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企图取消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权，主张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陈仁炳(民盟中央委员)：他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说成是“一张桌子四条腿”。(解放6．15)

　　柳堤(辽宁省民政厅)：“工人没有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所能想到的也仅仅不过是能多赚些钱，使自己和自己能顾及到的人们生活得更富裕一些罢了。怎么能说工人阶级是有远大前途的呢?”(辽宁8．9．)

　　柳堤：“共产党仅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就不能不成为宗派主义的党，对人民也就不能不在有些地方表现不够公正；共产党不代表全人类就会使社会僵化。”(辽宁8．7．)

　　王乃观(中国科学院)：“如果要真正的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去服从小资产阶级?”(人民8．12)

　　蓝廷雨(天主教神父)：中国共产党既是负有领导全中国的责任，它就是属于人民的。所以中国人都可以自愿地参加共产党。中国人民人人都是共产党员，也就没有党与非党的分歧了。将共产党党章按照宪法第三十一条六项的规定，好好调整一下，应如别派党章，许可人人参加，消除不平等的限制。如信神者与不信神者参加共产党一律许可，天主教可进可出。(河北6．12)

　　刘波(旅大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室主任)：“从具体现象上，看不出我们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人还是“劳苦”群众，到乡下也看不出有什么变样”。(辽宁8．15)

　　徐公振(沈阳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共产党不一定是工人阶级政党，党中央委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只有陈云是个排字工人，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又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员很少是工人，大多数是牧人”。(沈阳7．4．)

　　于尔壬(沈阳农学院助教)他把我们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贬成为一钱不值的“没有什么先进性的阶级”“党的基层组织不可以相信”、“即使党的组织可以相信，但党的领导人却不可以相信”。(沈阳10．24)

　　孙大雨(复旦大学)：“无产阶级一无所知，共产党没有知识分子，既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领导建设”。(人民8．22)

　　毕鸣岐(工商联天津主委)：“工农联盟”不如“资农联盟”。(光明7．18)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指当时中共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中国青年57．7．9)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今年4月他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曾说：“解放前我和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是平居的，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积极性实在是不高的，因此，我几年来对交通部的工作是很消极的。”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章伯钧是对抗党的领导的。他在交通部还经常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说：“共产党员是没有什么本领的，他们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的。”(光明6．19)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有意中伤和极端恶劣地歪曲了党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关系，他说：“我作交通部长，我和我的警卫员的关系是：就我是交通部长说，我是领导他的；但是就党的关系来说，他却领导我了”。(光明日报7．30)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在政府系统里，一切单位都属于行政范围，应由行政来领导。部的一切工作应由部长决定。党组不能单独决定问题。”(工人7．20)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人民5．23)

　　黄心平(天津女三中教员)：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关于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票，为人民服务。(天津5．27)

　　黄心平(天津女三中教员)：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共同目标都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而将来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劳动知识分子利益的政党。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步就建成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不同的步骤逐渐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要施行许多的政策和措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个的问题，克服一个个的矛盾，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就由各个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策(以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准则)，看是由那个党派的政策更能全面的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就会投代表人民最高利益政党的一票。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刺激各个政党不断的修改自己的政策，更能完满的全面的来反映人民的最高利益。

　　我所主张的竞选，决非资本主义的互相谩骂，而是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策来，互相的展开批评(决非谩骂)，互相揭露对方在工作中的缺点，迫使对方改进工作，如果一个政党要取得人民的信任，获得政权，就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从而制订出全面的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政策来。(天津日报57．6．23)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这次整风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都来挑起国家这个担子，把它挑到社会主义去”。(光明7．14)

　　王存心(北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过“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承认”?

　　(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有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进行行政工作时，应以国家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为依据。也不需要强迫每一个公民承认，共产党只能争取人民群众接受它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它的领导一定要服从。党领导得好，人民群众自动会接受，领导得不好，人民群众要起来反对也难免的，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3)共产党给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事实证明党员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已经泛滥得很厉害，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为什么共产党会出这许多毛病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是非法的，由第二种领导(教育性的)跨进了第一种领导(行政性的)。由于现有政权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一贯的以领导者自居，不肯充分发扬民主，以致共产党作了好多好事的同时也犯了好多不应有的错误。

　　柳堤(辽宁省民政厅)：“宪法规定工人阶级领导是不现实的，仅仅是概念上的东西，我是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辽宁8．9)

