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民主与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曹达夫、徐京安、卢冕持、朱华荣、杨纤如>

　　“在旧清华，我享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当时我们有少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多数的教职员及同学，则毫无权利可言，譬如我在旧清华，可以要开什么课程，就开什么课程；买书买杂志，我开张条子，图书馆就照办；有一个时期，我掌握着学校的两个刊物，对于文章的登载与否，我有全权处理；我又担任一些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可以决定学校的重要研究工作。现在看来，这不是民主，而是享受特权。”（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  吴景超）

　　“我有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在旧学校受教育，多党制对我印象很深，我过去认为英国的海德公园很好，可以随便骂，但骂是骂，当部长还是当部长。在新社会，部长不能骂三轮车夫，三轮车夫也不能骂部长。季凯夫事件不是把一个市长撤掉了吗？这问题不是充分说明新社会优越性吗？”

　　“旧社会特务很凶，人们还能在家人朋友间骂国民党。新社会经过几次运动，人民甚至跟老婆都不敢说真心话，怕坦白斗争。肃反中明知一个编辑改错稿子，说是故意破坏，实际如何，我很怀疑。哪个编辑能绝对不改错稿子？如果说改错稿子加历史有过问题便是暗藏反革命，证据未免太不足了。运动中，‘内定’要斗争一个人，总是会找得出理由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量斗错人，不承认是偏差。被错斗，不许申辩。这次整风前，不管党员群众，谁也不敢谈国事，甚至不敢谈学术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思想是被窒息着的。形成只要党员干部一句话，就是不许怀疑的绝对真理。谁要是有不同意见，‘落后’、‘对领导不满’甚至‘蓄意破坏党的威信’什么帽子都可以扣上来。被扣上这种帽子的人，名誉就扫地了，便为群众所不齿了。没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没有批评领导的自由，什么堂皇的话都掩盖不了这个不民主的事实。

　　解放后搞社会科学的党外知识分子都感到有力无处使，因为资料保密不让看，他们无言可发。过多的保密，这也是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一堵高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

　　“美国是如何一个物质文明的黄金国，在那里工人农民化了很少的劳动就可以得到优裕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民主’是全世界最全民化的民主，你看他们的选举是多么民主。今天杜威骂杜鲁门，杜鲁门又撕杜威的竞选标语，民主风气在美国是多么浓厚。

　　当我被美国文明的享受思想冲昏的时候，我曾幻想过如果美国来管理中国几年，中国一定会很快的变落后为文明，变弱国为强国。”

　　“中国的‘民主’‘自由’太少了，尤其入了党太束缚了，组织性、纪律性把人们变得不活泼、死板。”因此，要写一本小说叫“跳出地球”，“主题思想是：反对人类互相仇视、互相屠杀、歌颂和平与博爱；控诉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的罪恶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组织性与纪律性对个性的压抑，褒扬人类的本性——真、善、美。想拿此书到巴黎或中立国家去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员  徐京安）

　　“这问题（指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编者）林（指林希翎——编者）是提出了很多合理意见。她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但对资产阶级民主好的应接受或吸收。我们今天不是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遗产，而是封建社会的遗产，因此要考虑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为要简单的否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卢冕持）

　　（1）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也应当让群众知道，应当相信群众，他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当公布，林希翎准备宣读的报告是真的，并且同意林希翎宣读秘密报告。其实他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美国之音听到，并多次的向右派分子孔钊、黄守礼传播过。

　　（2）他说：“法律科学研究工作强调联系实际，但很多不该保密的材料加以保密。美国每年公布犯罪数字，我们认为是十分正确的。资产阶级国家敢暴露，为什么我们不敢发表犯罪数字，当然，这可能被资产阶级国家利用反宣传，难道资产阶级国家不怕我们反宣传吗？”他又在会下说：“我国犯罪数字不敢公布，这种作法是违反共产党宣言，因为马克思说过，共产党隐瞒自己的政策是耻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朱华荣的材料）

　　“北大学生闹事是由于过去人民的民主生活不够，学生闹事就是要民主。”而对北大的反动大字报等，则说是“学生过去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开头偏激总是难免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杨纤如的材料）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