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宗甄右派言行摘要 　　<中国科学院、黄宗甄> ## 简历 　　黄宗甄　男 44岁　浙江瑞安人 家庭出身破落地主　个人成分自由职业者 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 　　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九三”小组长黄宗甄在大鸣大放期间，表现出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气焰极为嚣张。早在波匈事件时，他就发表谬论，说“克服官僚主义，不能用小民主，要搞游行示威。”毛主席报告传达后，未经许可，即在群众中歪曲传达，说：“要闹事就要大闹，闹得彻底。” 　　（一）鸣放运动初期，黄宗甄就到处推销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要大家看一着。鸣放运动一开始，即刻到处点火。他号召“九三”成员“多联系群众”、“多做工作，”鼓励群众“吐苦水”；并把“九三”小组会，引导开成为对党的“诉苦会”；积极动员对镇反、肃反心怀不满的“九三”成员钟元昭、孙怀祖等向“九三”中央写控告信，“伸冤”。他还无理地拒绝党员张明坦同志（民盟）参加在我社由“九三”发起的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在会上，董杰（民盟）、黄瑾（九三）嚷着要院党委下来“打开”编译出版委员会的鸣放“局面”，黄宗甄则提出：“远水救不了近火，这要靠我们民主党派自己了”。 　　鸣放以来，黄宗甄以为这一下民主党派是大有可为了。他抨击党领导整风是“学究式”的，嚷着“文件学不下去了”，胁迫整风领导方面，打乱原来学习的布置，拟出要讨论“党群关系”、“党能否领导科学”。等别有用心的题目，坚持主张开大会，认为开小会“不过瘾”。他在群众中自我吹嘘，“不放一放是不行了，不是我“坚持”，会就开小起来，”他还威胁领导上说，“如领导不开会，我们自己开呀！”在鸣放期间，他动员所在的第二编辑室的干部到北大去看“大字报”，渲染“民主接力棒”，鼓动出大字报。他亲自向“三反”、“肃反”等运动中被斗的对象余增寿、张国光等煽火，动员他们起来讲话；只要这些人发表对党、对运动不满的话，就说“稍感兴趣”，不合他要求的，就骂为“胆小鬼”。群众性鸣放已四、五十天了，早已尽情的鸣放了，他还到处喧嚷“群众有顾虑，怕报复”。 　　他见到工资问题最易引起群众不满，更大耍两面手法、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火上加油。他本是工资改革委员会和社务会议的成员。工资改革方案是经过工资改革委员会多次研究讨论，最后经工资改革委员会和社务会议一致（包括黄自己）通过，但他私下对提了级的人说提级是由于他“力争”的功劳；对没有提级、或虽提了级而不满的人说是“受委屈”了，并且在大会上完全捏造事实地把自己说成是在工资改革委员会上“没有发言余地”的人，完全歪曲事实的说“评级、评薪先考虑党员，不考虑能力”。他的用意甚为明显，就是尽可能挑拨党群关系，挑起对党的不满。他说，“要提意见，就得提党与非党的关系，才能打中要害”。他一听到办公室在鸣放大组会上，有党员说：“党内也有墙沟，”就特别感到兴趣，说“这个问题很有分量”，于是和许多右派分子一样别有用心地在大会上号召党员“发言”，并向党员点火，动员党员起来揭发党内的“黑暗”。企图使党员叛党。 　　（二）黄宗甄到处点火煽惑是他企图在出版社内以“九三”代替党，企图首先把持出版社的要津编辑部的蓄谋的继续。事实如下： 　　溯自去年年初，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黄的野心突然活跃起来。1956年前半年以前的几年中，出版社“九三”成员不过二人，且没有什么活动，但到1956年后半年即已发展到十人（全部分布在编辑部）。在发展九三组织中，黄宗甄尤为卖力，亲拟名单，分配任务，为了把持编辑部他特别注意发展有“能力”的人，但不问政治条件一律吸收，如镇反，肃反对象钟元昭、孙怀祖等，到社尚不到二三个月，就发展加入“九三”了。不仅如此，还将发展范围扩充到情报所，介绍聂光坻（右派分子）参加“九三”。直到鸣放开始后，他还在发展成员。 　　黄宗甄积极发展“九三”的野心，就是为了扩充他的势力范围。整个编辑部有五个室，其中三个室已是“九三”成员做主任（他和杨肇燫、陈一霆）可民他并不心满意足，乘期刊室调整之际，与杨肇燫密谋拟出该室领导名单，（除提杨肇燫主任外，他和陈一霆还要兼副主任），并要“九三”施兰卿任副主任（后改为秘书），排斥党员王洪年作副主任，通过杨肇燫胁迫社的领导接受他的方案，连党外人士周太玄也反对这样做。另外，黄并和杨肇燫还共谋要让九三成员黄瑾调来第二室任副主任。但未作成。黄因野心未遂，仍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可以放弃兼期刊室第一副主任，但需坚持兼第二副主任，算作“让步”。这一方案虽在杨肇燫坚持之下，终因其他三位社长不同意而不能实现。结果决定杨肇燫主任，王洪年任副主任。这时他又到处散布王洪年同志“不懂科学，不能领导”的空气；由于野心未遂，不得不悻悻地说：“这下期刊室有热闹好看了”。准备看期刊室的热闹。