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歪曲党的肃反政策，反对肃反斗争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马哲民(民盟中委)：“肃反运动实际上是把一些不是敌人的群众，也当作敌人来整。忽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与现行问题的区别，忽视反革命分子是有规格的。把发牢骚的人，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的逻辑。旧知识分子都有些自由思想，爱讲话，也都变成反革命嫌疑，斗了又斗。这样一来，就人人自危，自顾不暇，谁管还去斗反革命呢？”(长江6．21．)

　　韩文畦(民盟四川省委)：肃反是“大胆怀疑”，一团糟。(人民7．17．)

　　杜迈之(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把肃反运动说成是宗派纠纷。他说：“肃反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作法，我看不仅不恰当，而且令人寒心”，又说，由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特权思想所造成的缺点、错误，把非党知识分子的荣誉、尊严都扫倒了，智慧、良心遭到损害，积极性受到压抑。”他认为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谁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就是教条主义”。(光明8．23．)

　　王毅斋(河南副省长民盟中委)：他对镇反肃反成就也极力毁谤，说肃反是“滔天罪行”。在去年视察工作中，乘机活动，说杞县自己认识的人都镇压完了，肃反以后，一片死气沉沉。并且颠倒黑白地说：“全国千千万万的人，不仅受委曲，连头也抬不起来，早解决一天，他们少受一天罪。”他同情肃反对象说：“肃反遗留问题党不管，盟来管；盟不管谁解决？”(人民8．12．)

　　赵文璧(民盟)：“五反是炮轰民建，肃反是火烧民盟”，(工人7．20．)

　　杨清(民盟东北师大主委)：“在肃反时，一有人写材料，不经过调查研究就整起来”，他称这为“主观裁判权”。他把肃反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事，主张“不能专讲专政”。(人民8．23．)

　　孙大雨(复旦大学教授)：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当作反革命分子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文汇7．11．)

　　孙大雨(复旦大学教授)：肃反是肃革。(人民8．22．)

　　陆续(农工民主党)：“肃反”运动是“摧残精华”(人民8．15．)

　　傅圯(民进)：“肃反本是莫须有的是，就是领导上脑袋一热，看人家就是反革命。”“共产党为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不惜斗错人和乱斗一气。”(光明8．23．)

　　龙云(民革副主席)：“统购统销搞坏了，农民发出不满的呼声，人民生活困难，不满现状，而政府却说是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做的”。“政府负责人常说反革命分子很活动，但我们到农村视察，并看不见什么反革命活动”。(光明7．21．)

　　高炎(民革成员)：“惊心风雨大飘摇，肃反轻挥笔下刀”，他还用“三字狱”、“莫须有”，等字样把党比作谋杀民族英雄的秦桧。”(人民8．13．)

　　毕鸣岐(天津工商联主委)：对于在工商界进行“肃反”运动，毕鸣歧说，“工商业者都经过改造，那里来的反革命分子？”又说什么“肃反”比“五反”还难，“五反”有钱就可以交代过关。”(人民7．18．)

　　张百生、黄振旅：“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显然这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沈阳6．10．)

　　吕恩莱(东北财经学院讲师)“在肃反运动中，似乎有这样一个公式，反动程度与年龄成正比，好象青年教师是天生整人的，老年教师是天然被整的，实现了帝尧所发现的“多寿多辱”的规律”(财院整风快报7．16．)

　　吕恩莱(东北财经学院讲师)：肃反是“泛滥成灾”，骂肃反领导干部是“狗头军师”。(沈阳7．23．)

　　周传儒(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党的肃反政策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坏人，我院坏人没有捉到几个，好人却打了一大堆，捕的也大都放了。没掌握材料便进行动员恫吓……，但领导作总结却说是“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健康的，自欺欺人，市委都来向人家道歉，怎么还是搞得健康？”(沈阳7．19．)

