京文艺”57．4月号)

　　刘绍棠(青年作者)：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因此，当时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必然表现在为政策条文服务上。……由于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有一定的时间性，由于作家创作过程的匆忙和短促，所以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一般很差，思想性也具有很大局限性，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的艺术生命是不长的。能够保存下来的是不多的。(“文艺学习”57．5期)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他厌恶谈艺术为政治服务，说“不管什么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感动人的就是好影片。”(人民9．19)

　　王若望(“文艺月报”主编)：他对工人文艺爱好者说，“你们的作品为什么会一写出来就干巴巴呢，那就是因为你们的脑子里有许多“鬼怪”在作祟，什么政策啦、理论啦，一个一个的框框都把你们框死了。所以政策啦、理论啦都抛开，不必去管它，它是它的政策，你写你的作品……”(文汇8．9)

　　陈涌(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近几年陈涌到处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在这个口号下，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和艺术的真实，颠倒艺术和政治两个标准的划分，以为有了艺术的真实就有了政治。……他说“我们也存在着把政治和艺术完全分离开来观察文艺创作的现象，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作僵死的形而上学的了解，看不到政治与艺术一致是对于文艺创作的经常要求，看不到政治和艺术之间的生动的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又说“许久以来教条主义、庸俗的机械论便是我们的主要倾向”，“庸俗机械论观点在批判胡风集团当中有了发展。”又说“在现在，强调艺术的真实，着重的指出艺术的真实性包含着思想性这个观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认为“在艺术上是真实的作品，它便至少在客观上能够教育群众，能够帮助群众认识现实生活的面貌和动向，因而便有助于先进的阶级。”而且引出果戈里等人强调作家虽然站在反动立场也能写出思想好的作品，强调作品的客观和作家主观的矛盾。……他认为“我们有时反对脱离政治倾向，反对到了盲目的程度”。提出了和“反对脱离政治的倾向”相对立的“反对脱离艺术的倾向”的口号。他说：“把业务搞好了也就是政治。”(摘自“文艺报”57．23号)

　　蓝芒(青年作者)他向业余青年作家宣称：“文艺主要不是为了教育人民，而是给人民一种享受”，以否定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文艺报”57．22期)

　　吕班(长影导演)他反对喜剧为政治服务和喜剧创作的工农兵方向，他说：“喜剧就是为了让人笑一笑。”(人民8．20)

　　王化南、郭墟(沈阳文联正、副主任)：领导上对文艺的特性是缺乏研究的，对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是缺乏知识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简单地要求文艺配合运动，配合生产，配合领导意图。否则就冠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罪名。不了解文学艺术创作的典型化，形象化与一般宣传鼓动的区别，不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概括的区别，不了解创作方法与政治立场的区别等等。因此，使得不少作家、艺术家抛开了现实生活中的艰难、矛盾，而走了轻车熟路，出现了标准化概念化的作品。(沈阳6．1)

　　康德等(民盟长沙文教界右派集团)：他们公开篡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说什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对；应该是艺术第一，至少艺术与政治平行”。(人民8．7)

　　金浪(美术工作者)：政治是教条，政治扼杀艺术，搞艺术的人被政治整死了。(人民8．3)

　　寇文雍(四川南充蚕桑学校教师)：只要有艺术性，不要政治性也可以。(人民9．10)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艺术要么使人哭，要么使人乐，不能感动人叫什么艺术呢?为了感动人甚至我觉得宁肯不要什么思想性。(光明10．14)

　　吕班(长影导演)：他认为喜剧是不应该注意“思想性”、“教育意义”的，观众也不会“咬牙切齿地，自始至终板起面孔”去看喜剧。(光明10．14)

　　刘绍棠(青年作者)：提高，当然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一齐提高，但是文学艺术的思想性，是要通过艺术形象的完成去实现的，因此，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北京5．19)

　　陈子君(中国少年报文艺组组长)：他妄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教育人民是片面的。”“我认为批评标准：政治第一就值得怀疑。”(“文艺报”57．22期)

　　刘绍棠(青年作者)：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也是不能容许本末倒置的……但是……这决不是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那样，认为衡量政治标准——亦即衡量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只是决定于作品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否。……思想性(政治性)不通过艺术形象去完成，是根本不存在的。(“文艺学习”57．5号)

　　王化南、郭墟(沈阳市文联正、副主任)：对一篇文艺作品，不是从内容上具体分析，而是一下子就考虑到作者的立场、倾向，来个政治鉴定，戴顶大帽子，使作者缩手缩脚。(辽宁8．15)