鸣放开始，黄宗甄更为猖狂，在大会上进行公然的挑拨，说“为什么期刊室王洪年可以当副主任，余启顺（农工）、施兰卿（九三）不能当副主任，就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这时右派分子煽动人们集中力量打击王洪年同志和曾在编辑部担任一部分领导工作的吴洵高同志。同时打击目标扩大到第四编辑室负责的党员身上，他对辛田“党员不懂科学，不应负领导责任”，“第四室两个党员领导人应自行引退”的右派言论，极力称赞并为他撑腰。 　　由此可见，黄宗甄的企图是先从排挤编辑部的党员领导开始的，并想利用“九三”的组织力量，达到这个目的。在鸣放中。黄宗甄公开叫嚷“杨肇燫（九三中常委）是在出版社“有职无权””，“九三”的一些成员也跟着嚷杨肇燫“有职无权”。而实际上，杨不仅“有职有权”，而且往往不和其他党员和党外领导人商议，独断专行，甚至群众也认为杨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不能尽职。黄宗甄处处设法贬低党员领导人（如赵社长）的作用，说“不懂业务，不能解决问题”，造谣说“和赵社长谈了半天话，还顶不上和杨肇燫谈两三句话”，故意夸大杨的作用，说“出版社是杨肇燫安撑的，把这个老头子拖垮了，出版社怎么办”；但这些造谣和吹嘘是和事实相反的。另外，黄宗甄对编译出版委员会和出版社任何措施，如“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争取经营自给自足”、“编辑出版计划化”、“降低稿酬标准”、“检查书刊质量”等等，都是无理反对和抗拒，不仅和杨肇燫看法完全一致，并且在九三成员中大肆渲染，使他们散布这些观点。黄宗甄和杨肇燫一样，极力反对编辑出版委员会的领导，说委员会二个党员主任不解决问题，而是尽找麻烦。在学部大会时，他对伍献文说：通过这次整风，要把这两个主任轰下来。 　　从上述情况看来。黄宗甄是极力想扩充“九三”的势力，造成自己的资本，运用“九三”的组织力量，排挤党的领导，企图霸占编辑部以至控制全社。很明显这是一种反党行为。 　　（三）当社会上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后，黄宗甄还为右派分子钱伟长、武兆发等叫屈。说“钱伟长是学者。不能当右派分子处理”，“武兆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能斗”。 　　察其言，观其行，黄宗甄在一些基本性的问题上，其思想言论是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的。黄宗甄赞扬流沙河的反动诗“草木篇”，说是“解放以来最好的一首诗”。他企图打起“对反教条主义”的旗帜，否定马列主义，他提出要取消高等学校中的政治课，说现在的政治课已“形同国民党时的“党义”了”；教条主义已把马列主义“淹死”了”。他反对学术会议中的开幕式，说“开幕词”、“向毛主席致敬电”等都是“教条”，没有听头。黄宗甄极力否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说知识分子是“国宝”，不应当要他们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并有意夸大思想改造中的“副作用”，说某个科学家得了“神经病”，某个科学家“改了行”等。他对田夫同志的“加强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文章（见人民日报），很愤慨，说：“这是摆党员架子，要好好整一整”。黄宗甄认为“党不信任、不尊重科学家”，他造谣说，不让科学家出国参加学术会议，黄宗甄经常宣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到处渲染夸大个别例子，说成是政府“蛮干”的结果”；说科学上的问题，应当让科学家自己去考虑，不应当给予压力”。黄宗甄还反对苏联，他说自己有钱“宁可到日本，也不到苏联”；他又诬蔑苏联科学家，说“李森科是通过党的权力把他捧起来的”，说师大苏联专家杜伯洛维娜是“不学无术，粗暴”，江故意把苏联专家的学术论文放在学报的篇末；他说苏联的教材都是“教条”，特别是序言”，要好好批判。 　　从上述情况可见，黄宗甄是既有言论、又有行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关於黄宗甄言行的材料 ## 1957.7.18 　　（按）：自从黑版报上刊登了马友玟、实言、余启顺等同志所揭发黄宗甄在整风运动中的一些材料后，已引起了我社广大同志的注意。为便利大家更清楚地回顾一下黄宗甄在整风运动中一些言论，特将他在社内外一些会议中的主要言论摘要如后，以供参考。这些言论都是关系到党是否能领导科学，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以及黄宗甄本人对领导党的态度，和他对“帮助”党整风的基本态度等等问题的。这些都是带有立场性的根本问题，大有讨论之必要。 　　由于黄宗甄在发言时用语晦涩，逻辑紊乱，再加上过去记录较简单，可能在小处有些出入。但正如毛主席所指的，持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想在自己的言行中作到点水不漏，是不可能的。人们是可以从这批材料中看得出“大是大非”来的。 　　下面就是我们整理的有关黄宗甄言论的第一批材料。