　　陈传忠(沈阳冶炼厂技术员)：“在宋朝末年没有共产党，人民也没有卖国，还出现了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沈阳9．16)

　　柳堤：(辽宁省民政厅)：“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根本不必要领导与被领导和专政的区别。”(辽宁8．9)

　　刘忠侯(沈阳矿山机械厂)：“党是搞革命的，现在成功了，应该取消党”。(辽宁8．13)

　　彭达：(监察部第二司副司长)：“谁的意见正确，谁就是领导。”“如果领导上不采纳你的意见时，你可以在下边组织酝酿，造成群众舆论、迫使领导上采纳你的意见”。干部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人民8．24)

　　杨玉清(政法研究副总编辑)：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种条件不够为借口，被一脚踢开，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关。(人民6．5)

　　李汉中(广州林业厅副厅长)：过去由于中共党员人数少，党政策水平还不高，非党人士政策水平也低，在机关中建立中共党组以保证和实现党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党员人数在机关中的比重大了，党团员和非党人士政策水平都有一定程度提高，因而党组是否还需要，是值得考虑的。它的副作用：一方面由于党组的存在，形成了党政不分，人民委员会布置的工作少，党委布置的工作多，另一方面，由于党组和业务部门结合得不够，因不了解情况，决定的事情往往和实际不符合。(南方57．6．6)

　　吴祖光(剧作家)：领导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甚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必然接踵而来。(“戏剧报”11期)

　　黄继忠(北京大学讲师)：年轻党员不宜做领导工作，不如回到业务单位做点实际工作

　　此外，我想谈谈年轻党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我们系里有的老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总说能领导，毫无问题。我个人则认为大有问题。这些年轻人(主要是党团员)与老年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年轻党员领导的直接后果。首先，这种领导关系不自然。拿我们系来说，这几年来党员系秘书、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们大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毕业前受先生们的教诲，对老师很尊敬，一毕业就大模大样对系主任及全系教师摆出一副领导面孔，这怎能自然呢?他们无论在业务、经验、常识哪一方面都不如先生们，即使在政治觉悟方面高得也极有限，只是比大家先走一步而已。结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双方都感到别扭，工作不易做好。第二，年轻人居高位易助长青年得志，目中无人的官僚作风。第三、年轻得志还会助长不知艰苦，不肯老老实实去钻本门业务的歪风。凡此种种说明年轻党员居领地位不但工作不易搞好，就是对他自己也是一种害处。为了爱护年轻的共产党员，不如叫他们回到自己的业务单位上老老实实地去刻苦钻研，做点实际工作。(摘自5月29日“北京日报”)

　　周大觉(北京航空学院助教)：为了“改造”他所谓的领导者阶级提出以下几点办法：

　　(1)为了不使一部分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领导地位，应该由整个企业的生产者不脱离领导及管理企业，除了企业首长(厂长或经理)外，不要有任何脱产干部。而且最好连企业首长也采取竞选办法。

　　(2)组织工人委员会，把领导及管理企业的全权交给工人委员会，不受国家及任何上级领导。

　　(3)为了不使领导者阶级或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必须不许组织企业之间任何联盟。

　　(4)最后，他认为所以会形成“领导者阶级”关键在于党对经济的领导，因此他提出党的领导逐渐退出生产体系的口号。(北京7．11)

　　周立(艺术工作者)：党只“管”党员，不要“管”非党员。(沈阳9．30)

　　杨子恒(民盟甘肃省主委)：党的领导好比是坐汽车的，坐汽车不一定要开汽车，有些党员一定要开，结果撞了车。(光明7．13)

　　庞文会(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党的领导是“好乱成性”，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说党是“用势压人”。(人民8．14)

　　李梧龄(复旦大学物理系助教)：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宪法上规定共产党的领导，我就反对。(光明8．20)

　　方家章(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教师)：他说党员有缺点，等于党组织不好，党组织不好，等于整个党不好，整个党不好，人民就要起来推翻。(中青报9．17)

　　钱钟毅(同济大学教授)：共产党不是三大主义的问题，而是没有能力领导的问题。没有能力领导就该下台滚蛋。(光明8．20)

　　谢抱真(庆州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员)：“如果共产党不好好解决矛盾，人民反起来就会象蒙古人统治时期杀色目人一样，通通杀光。”又说：“历史上几千年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没有亡”。(人民8．7)

