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学术自由问题

　　<武汉大学、刘繁华>

## （刘繁华：武汉大学物理系学生。材料选自“武大右派言论汇编”）

　　伟大的革命理论家恩格斯曾这样说过：“德国的工人运动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圣西门、傅立业和欧文而且继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尔为光荣。”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对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应该承认从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出版到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出版的短短数十年间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给人类创造了一分可贵的历史遗产，因此正确地对待这分历史遗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必须说明，正确对待唯心主义并不等于承认唯心主义是正确的。

　　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它起了助长思想发展的作用，它看到了唯物主义者所忽视了的事实，它观察到了不易解决的现象，它更注意到了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主体有能动作用这件事实常为过去的唯物主义者所忽略，而唯心主义者却观察到了。当然唯心主义也曲解了所看到的事实，过于夸大了困难问题；他们给科学所作的哲学结论和给哲学所作的政治结论都是错误的。

　　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判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引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如果一切学术问题都只允许一个答案，这是不好的。如果这个答案是全面的还好，如果这个答案具有片面性那就有流弊了。对于学术问题的正确结论往往不是短时间内可以作出的，必须通过曲折的复杂的争论过程。

　　哲学理论的斗争不能简单的运用强力的斗争，而是一种细致的深入的斗争，一笔抹杀，实际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近几年来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往往采取一棍子打死的简单办法，只许批评不许辩护，认为给别人扣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就万事大吉，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必须对唯心主义者的许多论点进行仔细的分析，给以有力的辩驳才能击败唯心主义者。在斗争的同时又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已经证明哲学的发展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过程，唯物主义是在与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之间成长起来的。既然唯心主义还存在，与其让它在伪装的隐藏的形式下存在，不如使它公开化，给它以宣传的自由。唯心主义公开化，就更便于哲学思想斗争的展开，更便于思想的活跃，更便于理论水平的提高。同时必须指出，哲学领域内的争论，决不仅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而且还包括唯物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

　　上面的叙述正是我主张学术自由的根据，我们必须在斗争中发展真理。但是我过去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在任何时期内适用，认为党提出这个政策太晚了。下面再谈谈具体问题。

　　我曾经说：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在党的思想政策的贯彻中起了支配作用，这种估计是错误的，但是有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前面曾引证了一句话，教条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即是明证。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有人把“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一笔抹杀，理由是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应该有三根毛的人存在，他的毛应该更多一些，更胖一些。难道能把这种可笑的说法仅仅孤立的看成是那个人的无知吗？不是的，这是一种庸俗社会的观点支配了他。这种观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各个方面。又如勒柏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李森科的“种内无竞争说”，威连斯的“草田轮作制”等都在动摇，然而过去却在这些学说上插上唯物主义的标签，凡是对此学说表示怀疑的都被认为是反对唯物主义；不学习苏联，而且不给反对者的论文以出版的机会。有个人为了入党，首先批判自己的摩尔根观点，声明接受李森科观点；后来看到李森科观点动摇，据说他又批判了自己的李森科观点。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过去也认为新闻不够自由，其根据是：1)没有政论性的文章，对国内外大事没有独特的见解，对政府政策没有评论。对正确的政策当然不能任意批评，但是就不会有不正确的政策吗？举个例子说，斯大林对内对外政策都犯过错误，特别是对南斯拉夫犯过错误，为什么当时的报纸甚至连赫鲁晓夫这样显赫的人物也不敢提出批评呢？2)报纸的内容和体裁都很狭隘，报道重大的政治经济情况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应该有深入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细致部分的报道呀！前一时期苏联作者曾和波兰作者进行过一次论战，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虽有“檐角频传的鸟雀之喜”，但也有“云深难掩的古今之哀”。当然喜是应该报的；但是报了“哀”，正确的解决了“哀”，不一定会起消极作用吧。例如最近政府报道了“广西饿死人的现象”，政府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处理。这样对干部是一个教育，群众又一次深深感到政府的英明伟大，这正是积极作用。当然有极大的社会影响的东西是可以不报道的。消息的迟缓也是一个缺点，新闻变成了历史。在报纸的版面方面也是千篇一律，近来略有好转。过去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上面的分析正是我当时提出思想解放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我们必须消除人们的思想被教条主义束缚在一根绳子上的现象，人们的思想必须从教条主义和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当然我看问题的某些观点还是有问题的，希望大家批评，我自己即将作出检查。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