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云南大学、黄謇、雷鸿瑞、黄震、和献文、尹华中>

　　黄謇（中文系助教）：

　　他把云大说得异常阴森惨淡，说云大没把他当成人看，连要求出去工作都不行。又说：“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心肠学习，每次走出校门，就想一直走下去，没打算再入校门”。又说：“一提到云大就寒心”。

　　他认为：“无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也好，在社会主义制度也好，反动政党执政也好，革命政党执政也好，象我这样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都同样受雇于国家机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永远爬不到很高的地位”。

　　他自己承认：他于解放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感兴趣。这种先入为主思想意识特别强烈和顽固，因此，他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自外于人民，不愿为人民服务，对新事物毫无感情，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反而留恋解放前的丑恶政治。

　　黄謇对系里交给他的班导师的工作，表现一直是消极怠工，并经常在李治康面前说他干不了这工作。因此，也影响了李对班导师工作的积极性。

　　按：黄謇一心留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诋毁人民的政权，污蔑社会主义的大学说：“一提到云大就寒心”、“云大没有把我当成人看”，一直以消极怠工，表露他的仇恨心情。

　　王鼎昌（物理系助教）：

　　他说：“蒋介石是好人，八年抗战都是他一人抗的，功劳很大，而且有伟大的气节，西安事变临死不屈。”他对蒋介石内心中很敬佩，他认为国民党不应负内战责任，是中共‘挑衅’不好，甚至认为国民党不应继续训政下去，还是抗战时独裁好，一‘民主’就出了乱子。

　　蒙绍养（数学系助教）：

　　他说：“人民生活下降了，赋税加重了”。

　　杨利春（物理系助教）：

　　他说：“革命成功也不过就是改朝换代”。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反动的封建王朝相提并论。并说：“现在还不是一些人是党员，一些人是团员，一些人就是大头百姓”。

　　他说：“人都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并说：“一个人一辈子老是苦来苦去有什么意思，生活是属于自己的，能过得轻松一些就轻松一些”。可见其生活上萎糜、腐化、想不劳而获。

　　他说：“人生是空虚的、渺小的，人与人之间是利害关系，我自己的思想上是悲观、消沉、烦脑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懂得人为什么要生？”

　　王文璐（化学系助教）：

　　他说：“我对党没有那样特殊不满，但对社会会主义热爱不起来。你们说好的，我偏偏说不好。”他强调从坏东西中可以找出好东西来，并说：“铁托说斯大林的错误由制度产生，我有50％的相信；苏联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不服气，德国、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当昆明市人民在拓东运动场集会，薛副市长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大家都欢欣鼓舞，拍手庆祝的时候，王却说：“这是共产党吹牛，我们比起苏联来差得远得很呢！”

　　刘亚翠（农学系讲师）：

　　今年3月她返校后造谣说：“贵阳流行性感冒乃猩红热很厉害，棺材都抢完了，排队还买不着”。

　　6月8日，卢美×对刘说：“李凤桐说现在还没有国民党时自由，及肃反不能使人心服口服？这种话不正确”，刘说：“嗯！矿山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谈到治淮工程时，她愤慨地说：“淮河工程的发电量本来可以发2—3百万瓩，现在只发2—3十万瓩，就是因为苏联专家硬搬经验，不结合中国的情况，如苏联水流速度和水位落差与中国情况不同。……所以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刘亚翠把钱伟长的文章向张念先、郑敬宁等介绍，并大力推荐给曹诚一先生，强调其中治淮工程在发电量的损失，是由于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所造成的）。

　　她说：“我们一向总是强调学习苏联，但是你看，学习苏联就会因为过分强调而犯了教条主义，自然就会造成损失”、“苏联专家只会把苏联的一套搬来中国用，自然就不结合实际，造成浪费水力也是必然的”。还说：“我们过去为了学习苏联，连英文书都卖了，这还不是由于过分强调了学习苏联吗？”“学习苏联对祖国建设的帮助是否那么大？是否要学习苏联？”

　　她说：“不论在思想改进或肃反中，总有断章取义的情况，以致造成了错误”，“在思改中，我最不满的是青年学生在进行对教师的帮助时，有断章取义的味道，我认为青年人不了解旧社会的情况，有时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得不如此的，可是在思想改造时就抓住一节一点来根究”。在反击右派斗争开始时，她又说：“这是思想问题，也难免因为一言一语而引起断章取义的追究”。

　　她对曹诚一说：“土改时农民把我家东西都抢光了”。刘有一套专门调制蛋糕的银质器具，曾对曹说：“这是农民抢剩下来的，他们不识货”。

　　钱志诚（体育组讲师）：

　　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今天的新制度整得有些人忙死了，有些则闲死了”。

　　他反对学校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我认为以前那个老制度不错，比较合理，助教专任多少，讲师专任多少，在聘书上都写好了”。他又说：“教授治校的制度很好，在教学上应当改用过去的责任制”。