　　楼正夏(本溪钢铁工业学校教员)：诬蔑肃反“私设监狱，私用刑询(讯)，非法搜捕、假公济私，屈陷良善、消灭人民、违犯宪法”的戏。“反革命分子是指定的”是“阴阳八卦算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反革命罪行)，计算方法是“一百个人里除去九十个好人，剩下的都是坏人”；又说坏人不足占人口百分之几，而是把“百分之二、三十都当成坏人了”，“除了思想要求进步的青年、聋子、哑吧这三种人，留下的就差不多都是坏人了；他把坏人分为三种，并说这三种人有个“统(通)病”，即“都是年龄较大且是从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或地主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说反革命分子本来没有什么罪恶，只是党叫人们一口咬定曾受过某人利用，曾拉拢他组织集团，企图夺取政权等等“硬给带上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说肃反干部和积极分子“白天晚上连着对某个人开斗争会，任凭你是铁罗汉，大概两天两夜也就糊里糊涂的招认了”；说被斗争的人“晚上被关起来，白天就用棍子押出去示众”，“象东狱庙的地岳差不多。”被斗的人要是不老实，“上去就是一顿拳头和脚尖，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也比不上他们威风。”后来领导上还特地奖给他们每人一条火棒。

　　他把严肃认真的作结论诬称为“带帽子”，说“根据人证物证，证实没有那回事(指反革命罪行)时，便成立一个小组专给做帽子，整整做了一年多；又说结论一改再改，改到后来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了，说实话就是一张废纸。他造谣说：“肃反结束后，开了个庆功大会，所有反革命分子均予降职降薪处分“而肃反人员”则根据功劳簿论功受赏，凡打虎得力人员，以及“起义反正”如悔过学专家等，各有升迁一级以致数级不等，于是肯定了成绩，大功告成。(辽宁8．29．)

　　范中鋆(沈师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首先要划清敌我界限。可是肃反中我校划错了界限。我校只有一个学生还是经公安局发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他还不是对象。肃反工作就全国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本校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沈阳5．24)

　　汪正尧(沈阳铁路管理局技术馆工务主任工程师)：“肃反是小题大作，草木皆兵”“打击面过宽”，“就是进行道歉也不能解决精神上的问题”。(辽报8．18．)

　　尹鲁(沈阳药学院讲师)：批评肃反是“株连九族，旁及无辜。”(沈阳6．7．)

　　李靖国(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肃反“没有忠良，道义荡然无存，党是用宗派主义在进行打击报复”(沈阳6．21．)

　　曾斯孔(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说肃反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是“借别人当成自己向上爬的梯子”(辽宁9．3．)

　　王琳(沈阳师专)：他给肃反工作下了十六字评语：“压制民主、破坏法制，摧残干部，迫害青年。”他并得出反动透顶的结论：反革命不能肃，越肃越多，只有消灭了革命才没有反革命。他还说，把反革命肃完了，党必然就成了“独夫”，就没有趣味了，就会寂寞了。(沈阳8．20．)

　　李耕(辽宁教员工会业务部长)：肃反是党员整群众。(辽宁8．25．)

## 龙大钧(东北财经学院)：肃反是迫害知识分子。(东北财经学院整风快报7．16．)

　　熊寿笙(东北财经学院)：“肃反是同志与同志之间的互咬，无反革命还咬我们的同志为反革命。我想到罗马时代历史学家波卢塔克谈到“模范”奴隶主卡东时说：“他经常想出一些办法使奴隶们互相争吵，因为他认为奴隶们彼此一致是危险的，他害怕这一点。”我们的队伍里似乎确是有卡东思想。”(财院整风快报7．16．)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在肃反上来看!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我们党的政策。但是在执行的人(党团居多)有些是违反了政策，强调大胆怀疑，看成草木皆兵，罪疑唯重，无情斗争，冤枉了不只是一个好人。不调查不研究，只要有一个人年龄大一些做事年限多一些，或者有人诬报一下，就认为是反动分子，在职的停了职而且传讯审判，变相施刑。到今年已经七年多了，还有很多没有结案，等于判决为无期嫌疑犯。这不知是学习那国法律。请调查统计公布一下这些含冤莫诉的人有多少？党团员占百分之几？这不是“不反亦肃有错不纠吗？”(沈阳7．1．)

　　王革生(沈阳师专教师)：领导有违法乱纪行为：在肃反中实行幽禁监视办法，强迫被斗者工作到晚间八点钟，偷拆信件，剥夺被斗者的政治权利不准学习，不准洗澡，监狱里对待犯人也至如此。(沈阳5．24．)

　　陈光(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科员)：肃反不是靠调查研究，而是凭印象。(人民8．9．)

