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潘世元、陈丘民、鲁基、江绍钧、吴汝文、邓先扶>

　　“我认为社会主义太不好了，你看为什么没有好电影？为什么上海的球类没好的？……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包含不可克服的矛盾。要用‘否定和否定规律’对社会主义进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

　　“今天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而物质生活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冒进。结果：a．除主要大城市外，全国中心城市都衰退了。b．农业生产相对减产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有那些现象可以说明党有这种错误呢？

　　我国各种机构太多，而每个系统中等级也太多。整个社会搞的像一个复杂的中药橱一样，每个人却被塞在一定的格子里。这样庞大的系统指挥就要不灵，中央的指示和意见，逐级下达，每级又都加上自己的主观偏见，到了下面已经面貌全非了。农民们常说：‘毛主席的“经”是好的，就是叫小和尚念坏了。而下面的丑事，各级也加以主观美化，到了中央当然也就不成其什么丑事了。这就是每个工作都是‘成绩是基本的’的原因。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并不一般的反对这种等级，我只是反对这种实在太多的等级，例如：教授分六级就大可不必。

　　更糟的是，现在等级制度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人分等级，有的地方连茶杯、字纸篓也分等级。分了等级之后，各级的生活条件就有所不同，再加上对下级的权威，这样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坏现象：个人崇拜、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竭力上爬、追求名利地位、为工资争吵不休（有人把这些现象都当做是旧社会的残余，我坚决反对，因为它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社会中找到生存的根据），官僚主义之严重发展也就由此而来，这种等级制度，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打下了烙印，甚至小孩子们也在那里比较父亲的地位、待遇。我主张坚决取消不必要的机构层次和各级待遇的重大差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鲁基）

　　“很多人有话不敢说，过去思想没有解放，没有按自己思想做事，要造成怎么样想，怎么样讲，怎么样做。”“过去有话不敢说，放在肚里，只能往下放。”

　　“据我的经验只能说好，不能真正认识问题，人的活力给新社会窒息住，只能讲制度的优越性，党是英明伟大，成绩是主要的，这是思想僵化直线思索。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难道没有错误吗？应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资产阶级是腐朽的，作为良心总有个标准，资产阶级就一棍子打死。没有独立思考的条件。”“为什么在青年中会有这样普遍的神经衰弱病，这与有话不敢讲，考虑前途有关，怕扣帽子，考虑入党入团前途，志愿，专业，恋爱等等有关。”（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江绍钧）

　　新社会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看不惯的，他“敌视周围的一切”。我们参加十一、五一游行他不愿参加，他认为大家参加游行是和“农业展览会上农览品豆子一般”供给别人“看一看”这是对他人格的污辱，“为了自己的人格不愿参加游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吴汝文的材料）

　　“这个讹诈的世界和社会里没有立足点。”但他认为这是怪他的运气不好，没有什么真正伟大英雄豪杰都只是走运罢了。“有势力的人放的屁也是香的”，认为他被这不平的社会所埋没了。

　　“解放了我们确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不是解放者，亦不是被解放者，而是当作被宽大了的罪人处理的，是被当作接受改造的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处理的，呜呼!抗日难道有罪吗？”（注：其父为国民党特务，在日伪统治时被捕），“而今天享福的确是那些从前安然作顺民的人，是那些放下屠刀的佛——那些改造了的老爷太太们……他们的子女吃得好，穿的好，个个都大学毕业了，而我却当兵打仗弄成了残废，耽误了青春……如果我最初对这‘不平’道个不字就被指为‘个人主义’如果我敢提个意见要求‘民主’就是反党反人民，就弄得千夫所指，群起‘围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邓先扶的材料）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