　　王安玉：(唐山纱布业成记门市部经理)共产党是：“讲理不说理”的统治者，党领导的中国是：“一场大旱灾”“死气沉沉”，并扬言：“共产党长不了，国民党回来了我送给每人一口猪。”(中青9．7．)

## 叶叔平、罗少玉(中学教员)：共产党支部应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人民7．8)

　　林裕苍(运输副总站长)：“中国要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并不一定非共产党领导不可”(人民7．8)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执政党的地位应该弄清楚，执政党就是政党，不能代表一切。我相信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是少数的，是极少数的，我本人也不反对。但是领导含义要清楚，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反对。执政党应该是在人民监督之下的，这样，如果有破坏宪法的行为，人民会看得很清楚，不致让它蒙蔽起来。(旅大6．6)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党员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学习马列主义也领会的慢。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即立场稳，有革命的经验，但现在是建设，过去革命的一套许多用不着了，需要新的知识了。按照唯才是用的原则，势必要把革命有功的人撤下一些。但功劳要酬，恩要报。怎么酬呢报?国家可以拨一笔经费，作为革命酬劳费。同时还按他们的工作给与党外一样的应得的工资。如果有领袖欲怎么办?可以给他们设虚衔，但不管事。总之，不能象现在，不称职的，只凭党员当官，而且甚么都管。办事的人就要称职，就要有职有权。

　　有人说不会可以学，可以钻，一年不会两年，两年不会三年。我赞成。但是不能在不称职的岗位上钻(能力差不多的还行)，可以到学校里钻或在称职的岗位上钻，钻好了再来干，再提升。否则，就不仅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而且一定会产生不懂装懂的现象，使别人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试想：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甚至没有大学程度的当系主任怎么能行呢?九一八以前我在沈阳第一高中当校长，教员全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那有象现在这种情形：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过不多日子又当起教导主任、校长来了!(辽宁6．2)

　　曲北韦(民盟青岛市委委员)：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劳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湖北6．23)

　　刘地生(南京大学讲师)：消灭三大主义的根本办法，在于消灭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那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

　　首先，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反映)。因此要消灭三大主义。必须首先消灭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多数人仅供听命和驱使的现象。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这才能逐渐根绝三大主义。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某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人民6．22)

　　沈履君(华东纺织工学院教员)：说：“共产党没有了，三大主义也没有了。”(人民8．30)

　　杜迈之(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难道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文汇7．4)

　　王乐亭(北京中医院医师，农工党员)：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不好也可以打倒，国民党都给打走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北京8．6)

　　吕冕(云南锡业公司副经理)要求共产党“交出决定问题的大权”(人民8．7)

　　陈涌(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行政工作(指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不产生价值，和鞋匠的劳动一样是简单的劳动。(“文艺报”23期)

　　陈达：(劳动部劳动干校付校长)：“部里的领导分层，每层都要党员负责。这种领导仿佛是下棋的方式。被领导的人好象是棋子，党员说一下，他们动一下，党员不说，他们也不动。下棋的错了，别人也跟着错了。这种领导方式对于工作，对于提高干部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

　　白国贤、黄观生(中央音乐学院马列主义教员)：党的领导与民主不相容，(天津8．4)

　　张百生、黄振旅：“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这在全国人口中不过占百分之二弱；全国六万万人就要当百分之二的人的顺民，这是什么原则？”(辽宁6．11)

　　戴煌(新华社记者)：“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人民8．8)

　　李伯球(中国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有些共产党员机械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原则，以此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特别是有些党员依靠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威信来行使他的特权，他说，这些情况是很严重的。他认为有这种特权思想的人，忘记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忘记了人民民主制度，特权思想是宗派主义最深的根源。(文汇报5．14)

　　马哲民：“三大主义的根源是党委制。”(光明6．23)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秘书长)：“……宗派主义不仅是个别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而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制度上也有值得探讨之处。”(辽宁6．9)

　　平福增(苏北农学院副教授)说：“官僚主义是土墙，主观主义是砖头墙，宗派主义是铜墙铁壁，这道墙最难攻。”(新华6．11)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你既然是总编辑，就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迁就党员，你这样迁就的态度是自由主义。”(人民7．2)