　　陈光(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科员)：肃反运动中央有两套政策，明的一套和暗的一套，明的一套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暗的是大划拉，错了再说。(人民8．9．)

　　杜化(中共辽宁省政法工作部巡视员)：党中央在肃反问题上不实事求是，下边弄虚作假，共产党不光明磊落。(辽宁9．5．)

　　臧亦史(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肃反是政策一套作法一套。不是调查研究对证，而是根据主观怀疑乱斗。搜查是共产党玩弄职权。”(辽宁9．1．)

　　陈(此处一字打不出)(大连医学院讲师)：一个严肃的肃反运动，只按5％来搞，这样的领导未免太容易，只要能看懂上级指示，会二年的算术，就可领导肃反了。(旅大6．2．)

　　彭声汉(大连工学院讲师)：如果对“反革命分子”不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就应当取消“反革命”这个名词。(辽宁6．11．)

　　吴葆民(抚顺矿务局)：共产党把旧社会“不是搞革命的”都一律以反革命对待”肃反运动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铁血政策”，“欲加其罪，何患无词”；攻击肃反运动的群众路线是“法制不全”，是“以习惯办事”威胁在肃反中向他斗争的工人出身的人，说在伪满时你们“在井下挖煤，直接支援大东亚战争，那更是反革命”，污蔑采煤工人在“资敌方面的罪过”和他卖国的罪行差不多，只是“五步与百步之比”(辽宁9．18．)

　　程厚之：肃反纯粹是胡来，我的冤屈最大，共产党的错误不是一般的，是有指导思想的，非得挖根不可，不然还会害人的。(辽宁7．4．)

　　孙德芬(郑州大学报刊编辑)：肃反运动是政治上的错误。(河南6．4．)

　　薛映晖(上海医师)：污蔑肃反运动是“学生斗先生、子女斗父母”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人中间“在肃反中普遍斗错了。”(解放9．6．)

　　孔繁霨：肃反已是过去的了，死的已经死了，未解决的应该赶快解决。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那种精神上的刺激是很难忍受的，士可杀不可辱!当时乌乌鸦鸦一片，指名跳骂，心惊胆战，魂飞天外，亲戚不以为亲戚，朋友不以为朋友，学生不以为老师，妻子不以为丈夫，事后说一声你不是反革命，国家宽大你，不是反革命宽大什么？复职去吧!这怎能不叫人感到刺激，感到伤心！我以为应赶快尽一切办法解释之安慰之，使其深感温暖，日久自化，感恩戴德，才能由消极变积极。要越快越好，办法越多越好。(大众6．17．)

　　舒文博(湖北地质局工程师)：肃反斗争对象的确定，其共同性的错误是事先没有很好地考察，只根据某些表面现象，和某些历史问题，根据“莫须有”三个字来武断地确定有反革命嫌疑，加以斗争。“嫌疑”毕竟是“嫌疑”斗争结果，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侵犯人权的责任，主要在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干部身上。肃反善后问题并不严重，而肃反中发生共同性的错误的根源，倒是值得研究的。(湖北6．4．)

　　滕白也(国画家)：共产党以前镇压反革命和地主是错了(文汇7．26．)

　　周次温(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代理主任党员)：三反和肃反运动“留下来的印象是暗无天日，血迹斑斑”。三反肃反的“错误”“党中央应负全责”(人民8．13．)

　　万九光(福建南平市政协委员)：镇反是采用“拔草式”一把抓，稻和草一起拔起来了，等到发觉是稻，已经来不及了；肃反是“筛米式”，为了拣出几粒谷子，不惜把许多米都放进去筛，搞得许多人头昏脑胀。国民党对共产党，“宁可杀错九十九个，不要放了一个”，共产党也一样。(福建6．20．)

　　袁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肃反运动弄得草木皆兵。(人民9．17．)

　　侯岱麟(人民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肃反是一出“新捉放曹”，非要把每个人都搞成反革命不可”。(人民8．9．)

　　刘尚哲(兰州医学院)：肃反运动是屈打成招。(人民9．22．)

　　傅手祥(哈工大学生)：肃反运动是精神暴力运动。(人民8．1．)

　　俞骆钟(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我们镇反、肃反运动是乱世用重典。并公然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不溯既往，打击面不要太宽。(人民9．2．)

