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二）

　　<中国人民大学、周治德、傅铁城、杨森达赖、房文斋、江泽纯、梁彦彩、徐盛桐>

　　统购统销后，周自称在街上见有农民讨饭，认为“统购统销偏差太大”，并回机关说：“统购统销出了毛病，农民进城讨饭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周治德的材料）

　　“每年农民辛辛苦苦所种出来的大米，全部被政府购去了。农民全是吃高粱、小米、杂粮等。我们辽河平原的大米全输出给苏联等国，而东北吃的大米，全是从关内运来的，已经发霉，发苦，简直不能吃的大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铁城）

　　“农业合作化后，我家仍旧很苦，一年缺好几个月粮食。农民辛辛苦苦所养的大肥猪也全部被合作社和食品公司收购去了，在农村，农民吃不到猪肉。猪肉出口，供给城市的消费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傅铁城）

　　“内蒙地广土肥，农产丰富，然而农民吃不饱，粮食都被汉人‘统’走了。农民粮食不够吃，可是政府硬说够吃，安徽省有二、三万农民挨饿逃荒到内蒙，没有地方住，就挤在火车站里，火车站象个贫民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杨森达赖）

　　“说统购统销巩固了工农联盟是梦话，除一部分贫农外，50％以上的户连种子也交出来了，打一千斤要卖一千斤，老百姓说：粮食给干部吃了，这使百分之几十的干部受到打击。说服动员反资本主义思想后谁报上卖粮谁走，未报的继续留下说服，这种‘熬鹰’的办法，使有些老头嚎啕大哭，就算二千万户吧，也影响了一万万农民，这使多少农民受了损失，使他们认识工人老大哥了。‘工农联盟’只是到了春节叫几个工人下乡去联欢，而统购统销却影响了那么多的农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房文斋）

　　“统购统销搞糟了，破坏了工农联盟，把农民的生活统低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江泽纯）

　　“有人说‘粮食政策好的很，’也有人说‘糟得很’……但是说糟得很的论者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根据，因为官僚主义，特别是革命主义，统治着农村……在统购运动中，虽然有田亩数字可凭，但是那块田产量随人随地各异，不从实际出发，层层分配任务，奇轻奇重的现象层出不穷，加上有一股好大喜功的风气，省分到专区是一千，专区分到县就是一千二，县到区就成了一千四，区到乡，乡到户就变成二千哩！我们管这个叫‘灵活机动’……这样当然任务就更脱离实际了，看看那个干部叫声重了，就要被分析畏难思想，这边说‘你是代表富农利益’那边说你同情中农的自发趋势，‘立场有问题’……但是‘挑皮’的群众却不会象你所想的那样听话，可苦了区乡干部啦，任务分配不下去回来又得挨机关枪打（就地小练兵），大炮轰（集中大练兵），基层干部的命令主义就走到最高峰，花样百出之意多。鹿寨有采用疲劳战术划地为营的……从天黑到天亮，最后搜查捆打，追逼一套套就来了。

　　……运动象股风，统购任务完成，统销就不管了，谁要买粮食就找乡政府，乡长不在家了，大权夫人来代替，你填多少全凭自己，不应买的也买了，还没到时候，统销控制指标就完了。真正缺粮的更焦急，粮食存的就乘机搞黑市，因而55年广西部分县粮食黑市出现50元一担米，三元一担木材涨到30元……于是有成村、成乡上山挖草根树皮的……个别地方群众罢工不生产……当然就有中毒或全家饿死的……群众成群结队包围干部，包围乡政府，要求给饭吃……随大批农民拥入城市，粮食统购统销糟的很的消息就传遍全国了。我估计糟的很论者，应该承认还的确就是事实的真象，就烙印在人们的脑子里了……在农村里，党群关系表现的紧张也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梁彦彩）

　　“统购是‘认真’但统购就有了问题，政策到了实际贯彻时就变成强迫逼得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将吃粮卖掉，到了没粮食想买的时候，不但受到了很大的阻难，不被批准，即或批准了，往返运费加在农民头上，这就是纯粹无形的对农民的勒索……‘三定’政策是定产高，定购‘认真’，定销搪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