　　他赞成并支持龚自知说的“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的谬论，并补充说：“龚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是掌握了具体材料的，不能说龚是说错了，应该是对的”。

　　他污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名义上加点薪，实际上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现在还不如过去”。

　　李德霖（生物系助教）：

　　系上派他去西双版纳负责建站工作，他说是“流放”到西双版纳。在西双版纳工作期中，他自始至终都是抵触的，经常发牢骚，说系上故意“不支持他，不关心他”，他说：“系上撵我们下来后，就不管死活了”。

　　当去年一度付食品供应困难时，他对学校伙食很不满，说：“简直是猪食”，有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他反问说：“照你说来，排队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了”。

　　在西双版纳建站时，政府事先对党内干部布置对猪肉的统购统销，他知道后就对管伙食的谢恩堂（党员）同志说：“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快去买几条猪”，谢不同意，李又说：“你是管伙食的，没有吃的，出问题我不负责”，谢说：“我们已知道要统购统销的消息了”，李又说：“你知道我们还不知道？”

　　王秀彦（收发室工友）：

　　他说：“在云大工作把人卡得死死的，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旧社会时，我在军队里，每个士兵头上搞几文，比云大当工友的工资拿的多”。

　　按：王曾在反动军队中任过特务长、军需付官等职，一贯利用他的职权剥削士兵，克扣粮响，贪污成性，到云大作工友，一直不愿老老实实工作，思想上老是留恋旧社会“天堂生活”。

　　他说：“工友做打扫清洁的工作很下贱，象劳改一样，比劳改犯都不如……”，工友打扫厕所他污蔑说：“扫厕所等于奴隶一样”。

　　王云尘（出版科职员）：

　　当他在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工作时，对投考高等学校的青年、干部、转业军人污蔑说：“这些散兵游勇真多，无法统计”。

　　开展先进工作者运动，他说：“这种运动是争权夺利”。

　　他说：“我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思想感情上压抑不住的时候，就用回忆来安慰自己。过去我当军需主任的时候，等于供管、事务两科科长的职务。旧社会不管工作好坏，三年可以升一级，新社会进云大六年没有晋一级，没有加过薪”、“新社会有万支箭埋藏在我身边，毛主席的光辉没有照在我身上”。

　　雷鸿瑞（事务科工友）：

　　他说：“要是迟解放几年，我还可以多读几年书，在旧社会我是过着天堂生活的，要是我姑爹（大资产阶级，已打垮）不要被整得这样，我在家还要使唤人的，何必来云大当工友受气，要不是解放，我母亲也不消劳改”（其母是大烟犯）。

　　他说：“如果调我到化学系工作，那儿有许多爆炸药品，我去时就爆炸掉它几样；如果调我去茶房烧开水，我就要拼命的加添煤把锅炉烧了爆炸掉，就是学校领导追查，我就借口说业务不熟，你把我奈何？”

　　当个别同志帮助他时，他说：“我们的见解不同，还是谈谈生活问题”、“你们都是我的仇人，大家是捧红踏黑”。

　　黄震（工会职员）：

　　他说：“有些人富得不得了，一月几百元，有些人穷得不得了，一月几十元，今天还有这些贫富不均，这是个社会问题”。又说：“对教师照顾太多，对职工不当人看待，没有前途”。

　　他说：“共产党三害普遍严重，这么多缺点，真是一团漆黑。太危险！官僚主义如此严重，恐是社会问题吧！”

　　黄震的反动诗：

　　——树——

　　古老而倔强的树，

　　曾有过茂盛的枝叶，

　　却被横暴的雷电摧光折尽；

　　但是，

　　它的干仍笔直的顶着蓝天，

　　它的根仍然深深地连着土地，

　　那悄悄地冒着的新芽，

　　又预示着在开始它生命的青春。

　　（按：这篇诗是继流沙河‘草木篇’写出的，而且准备投给星星刊物，全篇内容充满了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对党的咒骂，对反动复辟的响往，也不难看出他坚持反动立场。）

　　和献文（事务科工友）：

　　他对和国治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美国导弹部队又来到台湾了，蒋介石和美国人不久就可以打回大陆，不消多久我们就可以翻身，就不消拿扫把扫地了”。

　　尹华中（图书馆职员）：

　　他说：“共产主义是由苏联输入的东西，不适于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农村经济找不出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主张“中国实行民生主义、多党政治、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必由之途”。

　　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死后才可能揭发，这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源。”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