　　段欣山(河南省体委工作人员)：“肃反运动是陷害无辜良民。那些积极分子都是恶霸、政治霸头和技术霸头，是拍马吹牛的伪君子，靠整人起家，六亲不认。”(中青9．5．)

　　张朝(青年报工作人员)：肃反是宗派主义，是为了整一批人，抬一批人(人民9．17．)

　　俞骆钟(最高人民法院顾问)：1951年镇反时，他说：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残杀，其性质是一样的。镇反人民法庭和国民党的特刑庭一样。(人民9．2．)

　　汪长风(同济大学助教)：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我当时也是一个肃反积极分子，我也曾搜查过别人的信件，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啊!这种事情当然象我这种人是不应做的，组织上也没有要我这样做，可是在当时的气氛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不愿道歉，这是要由党来负责的。当时的方针，大胆怀疑是错误的，它不能把一切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所以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上的错误。因此我建议党委应检查方针上的错误，不是单是个别的道歉。(解放6．17．)

　　罗家衡(上海学会副会长)：“对于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者受奖政策的执行，有没有偏差和错误，也是一个问题。譬如，以抗拒来说，是不是真正抗拒；以坦白来说，是不是出于自愿；以立功来说，有没有诬攀或挟嫌报复的情况，使好人受到冤枉的事，亦极关重要。”(人民8．6．)

　　尹铁铮(民盟)：我觉得毛主席在“肃反”中估计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这起码也是官僚主义。(青岛6．18．)

　　何涛(四川实验剧院)：肃反偏差一言难尽，确是黑色统治。甚至不如国民党。(四川5．31．)

　　曹任远(北京工业学院教授)：他认为反革命分子是逼出来的。(人民8．9．)

　　粟寄沧(武汉大学教授)：在进行肃反工作时，往往不是先根据充分的调查研究，再确定斗争对象，而是偏听某些片面的汇报，确定斗争对象以后，再去调查研究，其结果，斗争面就扩大了。而在斗争时，又往往采取粗暴的方式，丝毫不顾及“任何一个正直的劳动者都应该有的自尊心。肃反总结，长期拖拉。在斗别人的时候是轰轰烈烈，声色俱厉；而在宣布结论的时候，却又冷冷清清，含糊其词，不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长江6．4．)

　　马戈(上海歌剧演员)：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还有调查，肃反就是陷害人。(文汇8．15．)

　　鲁莽(上海参事)：他还在肃反运动中公开说他自己是“倒翻身”，污蔑肃反是“屈打成招”。(光明8．21．)

　　张朝杰(上海青年报政治组副组长)：青年报肃反的指导思想“是宗派主义，整一批人，抬一批人”，“是好大喜功，想捞一票去报功”，“是借肃反的机会，整一整青年报的知识分子”。“现在到了重新估价肃反的时候了，你为什么不放？”(文汇9．20．)

　　孙家琇(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某些党员搞肃反，唯恐搞不到大的，……我感觉党员是不是想搞出个大的表表功。”在她的挑拨下，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的教员就应声而起，说：“我认为肃反基本不健康，是逼供为主，诱供为辅……”另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的余怀也无耻地说“……冤枉我哉，青天大老爷!”(人民8．8．)

　　刘逢举(兰州医学院教授)：他诬蔑党的肃反政策是“乱打一起”，党领导“看谁不顺眼，就来一下”，结果“肃反将好人都冤枉了”。(人民8．20．)

　　刘景芳(北京钢铁工业学校教授)：肃反是“主、宗、官的领导者，想借此机会把他们认为不顺眼的人，来个一扫光。或重重打击一顿，要他们永远不敢讲话，以便更稳固地当官，实行封建统治，以便作威作福，……这叫杀人不用刀呀”说肃反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对他施行污辱。

　　(注：主、宗、官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光明9．3．)

　　董士濂：反革命分子判决了还可讲话，写文章，出版东西。(人民7．21．)

　　罗家衡(上海法学会副会长)：对反革命分子大赦，可以使帝国主义与蒋匪帮说共产党天天杀人，没有一点仁慈之心的谣言不攻自破。(解放9．8．)

　　程士范(安徽科音协会主席)：肃反是党的三大主义的根源(人民7．7．)

