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迺用的右派言论

　　<中国科学院、陈迺用>

## 简历

　　陈迺用，男，30岁，福建人(生长在上海)，家庭出身，高级职员，个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无党派群众，是真菌研究所1956年度的研究生。

## 一、反对党的领导、仇视党

## 1、反对党领导科学：

　　(1)“我主张科学由科学家领导搞学派，每个学派养成一个学术传统，一个科学家搞一个学派，如像高尔连科在莫斯科大学一样，农大因许多植病专家挤在一起，阻碍了发展科学的积极性”。

　　(2)“让不懂业务的党内干部来领导工作问题，由于不熟悉业务，工作会造成损失，可能的方面：(1)缩手缩脚，(2)整天开会，或是铺张浪费，目空一切，二者对工作都有害。即对工作不熟悉是工作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1957年4月11日记)

　　(3)“但听了首长们报告以后首先想，领导上懂得什么，这种决定实在太主观，这样干下去一定会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为了对党负责，我们应该更积极的提意见，……对总局和所内过去很多地方存在着不满，因而怀疑到党这项决定是否错了。”(1954年1月15日，日记，星期五回忆)

　　(4)“我过去认为党领导科学缺点多，以行政来代替科学……存在一些自觉(发)的对党不满的因素，说老科学家成绩不如介(解)放前，是借题发挥，在研究工作中，我心目中并无党的领导”。11月14日小组检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 2、反对党的人事制度：

　　(1)反对党的人事制度，他“主张由科学家来调动分配青年，不要党来调动分配青年，如果导师要调一齐都调”。

　　(2)“……要搞学派，就要改变统一分配，……硬配就造成师徒不和”。(摘自11月26日检讨稿)

## 3、反对高等学校的党委制：

　　吴某问陈迺用：“大学校长怎么能取消党委制？

　　陈迺用反问道：“大学校长怎么不能取消党委制？”

## 4、对党不满，仇视党：

　　(1)“在外婆处看了毛主席的报告，颇有感触……有些问题自己想不通，但由于大势所趋，犯不着提，可以不提暂时忍一下，日久后必然水落石出”。(1957年5月2日日记)

　　(2)“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在过去二年中充满了我整个的心灵，(工作上、政治上、生活上)”。“党内不团结，自顾不暇，与组织格格不入，作客思想，意志消沉，享受不到政治待遇，感不到温暖”。(1955年7月21日日记，来所二年来的回忆)。

　　(3)“……似乎愈距组织愈远，……不爱党”。(1957年7月15日日记)

## 二、及对社会主义制度

## 1、三害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1)他认为三害根源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反右初期研究生小组会上的言论)

　　余某：“我认为三害根源是历史上的原因，因为原因上各个朝代三害都很严重，如果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原故，那为什么还要提出来反三害呢？……”。

　　陈迺用：“你这样说法缺乏说服力”……“李森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专家，但是还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应加以讨论”。

　　邓某：“现在我们讨论我们国内的三害根源问题，暂不谈苏联”。

　　陈迺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2)从华南情况及所内揭发大许的那些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三害今天以后都有；几时才能改？对改三害的信心不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改不尽呢？(自10月8日的检讨记录)

## 2、个人崇拜，个人犯错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1)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有时认为对，有时又怀疑起来，尤其是斯大林、李森科他们的问题，这是怎么会发生的呢？虽从理论上认识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但在某些方面在思想感情上转不过来，尤其是李森科的事为什么拖这么久？这种事以后是否会发生？怎么能发生？这是否社会主义的必然现象？深感科学不民主，认为自己的理论很有理，虽然在学术上争鸣后，思想上还转不过来。(10月8日检讨记录)

　　(2)把李森科的个人缺点，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说：“1948年苏联在新旧遗传学的斗争中，米丘林遗传学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彻底地批判跨了旧遗传学、几个研究旧遗传学的部门被封闭了，几个大科学家(如热布拉克等)被逼走了，完全堵绝了研究旧遗传学的部门被封闭了，几个大科学家(如热布拉克等)被逼走了，完全堵绝了旧遗传学的发展。李森科是科学院院长，都是他掌握的，在苏联这种政治制度下，怎么会发生这种惨痛的事？它与苏联社会制度有无关系？48年会议的严重恶果应由谁负责？”(在研究生小组会上的发言)