　　刘昌信(南京第四医院付院长)：我觉得要拆墙填沟，应当首先把中国近代史作个正确的分析，国共分家是那些人的责任，共产党当日的发展条件何在，对参加革命后的旧知识分子使用和看待要重新检查一下。”“国共第一次分家我认为是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国民党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关于共产党的发展，基本上是马列主义基础和共产党艰苦奋斗，流血流汗取得的，但也不要忘掉当时的社会条件，如统一战线鱿促进了共产党的发展，这一点很多共产党员是不了解的。”(新华6．13．14)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宗派主义，我给他个名叫党权主义。党权主义一犯，别的主义就都犯了。一个党员独断专行，就必然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今天党是执政党，不应再分家，应该一视同仁现在把民主党派看成是客人。共产党的培养对象是工农兵，知识分子入党不容易。”(沈阳日报5．28)

　　黄沙：(新观察编辑部人员)：“党干涉人的生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农民吃猪肉都要干涉；甚至你在想什么也要干涉，象鬼魂附在身上”。(光明7．26)

　　舒军、李康(民盟重庆市委)“……宗派主义之所以普遍产生，是因为宣传马列主义犯了错误，“抹煞”了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作用……”(文汇7．12)

　　肖定光(铁道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我看现在的共产党，什么主义都有，没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人民不要这样的领导，人民不要这样的党，可以打倒这种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说法，太客气了点，过去没有共产党也有中国”。(光明8．17)

　　张银：(辽宁省金融工会宣传干部、团员)：“国家机关是由国家领导，不是党的机关不应是党来领导，要党来领导这是宗派主义”。(辽宁8．25)

　　伍俊卿(鞍钢劳动工资处测定科测定员)：他污蔑党的领导“一团糟”主张“工厂采用工厂委员会的管理制度，党委会从工厂里撤出去。”(辽宁8．3)

　　李德元(鞍山技术员)：我希望他们做个名符其实自享其劳的领导干部，能力不够的，应该自动下马，让能胜任的同志来担任，不应该偏重于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中国是人民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人民所热爱的社会，并不是属于某一个党派或其一个团体所有的。(鞍山6．13)

　　钱伟长(清华大学付校长)：“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足，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导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人民5．17)

　　许凌青：这几年来，所有制虽然已经改变了，但还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是党的所有制，合作社都由党员主持，确实不能说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因此，在经济上要扩大所有制，要民主办社，以社员为主。(河南5．29)

　　伍俊卿(鞍钢劳动工资处测定科测定员)：“共产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党的领导作用不需要也不能用法律规定”；“我的意见就是要共产党和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地缩小”。(青年报8．7)

　　伍俊卿：“不要一党专政而要多党共政”。他扬言“我还会自己着手来组织一个政党”，并且拟定了政纲，定名为“共产民主党”。(青年报8．7)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怎么拆墙?现在共产党提出整风，这能不能把墙完全拆掉呢?我说能奏一时之效，运动象一阵风过去了，难免旧病复发。再说还要有新党员入党，他们连整风也没赶上，仍不免倚势凌人!因为入了党就有了权，权党不分。

　　现在无论什么机关都有党、有团，不仅有党，而且党一切都说了算。党和权不分了，有党就有权，有权的人多半是党员。有的机关制度上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但事实上还是党说了算。有的实行党政工青共同领导，假如仅仅行政是非党员，也只占四分之一，实际还是党说了算。一切有职有权的领导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没有能力、干不了也干，只有大学教授、工程师之类共产党员实在无法干的事才叫非党人士干，干得还不愉快。党掌握了政权，就有人会想：我是党员，我就该有权，把他个人、党和权看成三位一体了。这就是宗派主义为害最大的根源。因此，必须把党、权和个人三者分开，叫党不能干涉行政事务。必须改变这种根本制度。(辽宁6．2)

　　杜镇远(铁道部参事室参事)：他主张共产党员中“年老的、文化低的、体力弱的自请退休；有劳动力、文化低的，自请退款入学；有文化、有能力而薪级较高的自动请求降级减薪”。(光明8．23)

　　谭惕吾(民革中央委员)：“党直接指挥党员，会把国家搞乱了。她认为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她认为不应该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她强调说，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人民6．6)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人民5．23)

　　章乃器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辩是非，把明辩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益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但也很困难的。……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人民5．9)