　　任传耕：许多人还在狱中改造，我父亲和岳父也在狱中，我希望政府及早释放他们。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清楚，抛开阶级立场，从做人来说，对他们的社会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学历、工作能力、作风、处世经验等我很尊重。他们就是为反动派服务了，也不能归罪他们，应该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生在旧社会。一般犯人如没有血债，或血债较轻，都应提前释放。象日本战犯被释放，我就感动很大。反过来，都押着，对他们就没有感动。(解放军报6．20．)

　　董士濂(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杀李大钊的凶手，也是为吃饭受上级的派遣，能说他是反革命？(人民7．31．)

　　张锡华(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因此不少平时敢于向不合理的事发言的人，被扣上犯了反领导或反革命罪行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对领导不满，不满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种奇特的逻辑不光是在个别机构中存在，而且根一位老同志说，有过这样一回事，一个老同志的外甥，因为别的孩子，不愿同他一起玩，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不跟我玩，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我舅(他的舅舅是党员)，反对我舅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个别有执法之权的人利用这一逻辑，曾给人们心理上打下了不易磨灭的烙印。而且在一些机关里，应用这种“幼稚逻辑”的例子并不少见，因此不首先揭发和根除它和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给“鸣”与“放”的前途上，留下很大阻碍。(光明5．11．)

　　姜弘：(长江文艺的青年编辑)：“他又大肆诬蔑“肃反”运动，说作协分会是从宗派出发，迫害一些人。他说“我之所以“肃反”被斗，是因为触犯了权威人士。”又说：“在哪个文明的国家里有这样的事情？你们这种违反宪法、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使我长期抬不起头来。”(中青8．19．)

　　黄沙：(新观察编辑部人员)：“在这个社会，人是不值钱的，今天还是一个好好的人，明天就有可能无辜的被宣判为反革命”。(光明7．26．)

　　（许权伟(话剧团演员)：“如果再搞两次象肃反这样的运动，我便参加国民党，到香港当特务，拿机关枪回来扫死你们。”(人民7．8．)）

　　冯亦代(外文出版社)：他拼命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是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是一场滑稽戏”，要为“劫后余生”的肃反中被斗的人“喊冤”；(人民7．4．)

　　郭昌华(华南农学院研究生)：我认为党中央决定这种不人道的政策是不应该的：预先布置好肃反，后就来平反，安慰安慰。这是两面派做法，一切在肃反中犯过罪的党员，甚至毛主席，也要为他领导的党在人民中做下的罪过流泪致哀。但可惜的事，是政治把人离开了人性，人类的怜悯和同情已经在党员身上逐渐消失，不但没有为自己的罪过悲痛，相反的用种种大道理来为自己的罪过辩护。(广州7．4．)

　　兰廷雨(天主教神父)：“圣母军”是个小国创办的，我不清楚它和共产党有抵触没有？但它不是拿枪杆对抗，我看是信神不信神的矛盾。(河北6．12．)

　　顾执中：“肃反运动破坏了人身自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人民受教育权有名无实”，并因此得出结论：“宪法成了揩屁股纸”。(人民7．5．)

　　林希翎(中国人大学生)：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中国杀了77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72万。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

　　胡风问题：这个问题很辣手。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误的，但也没有关系)。常委会决定对肃反大检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涂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检查。很让人气愤，法院审判的结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贯”的现象在这里太多。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层领导者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完全不完全的继承过去统治作法，继承了地主恶霸的作风。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有错误呢？多少人被害呀？(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

　　林希翎：我认为今天社会里的所谓“运动”，会造成人们精神状态的不正常。例如，南京在肃反运动中，法律机关无根据地按照各单位提出的百分比来发逮捕证。结果一夜间逮捕了二千多人。

　　乔树民(大连医学院教授)：党在肃反中犯的错误是全面性的扩大了肃反斗争，破坏了法制，撕毁了自己辛辛苦苦争得来的，自己制订的宪法，因此必须从党中央来寻找错误的根源，错误的根源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中国没有被肃清，并且运用了斯大林在后期的错误理能与做法。(辽宁7．2．)

　　刘培懋(东北财经学院)：“肃反时党中央发下一个文件(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照执行，作为法律是否合乎宪法，值得怀疑。”(财院整风快报7．16．)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司法工作是严肃的工作，不能凭感情冲动去做，但是肃反就是凭感情冲动去做的。”(旅大6．6．)