## 3、“工作效率低”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1)把“工作效率低”也认为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原故，他说：“我国的工作效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谁的高？我曾问过相先生，他说他现实的工作效率较在美国时为低，现在是否会议太多，杂事太多，精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当然不高”。(摘自5月11日发表记录)

　　(2)“中国老科学家在解放后所作的科学工作，还没有解放前多，这是什么原因？如以戴老为例，应如何解释”？(研究生鸣放会中记录)

## 4、把一些大小“缺点”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

　　(1)“从南京及华南我接触到的共产党员，我觉得愈是共产党员愈自私，怀疑这也是与社会主义有关系”。(在一次同领导谈话时讲的)

　　(2)公私合营后修理钟，反不如以前修得好，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摘自10月8日检讨记录)

　　(3)“我怀疑生物楼食堂不好，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在一次同领导谈话时讲的)

　　(4)“例如对公私合营与手工业合作社的看法，就完全由个人主义情绪出发的……李森科问题上是如此，不过的确是想到，是否制度所不可避免者”。(1957年8月15日日记)

## 5、认为新社会不自由、冷酷：

　　(1)“我从海南岛回来生病，睡在走廊上，无人照顾我，当时我看小说“在人间”(高尔基著)感到我们新社会与沙皇时代差不多。人与人之间冷酷得很”。(摘自8月10日检讨记录)

　　(2)“生活需要力量，成天沉默在埋怨的苦闷中，将永远也不会感到生活的乐趣，……苦闷，失眠使自己日益变的衰弱，人显得那么枯燥无声，感无谓的疯狂，来发泄自己人冲人的烦闷。”(1955年2月20日日记)

　　(3)“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讨论增产节约问题，显然和热作所没有什么差别，由此更体会到到处一样，或反而不如热作所自由”。(1957年4月30日日记)

## 6、欣赏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

　　(1)“到底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由理论上来看，谁都会分辨的，也就是今天真的有两条大道，让我选择的话，我也不会选资本主义，这是什么故，大势所趋也，因此我是否很坚定呢？是否又会通过暗道回去呢？很难说！！”(1957年8月11日日记)

　　(2)“我到底有没有野心，很难说，……实际上我对章、罗只知其不对而并不恨，其所不对，也是大势所趋……”。(1957年8月11日日记)

　　(3)“假如说我是反对社会主义，很难接受，如果说是趋向资本主义则是事实……，因此，最多是半心半意拥护社会主义，而非全心全意，因为还有一半是为我服务”。(1957年8月12日日记)

## 三、反对学习马列主义

　　1、解放初期实习政治是必要的，现在主要是实践。如星期三，一定要用来开会，听报告是否必要？是否需要死板的政治理论学习制度？不须每周按时学，这样学不等于结合政治，反而影响大家的研究工作，如果一周须花一天工夫学习政治，那么活60岁的人，须有10年工夫花在政治学习上，是否必要？主要是要求掌握思想方法，通过考试就行了”。(摘自5月11日发言记录)

　　2、“我们不是搞哲学的人，为什么要搞经典原著？我不理解，对这我有反感，是否可以不学？我们搞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只须在辩证唯物的基本理论及正确的思想方法”。(摘自5月11日发言记录)

　　3、“对科学家一定要学政治理论经典书，是否必要？在这方面对苏联有怀疑，如苏联科学界政治水平高，为什么李森科还犯错误？”(同上)

　　4、“我怀疑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是否正确？中国大科学家，应该给予保证100%的业务时间，才能发挥他们的真正作用，达到国际水平”。(摘自5月11日发言记录)