　　章伯钧说：“有人说职、责、权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人民5．9)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党员参加民主党派的工作为专制王朝稍有大脑的政治家所不取。”(人民7．15)

　　章伯钧(民盟付主席、交通部长)1957年，章伯钧即提出中国要搞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他的这一套想法和作法，很受马歇尔的重视。(光明7．13)

　　梁中康(九三学社社员)建议把那些身为领导但不称职的党团员撤换下来，去掉党团员就是领导阶级的思想，主张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河南6．7)

　　胡宗翰(天津机电工业局工资处干部)：胡宗翰对天津女三中教员黄心平提出的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的反动主张，大加赞扬。他说：“黄心平的轮流执政问题可以考虑，可以在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里试一试，并且给他们权力、警察和法制，先在一个地方取得经验，再推广全国”。他说：“各民主党派应当提出和共产党不同的政治纲领”、“现在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他还说：“现在的选举不民主，应当实行资产阶级的竞选”。(天津8．11)

　　滕鸿涛(作家)：“共产党应该和其他民主党派划等号，不应该是领导关系。”(人民8．1)

　　彭清源说：(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有人说：“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象“花瓶”，是摆样子。每逢开什么大会，总看见民主党派的人挂着红条条，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在实际工作上却起不了作用。”我看这种反映是符合实际的。拿我们学校说，一些场面上都少不了我们，就是实际工作插不上手。例如评薪定级，领导上都最后确定了，才召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会，名为讨论，实际上是走形式。(光明5．4)

　　李靖国(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民盟为一个组织，不要怕，肃反听共产党指挥，难道整风(指党的整风——编者)还要听共产党的指挥吗?他还说过，共产党把不相称的人安排得比别人都高，共产党包办人事，希望民盟能“起作用”。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基层民盟组织可以不向基层党委组织汇报，也可以平起平坐。”(沈阳7．4)

　　程厚之：“党员干部来民盟工作，我们考虑也有些不便，必须立即与市委统战部说明白，讲清楚，别弄到木已成舟，就困难了!”(辽宁7．17)

　　钟启宇：“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只是一个牌位，民主党派批评共产党合乎口味的行，不合乎口味的可就不行了。”“今天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平起平坐，而是一党在朝，一党在野。”(辽宁7．17)

　　吴治成(民盟沈阳医学院第三支部的委员)：“党管的事太多了，盟又说了不算，权力小”，“中国地方大，共产党管不了许多，应交给民主党派一些权力，今天党在大原则上掌握就可以了，具体事情让民主党派多作”。(沈阳9．26)

　　金鸣盛：各民主党派可以自由不接受党的领导，退出党的领导。(新华6．15)

　　陈苏生(农工)：“国家好比一个家庭，共产党是老大，民主党派是老二、老三。老大是当家的。如果老大不进步，老二、老三也可以当家”。(北京7．31)

　　邓昊明：民主党派过去没有搞头，今后要实行多党执政制，有干头了(新华6．25)

　　施方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党与非党”的提法不妥当，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其他民主党派，把自己的“党”看成是“党”，把人家的“党”看成不是“党”，这是目空一切。(新华5．22)

　　李士豪(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民主党派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民9．6)

　　王邦济(吉林市人委办公厅)：要对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党应有意识的使社会上形成社会主义反对派。(吉林6．25)

　　范尧峰(民建中委)：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据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象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象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象把我们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人民5．22)

　　吴惟平(民革浙江省委)：现在有许多人，包括党内和党外的人，认为国家重大政策是可以争鸣的。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政策都是正确的，只是在实际执行中有毛病。这话直得考虑。象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难道所有的政策都是正确的吗?不可能的。当然有些政策是不可以争鸣的，例如抗美援朝之类的事情就不宜于争鸣。但是另一方面，任何最高决策机关，最有威信的领袖，都不能保证每一个政策都是正确的。如斯大林、匈牙利和王明，都曾犯过严重错误，造成严重损失，并使错误长期不纠正。造成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策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象我国的粮食政策，如果可以争鸣，就有好处，至少好处比坏处多。

　　重大政策的争鸣应该选择一定的场合和方式。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就是争鸣的最好的场所。过去人代和政协做了许多事情，但很不够。人代是最高权力机关，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政协的名称也说明它的性质和任务。可是历次人代和政协的会议(除了最近一次政协会议以外)发言中，很少接触到政府问题，特别是国家重大政策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民主党派过去所作的事情，几乎全是一些帮闲和打杂的事情，人民团体也是偏重于事务方面的。

