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否认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张百生、黄振旅：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功于合作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沈阳6．10．)

　　张海涛(辽宁省水产供销公司办公室主任)：“都说合作社优越，我看就没有优越性，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所谓优越性还不是咱们说优越性就优越性。”“农民购买力的增加不是增加收入的结果，而是由于合作化后实行了五保，农民不攒钱了，过去农民卖粮买大洋存起来，现在农民有一个花一个，所以表现购买力增加。”(辽宁8．9．)

　　徐公振(沈阳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今天农业产量表面上说是增产了，实际上是不如过去。因为这种增产是扩大耕地面积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单位面积产量实际上是减产了。不仅如此，农业产品的质量更坏，他还说，汉朝的一颗米粒比现在的一颗米粒要大几倍。(沈阳6．25．)

　　申玉林(沈阳人委会计划科员)：

　　申玉林说，几年来农业增产的数字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我们几年来农业增产的数字是没有根据的。就拿我们原来的市郊几年来的农业增产情况来看，我们粮食产量是由1949年为基数的，我们原市郊1946年粮食总产量是二十八万吨，到1956年粮食总产量上升到四十一——四十二万吨，我认为这个增长数字是无凭查考的，请问一问我们原市郊那些领导干部这个不断地增长的数字，我们是采取了什么措施促使的？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例如1954年购粮，把口粮都购去了，结果销量快赶上了购粮的数字了。这就暴露粮食总产量的问题，这就可以说明粮食增产数字和实际产量有很大差别的，在我们全国也是如此。我们党中央颁布的购粮政策是购余粮而不是购农民的口粮。党中央是根据什么确定的购粮任务数字？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是购着农民的口粮了，恐怕这就暴露出全国粮食的总产量是否实际的问题。

　　申玉林说：85％社员增加收入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1956年85％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和实际有很悬殊的差别的。我从这方面具体的了解一些合作社，经我了解一些合作社可以说多数是不好的，如沈阳县地区的社，赵宝那个村的社是比较好的社，和1955年来比还是差一些，是没有增产的，道义屯村合作社，据乡里说有60％以上都增加了收入，其实能有60％的社员减产。在新民县、铁岭县每分挣八分多钱的社是不少的。就拿我们市郊来说有90％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这个数字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问题就更大了。欺骗党中央，坑害了群众。(沈阳7．15．)

　　申玉林：农业合作化没有高潮，而是人为的高潮，农民入社是强迫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社增产是虚假的，社员增加收入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工农联盟有很大距离，认为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农民高的很多。他还说：我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搞大民主。(辽宁7．18．)

　　申玉林(沈阳人委会计划科员)：农民入社后，社员普遍不爱护公共财产，社员积极性不高

　　农业合作化以后，社员普遍不爱护公共财产，特别突出表现在牲口瘦弱、死亡等严重。如果他们要真正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的话，我想情况是一定会比现在强的。

　　从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不高的，相反的社员积极性低落了。我举出这样几个事实情况，1956年打场普遍完成的晚，一般的社都是打到12月末才打完场，这是比历年都晚的。主要是，社员生产消极，在打场时为数不少的地区，几十几十的社员下去打场，小罢工。(沈阳7．15．)

　　张百生、黄振旅：农民组织起来以后，有些农民反而比单干的情绪还低了。(沈阳6．11．)

　　刘廷信(沈阳苏家屯区委生产合作部干事)：“生产不象过去单干那样积极了，过去单干地里很少有草，现在不仅有草，而且连打下的粮食和收入来的蔬菜都糟塌了”。

　　“合作化后农业没增产”，“农民生产提高是个别的”“现在没有什么积累，不如过去可以存钱买地、买房子”(辽宁8．9．)

　　吴景达(沈阳文史研究馆)：他说：现在的合作社是，“人人痛恨，人人叫骂”。又说：农民参加合作社后抱着“磨洋工”的态度，“日高始起，日未落即停工”。他又说：合作化后农民生活不是提高了，而是“提低”了，甚至三两油都买不起。(沈阳6．17．)

　　李景汉(中国人大教授)“合作社不自由，这个不自由的含意是可以体会而难以言传的。……例如有的社员需搞点家庭副业，说不定会招来批评、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和自发的帽子。……有点儿富裕钱的社员，往往被动员“自觉自愿”投了资，可是有的却在背地里都囊着”。“有人感觉自入社以来，一年到头得不到能够完全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时需要办点家里的私事，也找不出时间来处理，长时期的紧张的劳动和不时的突击任务，真够呛的……使我发生了一种感想：人们认为过去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天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是不是欠妥”。(人民8．18．)

　　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副主委)“政府不关心渔民生活，渔民得不到一个钱的渔贷”；“渔业生产社没有优越性，合作社摇摇欲坠。”“海南区的水产部不是刺激渔民发展生产，而是打击渔民的生产情绪”，以至“遗宝于地”，渔民“望洋兴叹”，“生活比农民更苦”。(南方8．12．)

　　徐公振(沈阳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不过也曾听到似乎很普遍的现象，譬如土地比过去硗瘠了；单位产量比过去下降了；畜力减少了；牲口瘦弱了；这些矛盾，常因干部报喜而不报忧，领导喜欢听成就而不喜欢听缺点遭到一定的隔绝。(辽宁5．7．)

　　李景汉：由于合作社内“每人都挣工分”，由于合作社有“五保”制度，因此“老年人有越来越被轻视而不被家庭照顾的趋势”。他还反对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这原是个正常的、可喜的现象)，但他认为这样作的结果，“家庭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改变了。有的家庭变为旅馆式的家庭了”，并且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社会问题”。(北京8．17．)

　　曹任远(北京工业学院教授)市场上的鸡蛋多了，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不好好收割庄稼，撒了满地粮食，鸡才有粮食吃的缘故。(人民8．9．)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