　　5、陈迺用在政治学习及在马列主义的学习上，表现的态度颇为恶劣，在小组讨论会上经常抱着抵触对抗情绪，不是仰头闭目，就是看报或其他的东西。或者是玩武其他的东西，如钥匙、铜笔、夹子等。

　　6、“对学习的抗拒是忌讳的，虽然我认为过多的会议不适合，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切不可轻易表示出来，因为这是不能被理会的，相反，倒被扣上一顶对学习认识不足的大帽子，何苦”。(1957年5月3日日记)

## 四、反对向苏联学习

　　1、“……这些年来，由于米丘林的传布，很多老科学家往往不加思索就接受下来，奉为至圣，实在可耻，科学就是真理，它和政治应有所区别，因此坚持真理是每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条件，但我们并不能将这些责任都推给这些盲从者，至少当时风气和潮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里更看出由政治影响科学的坏处，那些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真理的人是难能可贵，那些避而不言者次之，但也颇可耻，那些赶浪头的投机者最没有用，如湖面上的浮萍……”。(1957年5月2日日记)

　　2、“当我第一次看到李森科著的‘遗传与变异’时，看也没看就认为没有什么内容……”

　　“由李森科的事，对整个的苏联科学发生了怀疑，对提倡学习苏联心里是不满的”。(1957年9月26日自我检查)

　　3、陈迺用到真菌所后，有次整理书架时说：“所买的有关米丘林学说的书籍，全部是白费、毫无用处，应该收起来”。

## 五、攻击肃反运动

　　(1)在谈到“有罪假定”和“无罪假定”时，他说：“群众的检举材料，只有经过深入调查，肯定确为真实时，才能作为斗争的根据，否则就等于说是“有罪假定”。如黄某的问题，斗的结果不是国民党员、那只能说黄是思想落后，但斗的结果，使黄消极了”。(在研究生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2)“华南(指他原机关)，有80%的人搞错了，很多人在历史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只是思想落后，经群众的要求被逮捕走了，后来又都放回来了”。(鸣放期及反右初期在研究生小组会上的发言)

　　(3)“我亲自体会到，群众斗争的方式不能让人交待问题，下面好好的谈(和平谈判)，反而能交待问题”，(反右初期在研究生小组会上的发言)

　　(4)“对肃反问题的看法有些意见和别人不大一样，我认为展开大规模的群众检举是有必要的，但对这些检举没有确实证实之前……不应乱斗……不能一拥而上，群众压有时会起反效果……群众斗争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有的地方掌握一些很不够、可疑的材料就开始斗，结果效果并不好，如热所对覃的斗争就是这样……！”(1957年7月10日记)

　　(5)“我平生做了两件亏心事，一件就是斗了魏先生”。(思改时)(反右初期在研究生小组会上的发言)

## 六、污蔑党员和积极分子

　　1、“……在解放后无数次思想改造和群众性斗争中，虽然已有改进，但是缺点始终存在，主要原因是在运动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良的东西，亦就是说有些人在运动中……并不是想帮助别人，……而是似乎是斗不出老虎，于心不安之感，于是乎就出现了盲目、乱打，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外乎有下列几种：(1)借此抬高自己，(2)立功思想表现自己进步，(3)政治上无知者……”。(1957年7月10日日记)

　　2、“……整风学习即将开始，应争取参加，积极向党提意见，根据过去经验那些多做杂务的，惟命是从的，就被认为是进步，整天嚷嚷闹闹的就被认为是活跃，这些进步条件，我想这并不正确，而是偏差”。(1957年5月3日日记)

　　3、“在斗争会上群众嚷嚷无非是表示自己的进步”。(反右初期在研究生小组会上的发言)

　　4、“……他(指陈同学周某)，又要再去欺骗党组织去说我主观，……其实他一直是靠打击别人吃饭的”。(1953年11月6日日记)

　　5、“……他(周某)想在窃取政治地位后，然后再乘机向我们进行所谓的报仇……”。(1953年11月9日日记)

　　6、“经过各种运动，群众对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认识愈来愈明确了，看问题也愈来愈清楚了”。(反右初期在研究生小组会上的发言)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