　　可以考虑发行一种内部刊物，由领导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来主持。可暂时发行三万到五万份，要一视同仁地把各方面人物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都登出来，不要受限制。(浙江6．5)

　　丘克辉(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非常露骨的反共主张：第一、要求交通部党组要和民主党派制是协作方案；第二、主张在交通部可以有两种会议，一是行政的部务会议，二是咨询、建议、监督的协商会议，他阴谋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搬到交通部中去；第三、主张交通部的文教科学等等工作交给民主党派来掌管；第四、设立各民主党派联合办公室，以便和党唱对台戏，篡夺党的领导。(人民8．26)

　　李墨林(哈尔滨医学院付教授)：统一战线的名称应该考虑。现在大家都要一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是主人，再有一方面是统的，而另一方面是被统的，那就有主人有客人之分了。在字眼上是不合适的，因此，是否可以叫联络部。(黑龙江5．25)

　　张云汉(贵州省供销干部学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颁布的方针、政策，一贯的都是由中共中央拿出来，就拿在全国来执行。民主党派没有提意见的权利，民主党派只有奉法执行，如统购统销政策只是由中共中央提出后，民主党派没有参加讨论提意见就拿在全国执行，这是对民主党派的不尊重。(贵州6．21)

　　凌兆尧(湖南省参事)：建议各民主党派通统纳入共产党的范围，归党中央直辖领导，由多党制演化为一党制。理由很简单，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我们的是共产党，指导我们行动的是马列主义，还不是很自然的走向一致了，看不出有任何差别。说是各有它的阶层，平行的发展，不太需要了。(新湖南5．27)

　　郭昌华(华南农学院研究生)：对国家政策，过去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发表过反对的意见。这就是我国多党派国家的实质。(广州7．4)

　　费孝通(民盟中央常委)：“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造成。”(人民7．4)

　　刘斐(民革中委)：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当。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些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不然，整风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他说，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人民5．30)

　　马哲民(民盟湖北主委)：“为什么会形成以党代政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制度问题，牵涉政权的本质问题。”(长江6．21)

　　贺安(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人民代表大会是“半身不遂”，造成这种原因是我国存在“以党代政”而党委制就是以党代政的形式，以党代政发展到党员代政，党员说的话就算。这种病传染性很强，繁殖率高，死亡率少，不能终身免疫，潜伏期长，具有遗传性。(人民8．13)

　　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行政是虚线，党组是实线，”(人民9．28)

　　韩兆鹗(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他积极反对党的领导，说党是“以党代政”。“独断专行”。并说“特权思想响影党与非党的关系。”党的领导人员都是“缠就了的小脚放不开。”(人民8．16)

　　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意志，说了算。(中国人大争鸣参考资料)

　　范醒中(民盟济南省委副秘书长)：“以党代政”是思想问题，同时又是制度问题，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与党委制的领导不能相容。(大众6．7)

　　徐崇林(民建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在机关、企业、学校中，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现象相当普遍。我是重庆市民人委员会委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开会时很难发言。每次开会半天，讨论问题很多，这些会实际上是走过场。有些事情，做完了才在会上追认。有时党员委员不来开会，因为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党组早决定了，不来也没关系。我认为，从“设计”到“施工”，从“编导”到“彩排”，民主党派都应参加，这样非党人士才能搞好工作。

　　他又说：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很多党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看不到党外人士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怀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否恰当。重庆市有些工作也是党政联合发指示。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会给人以错觉，好象行政单独发的指示，就不是重要的工作。(人民5．26)

　　王鸿超(沈阳速成师专教员)：“共产党以党代政，以党代立法，以党代司法。”(沈阳9．8)

　　宋舒若(济南教师进修学院教师)：今天的民主运动，有两条途径。第一，保持“党高于政”“以党代政”。第二，改变“党高于政”“以党代政”。我想可以考虑第二种方式。一谈到这里，就有人害怕，好象谁要篡夺领导权。领导权是历史规定的，不必担心，党拥有一千多万党员，两千多万团员，加上绝大多数拥护社会主义的老百姓，完全有气魄来考虑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党高于政”总要多少促成三大主义的滋生。(济南6．12)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5．22)

　　高斌(西安师院副教授)：党包办了一切，以党代政的现象一旦不存在则缺点和错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西安6．11)