　　梅朵(文汇报记者)：他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否定“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他要求的是把这个原则改变为“艺术标准第一”，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在强调艺术的宣传作用时，忘记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他认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许多创作都是“从抽象化了的政策条文出发，把它变成一种框框，用来观察表现生活。合于框框的则留之，不合于框框的则去之”。于是我们的作品都成为“千篇一律”了。据说，这都是由于忘记了艺术的原故。(文汇5．33)

　　冯雪峰(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以“画室”的笔名发表在1946年1月的新华日报副刊上的“题外的话”。他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他说，“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人民5．24)

　　方家章(北京航空工业学校语文教师)：他说一件作品的好坏，应该是艺术性占90％，思想性占10％。他利用青年学生缺乏知识，说“你看齐白石的画，都是花、草、虫、鸟，思想性在哪?但因艺术性很高，所以被人推崇”“只要有技巧，那怕是反动的世界观，也能写出不朽的作品来，例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虽然他们的世界观是反动的，但是他们忠于生活，终于写出为人民所喜爱的伟大作品，这你又怎样解释呢”?并说“只要有学问谁也管不着”。(中青9．17)。

　　王化南(沈阳市文联主任)：我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要做教条主义的理解，有人认为为生产服务，就必须在生产上见效，就加以各种限制，这就是教条主义。如果要求业余文艺活动必须配合生产、配合中心，演生产剧，跳生产舞，就会使文艺枯萎和衰退，工人对这种做法厌倦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生产的人服务，而不是为生产过程服务。……要打破业余艺术活动上的各种清规戒律，工会必须大力反对这些为生产服务的机械的错误的理解。(沈阳9．3)

　　许杰(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主张“不一定要和工农兵结合”，也就是不一定要为工农兵服务。(文汇7．20)

　　刘绍棠(青年作者)：在今天，我认为应该是以提高为主了。这不是谁主观地提出要提高，而是人民要求提高，因为人民已经不满足“小放牛”和“人、手、口、刀、牛、羊、”了。(“文艺学习”57．5号)

　　刘绍棠(青年作者)：为工农服务的文艺方向，坚决不能动摇，但是，由于阶级关系的转化，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已经属于工人阶级，所以今天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也就是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服务。(“文艺学习”57．5号)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工农兵”电影，至今还是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事情，而其含义又是十分暧昧。它可以解释做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也可以解释做电影只能描写工农兵，但按其实践效果检验，它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其所以是教条主义的，便在于它把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指示僵纪了，并且作了错误的解释；其所以是宗派主义的，便在于它企图以此去分别中国过去的电影，把那些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电影”，把那些影片统称为“消极片”!(“新华半月刊”57．5号)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这就找到检验问题的标准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同时就暴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

　　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群对立起来；绝不可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新华半月刊”57．5号)

　　刘绍棠(青年作者)：我们不能因为题材有主从之分，就得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结论，认为“从”的题材的写作，就没有“主”的题材的写作有价值。(“文艺学习”57．5号)

　　陈子君(中国少年组文艺组组长)：文艺老写工农兵没什么意思。(“文艺报”57．22期)

　　谷秀云(文艺工作者)：攻击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认为文艺为工人服务是“经不起推敲的”。(人民7．29)

　　许杰(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他常常宣传着一个中心命题，那就是他的文学论基础：“文艺为人生”，有时候又叫“真实的人生的反映”，有时候又强调“生活的实践”，“生活的态度”等等。他说：“文学离不了人生，文学也就是人生的表现了”。他所谓的人生是指什么呢?他说“人生就是人生”，“文艺就是文艺”，正如“人就是人”一样。显然，许杰所谓人的“人生”是抽象的，没有社会内容的，其实骨子里是提倡“以个人为主体”“超阶级的人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文汇7．20)

　　陈涌(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工作的特殊性问题：陈涌强调文艺工作的特殊性，强调到不应该有的程度。……他强烈反对行政工作也要动脑筋的说法，他认为行政工作象鞋匠的劳动一样，是简单劳动，而研究工作才是复杂劳动。他认为研究工作是很特殊的工作，反对什么组织纪律，反对到办公室上班，在青年人中，提倡“艾青式的工作方式”。(摘自“文艺报”57．23号)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艺术创作必需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要“磨平”它。(“新华半月刊”57．5号)

　　蓝芒(青年作者)：他提出作家要凭自己的“良心”和“正直”进行创作，他露骨的要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文艺自由。(“文艺报”57．22期)

　　张默生(川大中文系主任)“诗无达诂”，一首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是让作者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诗也是如此。(四川9．29)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说文艺方面缺乏“自由空气”，“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文艺报”57．16期)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