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字报：再论“意见一致”及其他

　　<重庆、任然>

　　[编者按：任然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家庭出身地主，现为市文工团歌舞团创作组组长。三八年入党，不久即失掉关系。四九年重新入党。土改时，同情地主；抗美援朝时，他赴朝体验生活，说“黄继光要名不要命”三反五反运动，他污蔑党支部是“铁托集团”；之后调市委党校学习，说党校是“机械唯物论”。他一直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政策，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反对党的组织纪律。鸣放期中，到处点火，将文化局的军。他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公开传播董时光的论点。并且在党的会议上要党员们对毛主席的文章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下面这个大字报，是其反动言论的一部分。]

　　首先接受白小平和木文石同志的意见，力求作到从团结愿望出发和和风细雨，说理争论。

　　我在大会发言引用“易牙”的例子是在杜家治发言谈到他因意见多而被解除(？)小组长职务这一问题之后。

　　发言的中心意旨在于提醒领导注意，不要当顺风耳，不要只听相同的意见，不听相异的意见，把意见不相同的人都简单地认为不靠拢党，加以冷淡歧视，旨在说明当顺风耳有很大的害处，甚焉者可以受到坏人的包围。

　　文工团领导是否有顺风耳这方面的缺点，以我所知，是有的，吴团长曾对很多人说过：“你怎么老是反对我”？文工团自下而上的批评是否开展？民主空气是否浓厚？我以为，不开展，不浓厚，文工团里，心存顾虑，不敢向领导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人有没有？有，(大会发言中可以找到例子)在这样的温床里，可不可能出现逢迎领导的人，应当说是可能的。

　　不从中心意思和团里客观实际出发，而对于“易牙”“董时光”之类词句感到兴趣，这倒是很有味的事。

　　好吧，那我就先谈谈为什么要用“易牙”这例子。

　　理由很简单，从团里实际出发，“易牙”这例子很突出，使人触目惊心，可以引起人严重之警惕，“欲起沉疴，须投猛剂”，当时只举了这一例子，说明顺风耳这一缺点危害的严重性，论述是不够清楚全面的，可当时是提意见吆，想到一点提一点，何况“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因而不曾，也没有想到作全面的论述。现在不妨把这个分类细致些：

　　一致意见：(1)不用脑筋，盲目附和。

　　(2)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3)明知不对，故意逢迎。

　　(4)基于共同认识上的一致。

　　不一致：  (1)一方自以为是，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对方。

　　(2)别有用心，故意捣蛋。

　　(3)双方都缺乏充分的论据和材料。

　　由此可见，意见一致与否，仅是一个表象，不能用意见一致与否来衡量人是靠拢党。作为领导者不应简单的追求廉价的意见一致。不能说一致就当然好，不一致就当然不好；从不苟同到基于正确认识的一致，才是正常现象。当时只谈了不正常的一致，没谈不一致，那是因为团里主要问题在于民主空气不浓、家长式的领导，和廉价的一致危害性较大。

## “易牙”这例子是否适宜？

　　任何例子毕竟是例子，怎不那么完全适宜，要是机械的把齐王等于党支部，那当然不适宜，如果把齐王作为喜欢听顺风耳话的人这样一个概念看待，那又有何不可？

　　我并不把所有靠近党的都比作易牙，也不把一、二两种意见一致的同志比作易牙，但是对于怀着鬼胎采取逢迎手段来靠近不喜欢听逆耳之言的领导者的人，把他比作“易牙”又有何不可？只不过是小巫大巫之别耳。

　　这个例子我认为是说明这样三件事：第一是有一个顺风耳的领导，第二是有相应的出现了围绕顺风耳领导的干部，第三工作上受了损失，受到怎样的损失？一般情况是：民主生活不够，工作中的缺点不易事先预防或及时纠正，如果严重起来就会培养出易牙之类的人物。

　　如果要推翻这例子，那就只有证明出：第一、文工团没有顺风耳式的领导，第二、在我国消灭了阶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剥削阶级的渣滓出现，如果证明不了，这个例子便不能被推翻。

## 是否会影响党群关系？

　　靠近党是好事，但不等于怀着任何目的的靠近党都好，怀着正大目标靠近党好事，但不等于不要提高对工作的责任感，不要解除个人得失的顾虑，为了真正维护党的利益，干好工作，第一、二种情况的意见一致，应当改变，第三种应当受到严格批判，这怎么会影响党群关系？相反倒可以把党群关系建立在正确基础上。

## 谈立场

　　应当站稳立场，但立场应当从锻炼中坚定，从独立思考，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坚定，不要(此处一字打不出)教条，用立场来吓人，其实这不过把事务简单化而已。简单化的办法是办法，但不一定是好办法，比如硬说技术也有阶级性，以及把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代替了工作中的细致的具体措施，这些左得可爱的立场，对于工作有何好处？我们应当既反对右倾修正主义，也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

　　谁不知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结论？把这一结论往任何单位，任何工作上一套，不作细致、全面的分析，既不费事，又不会有失立场，多美！但对于工作的改进能起什么作用呢？

　　董时光说了“易牙”，董时光是右派分子，任然又说了“易牙”于是断言说任然和董时光起了“共鸣”，同了“胃口”，言下之意似乎可以划等号。

　　如今我又用了董时光用过的“欲起沉疴，须投猛剂”，董时光用猛剂，旨在医死人，那么是否一切用猛剂的，在鸣放中粗风暴雨的人都是想医死人的医生？

　　这是什么逻辑？凡人都吃饭，凡吃饭的都是人。

　　反右派的斗争要进行，整风要进行，夸大污蔑、一笔抹煞，我们要反对，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党的领导的阴谋必须粉碎，但是存在着的三害必须清除，不能认为右派分子的夸大，我们便根本否认或忽略三害的存在。

## 关于成绩与缺点

　　我认为歌舞团，特别是音创组，不见得是成绩是主要的，我团的工作成绩很少，甚至是没有定期认真地总结过，含含糊糊，拿点成绩来塞住，有什么用呢？现在讨论这一问题，我以为首先不要对下面几个问题下等号。

　　从全国范围说，成绩是主要的，因而重庆市歌舞团音创组也是成绩是主要的。党的文艺方针是正确的，因而在党领导下的市歌舞团的具体方针也是正确的。只要没有违背党的根本方针列车没有出轨，成绩就是主要的。

　　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优越的，因而市歌舞团的工作也从而获得一些成就，这笔功劳也应当记在歌舞团的账上。

　　几年来社会运动和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党、团在建设上都取得重大成绩，因而文工团成绩也是主要的。

　　不！不能这样划等号，如果这样，那我们在艺术方面睡大觉，也可以得出成绩是主要的结论。

　　衡量歌舞团成绩，应当主要从艺术事业上检查，检查方针政策执行得如何，有些什么具体措施、和保证了上演任务完成得如何，如果不是放任自流、或好大喜功的领导下，如果有长远全面的规划，是否可以大大的超过现有的成绩，哪些是可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没有着手解决，以致造成大的损失？

　　由于时间已拖得很久，这方面的具体意见暂不写了。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五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