　　刘敬坤(南京大学讲师)：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我拥护外，其他方面我都有意见，都可以进行讨论。共产党的问题为何不能公之于国人?关于高等学校“党能不能领导”这句话我不懂，学校应由校委会领导，共产党在校只能起保证作用。以党代政，党委书记决定一切就办不好学校，否则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干什么?不会要什么党国就行了吗?现在是以党治国，党委们高官厚禄，如果这次整风失败了，我们真要做殖民地了。(新华6．22)

　　杨玉清(“政法研究”杂志副总编辑)：关于党政关系，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导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是这样作好不好。党还是应该通过党员来保证实现党的政策。他认为有人主张上面可以发联合指示，而同时又批评下面党政不分，这两者是矛盾的。他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人民5．30)

　　孟昭英(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九三社员)说：以党代政，有职无权是普遍现象，不是某个党员或某个单位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领导在过去是必要的，因为那时群众觉悟低，如抗美援朝，当时大概有很多人和他一样，是反对的，所以过去群众是不能参与决策、规划等工作。他说，经过教育，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于是旧的领导方法就与新的情况不相适应了。(北京5．22)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应当贯彻宪法的结社自由，允许成立一些新的民主党派，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活动，可以不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第一条。因为党派是独立的。(辽宁6．6)

　　沈志远(民盟中委)：“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政策方针的正确性去影响群众，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而不能单依靠组织措施来保证党的领导”(解放5．17)

　　贺安(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共产党“不要通过组织手段，而用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马列主义真理来领导”。他要共产党从“战斗司令部”的地位退居到“参谋总部”；他认为只有从梁山泊掌权的“宋江”变为出计献策的“吴用”，这才是“真正的领导。”。他说“解放前是党政时期，一九五六年前是训政时期，现在是宪政时期”；所以，实行他的方案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北京7．22)

　　于尔壬(沈阳农学院助教)主张共产党“只能搞宣传工作，而不应该做领导”，否则，共产党“就不是大公无私”。(沈阳10．24)

　　费孝通：“这几年旁旁观察，确实看得出一个倾向，好象不通过党员就不可能体现党的领导，因此不论任何机关都得放上一个党员”。(光明9．25)

　　李清国(东北财经学院)：…………“不是个别人的错误，我认为这是由于一个公式党的领导一定要通过党员的领导而产生的。”(财院整风快报7．24)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认为“党中央的政策、路线和理论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贯彻下来。各级组织层层打折扣，党的成员步步打埋伏。”他说“中央教育群众扩大民主生活……可是党的各级组织没有很好贯彻，这样就使党的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甚至背道而驰，这就造成党的组织本身陷于半瘫痪状态，使党和群众关系处于历史上深刻矛盾的境地”。(沈阳6．7)

　　汪长风(同济大学助教)：党的基层组织涣散、疲沓。是否基层作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有的呢?我是有怀疑的。党基层组织严重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把党章给予基层组织的任务全部扼杀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完全被教条主义所扼杀，已淹息。(解放6．17)

　　姚柱繁(黄河医院医生)：共产党的政策是英明的，但越到下边越不行，到农村就睁不开眼，有些干部活象土皇帝，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河南6．15)

　　刘竹溪(民主人士)：党中央颁布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却一层不如一层。特别是由于党对基层组织领导不够，个别基层组织有宗派主义情绪，正确执行政策就更困难。(新疆5．17)

　　谭惕吾(民革中委)：党直接指挥党员，会把国家搞乱了，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人民6．6)

　　（张百生、黄振旅(沈阳师范学院)：“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穷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沈阳6．10)）

　　张百生：“中央领导干部不好的可以流放。”(沈阳6．10)

　　黄振旅(沈阳师院)：我们怀疑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我想高饶可能是在重大政策方针上提出过与党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所以说主要错误在党中央。(沈阳6．11)

　　张百生、黄振旅(沈阳师范学院)：中央正确，地方大都正确，中央错了，全国就错了。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沈阳6．10)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共产党产生错误的根源，如果仅仅停留在思想上检查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样还不行的。应当有一种人民监督的制度，领导者再犯，人民有权利制止他，这种检查，首先应当从最高领导开始——我所说的最高领导是党中央。因为党中央犯了错误，危害性更大。党中央的领导思想是否有问题，我认为，党中央领导思想某些地方有僵硬化的表现，把一时一地的现象看成是永恒的，无往而不利的。(旅大6．5)