　　张国琮：(大连工学院讲师)：肃反是以党代政，代司法，代立法，藐视人权。

　　有人说肃反谈的太多了，我认为谈的太少了，应该大谈肃反。谈肃反的目的，有人吐吐苦水，要求道歉，如果仅仅是这个，少谈也好。而我认为通过检查肃反工作能发现很多根本性问题。

　　①以党代政：党代替司法、立法，每个党员都是法官，比法官还要厉害，是谁给的特权？

　　②有人没有问题，为什么剥夺人身自由，进行家庭搜查人身污辱。从古罗马的法律开始查一查，那有因为“怀疑”就可以侵犯人权规定。

　　③肃反错误不是局部的。(辽宁6．6．)

　　雷山：肃反运动是“违反法制”。(辽宁8．14．)

　　罗应荣(中山大学副教授)：肃反搞得比“三反”还要糟，中大的肃反工作没有搞好，应该由党中央负责，因为肃反政策本身是错误的，它是违反宪法的，是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个医生医100个人，治好了80人，却弄死了20个，能说他是好医生吗？(南方6．11．)

　　杨时展(中南财经学院)：宪法规定：公民人身的自由不受侵犯。以55年肃反而论，全国不知有多少公民被自己的工作单位拘禁了起来(我个人并未有这种遭遇)。不知有多少人不胜斗争而死，无论把这些公民拘禁起来进行斗争有多大“理由”，归根到底，这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至于日常生活中个别公民的人身自由横被侵犯，被斗至于殒命者，就报上已发表的事例看来，就已不少。这种行为，已引起人民的极大愤慨，而我们党神色自若，漠然无动于衷。不能不说，这种酷刑长期以来之所以不能获得制止，正是由于我们党的支持。

　　此之谓虐政!此之谓不仁!(长江7．13．)

　　姬一全(水利部沈阳勘测设计院)：“过去国家的法制一党包办下来，如肃反运动，中央有十人小组，地方有五人小组，党的权利超过国家机关和宪法之上，这样做不对，以后应健全法制。”(沈阳8．18．三板)

　　王彦文(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肃反是“主观主义的作法”是“没有法制的表现”“全国每一案件，程度虽不同，但大大小小都有错误”“肃反扩大化，冤枉了好人”。(沈阳8．10．第四板)

　　章希博(机工业部设计四分院)：工程师提出，肃清反革命是有法律根据的，问题是“这一规定是由谁批准的”？

　　章希博问谁给党中央领导肃反的权力？(沈报6．15．)

　　徐伐(冶金工业部技术员)：肃反运动“破坏了法纪”(人民8．18．)

　　郭中韩(沈阳市第四法律顾问处律师)：说“肃反”是“违法”，是“私设公堂”，是“犯罪行为”，把肃反小组斗争是“通供”“诱供”把肃反干部和积极分子说为“踩在别人头上，来达到个人入党、入团、被提拔目的”的投机分子。(辽报10．17．)

　　朱怀恩(电力工业部北京中心试验所技术员)：“肃反五人领导小组同美国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样。机关中的保卫干部是特务，歇斯底里分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吃闲饭的人。”(光明8．11．)

　　陈斯聪(东北工业建筑设计院)：现在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也不做肃反工作了，保卫科这个机构应该取消。(沈阳6．6．)

　　万九光(福建南平市政协委员)：现在敌我矛盾已基本肃清，反革命分子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个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公安工作可以放松一些。我们不要象国民党那样特务满街遍巷，警察川流不息，那种恐怖气氛的统治。我们的警察是多还是少？便衣警也多得很，这些人，我们是很反对的。希望减少警察人数，使“民心”安定下来。(福建6．20．)

　　张志发(陕西省公安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已不存在的今天，公安机关的职能应该转变为社会事业部门。公安工作今后不需要那么“神秘”“特殊”。公安工作计划可以在报纸上公布，并且应当让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公安工作。(人民9．17．)

　　李世军：社会人士反映公安人员是老虎身上的毛，谁也不敢抓。(新华6．29．)

　　李世军：过去的警察只是有些令人讨厌，今天的公安人员既可怕又可恨。(新华6．30．)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