　　吴祖光(戏剧导演)：我觉得我们今后必需要把对中央的接近迷信的崇拜予以消灭。(戏剧报第11期)

　　戴煌(新华社记者)：“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习气。”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人民8．8)

　　梁汪汶(民革太原市委十四支部主席)：我们目前在对伟大人物这个问题上，理论和实际是不相符合的。我们从没有听到过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有什么缺点，也没有听说过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有什么缺点，而听到的只是英明伟大、歌功颂德。难道我们的导师和领袖都是超历史的人物吗?这就形成了一种“领袖无缺点观”。由于“领袖无缺点观”，形成了伟人的一切都是金科玉律，伟人的言论就是“经典”。和法律做对比，人们对待法律的思想基础是利害观点，人们对待经典的思想基础是思想信仰。思想信仰深入人心，其力量之大，远非利害观点的作用所可比。因此，经典的力量超过法律的力量。这就形成人们容易触动法律，法律也容易修改。但教条主义却打不倒，由于教条主义打不倒，人们在处理问题时就不愿或不敢独立思考，再加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成功，掌握了政权，胜而必骄，这就产生了三大主义。(山西6．12)

　　梁汪汶(民革太原十四支部主委)：关于我们领袖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向党提出了许多批评，难道在这些问题上党的领袖没有责任吗?有责任那就应当给予批评。(山西6．14)

　　肖作霖(民革武汉市常委)：“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北京来电话”。“中央没有指示，天下太平无事，中央一有号召，到处鸡飞狗跳”。(长江6．11)

　　王若望(“文艺月报”主编)：他把北京说成是官僚主义的产地，他的逻辑是“大人多，官儿多，官僚主义就集中”。(文汇8．10)

　　王光荧(冶金工业部有色局共青团员)：“今天不仅小官犯了错误，大官也犯错误了；党变了质，根儿在毛主席那里，应该挖掉这个根!”(中青8．30)

　　任永忠(沈阳医学院副教授)：三害的根源是唯心主义的滋长和蔓延，唯心主义在党内外都非常严重，来源于党内，特别是来源于党中央。我们标榜的是马列主义，而实际上贩卖的唯心主义。(沈阳6．12)

　　董七濂(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共产党的错误主要在上边，而不在下边，要追究责责，应首先追到中央。(人民7．31)

　　龙云(民革副主席)：他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人民7．31)

　　张信(大连工学院讲师)：“三害”的根源是出于下面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下面同志的水平不高，所以出了偏差。”他说：这话本身带来了迷信色彩。首先是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提就不恰当。人民爱戴毛主席是可以理解的，但斯大林的错误值得作为教训，毛主席应对这种提法加以干涉。其次，把这句话推论下去，各级机构都有领导总是正确的群众总是愚蠢的，那就是肯定了领导干部不需要向群众学习。据我看，这种说法就是“三害”的根源。因为真理既然永远为党和上级所垄断，领导干部自然就不需要信任群众，这就必然产生宗派主义；领导干部也一定独断独行，从而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既然上级是正确的，下级自然就不用脑子，这就产生了教条主义。总起来说，党的思想教育采取这种“权威论”的观点，结果是加深了内部的矛盾。(旅大6．8)

　　薛映晖(上海医师)：中共中央决定的整风运动并未打中要害，问题不在党员的三个主义，而是整个党风的问题；老实说下边的党员怪可怜，都是奉命办事的，自己又做不得主，出了毛病反而讲下面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其实都是上面造成的，要整先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整起。(解放7．16)

## 陈光(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科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应该归罪到旧社会。因旧社会已成过去，不能负责。中央在许多次运动中都号召反对这三个主义，但是总也反不掉……。再说，中央政策尽管规定得十分周密，下边发生了问题，错了，也是中央的责任，还是要追到这个根上去的。”(人民8．9)

　　杨玉清(“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他反对这种说法，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人民6．5)

　　潘益民(民革杭州市筹委)：问题包罗万象，整风从何整起?打个比方应该是：既不要秋香，也不要骂小姐，应当从老夫人整起。(杭州5．29)

　　马文鼎(青海省农林厅副厅长)：要整(风)就整大的，整小的没有意思。(人民8．6)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