是按照时间先后的次序排列的。 　　×　×　×　× ## 一、在编辑部大组会上第一次发言 （1957.5.5．） 　　黄宗甄在第一次大会说：“我对这次整风学习是有意见的，这次学习又推迟了”，“这次会不是我坚持就开不起来了，不放一放是不行的”。 　　黄宗甄说：“有些事情使党同科学家关系不够好，党对科学家尊重、信任不够。可能是过去运动搞得急了些，就造成隔膜”。“科学家是“国宝”。不能在这些大知识分子中搞大运动”。 　　黄宗甄还说：“对稿费问题，我们搞的太粗暴，各个人有各个人的说法，不能根据一个人说法去行事，再加上我们同志不大会讲话，因此弄得满城风雨，说科学出版社将要不给稿费了”。 ## 二、在中宣部编辑人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约1957.5.6．） 　　黄宗甄说，“出版社的两个党员领导，业务不熟悉，会议又多；而上级开会还指名党员领导参加。结果领导参加学术会议等机会少，要解决在科学问题上难”。 ## 三、在市科联座谈会上的发言 （1957.5.12．） ## 黄宗甄说，对于科联召开学术会议等等问题，“这些事应该让科学家自己去考虑，不要给压力太大”。又说：“国外学术会议，最好让科学家去，不要派非科学家去”。 ## 四、黄宗甄在第二编辑室小组会上的发言 （1957.5.16．） 　　黄宗甄说：辛田提的关于宗派主义问题，使人想起来觉得很有道理，也很有说服力。宗派主义有时不是有意识表现出来的，有时动机也很自然，但效果却很坏。我们提意见不要过急，因整风时间还有很久。提意见最好是具体，不要太冗长。 　　评薪问题，第一次评薪时，没有我说话的余地，第二次我也争了，有些确实反映了宗派主义情绪。还有提意见时，主要提党员与非党民问题，这样才能打中要害。 ## 五、在编辑部大组会上第二次发言　（1957.5.18） 　　田夫同志写的关于科学研究机关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那篇文章，我前几天看到。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是薄弱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是国家的宝贝，而他对科学工作估计不够，他对科学家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优点。目前党员科学家应帮助非党员科学家，还有目前党员科学家应向非党员科学家虚心学习。他这篇文章完全是教条主义，摆党员架子，自满，片面，很危险，应好好检查，要好好整一整。 　　出版社的党群关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是看效果不看动机的。比如看“参考消息”，我认为编辑部都应该看，现在比方说，余启顺、施兰卿搞一百多种期刊，还不能看，如果能看到，对他们的工作会有帮助的，那个工作重要可以比一比，李英才、吴子纯的工作重要呢，还是余启顺、施兰卿的工作重要呢？ 　　又如夏光崇借大床就没有借到，为什么刘洪桥就能借到。 　　评级、评薪、提拔都是先考虑党员，不是考虑能力。我感得罗见龙和予拔可以比一比，为什么罗见龙要比予拔高两级。又如余启顺和施兰卿为什么不能提为副主任，王洪年却能当副主任。 　　编译出版委员会两位主任是不搞事务的，毛主席说，有些人不下马下轿去搞调查研究，却来指手划脚，我觉得这两位主任就是这样的人。有一次叫我去，要了解出版社的情况，杜主任说，我是党派来的，代表党工作我很反感，那么大的架子，我又不是小孩子，谁不知道他是党派来的。又如对出版小册子对我的指责，我不能忍受，他又说他了解情况，他既然了解又何必找我，为什么不下去，他们在工作上给我们弄了些麻烦，例如，在这个大春天叫我们去检查书稿质量，我们的工作都很忙，现在显然重点放在组稿发展工作上。 　　还有现在又要谈定质定量，也是从这两位主任说出来的。康生同志最近写的文章上说，搞文字工作就不应当搞定质定量。 ## 六、党员要先动手拆墙　（1957.5.20日黑板报）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座谈，给党员们提意见，帮助党员进行整风。据我估计，咱们出版社的问题是不少的。但是看目前情况，揭发得还不够；对党员负责同志提的意见还不多。有些老先生们还没有“鸣”，青年同志也“放”得不普遍。其原因恐怕是还有种种顾虑。 　　怎样才能打消这些顾虑呢？我以为，首先要取得党员同志的帮助，（尤其领导同志）。党员在目前更多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不必急于解释、在大会发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对的。但仅坐着听取讲出的意见还不够，应该积极的帮助群众打消顾虑，启发更多的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要拆墙，党员应该先动手。 　　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党员同志来动员我们室内的同志发言，虽然我自己在大组会上提过了两次意见。党员除了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外，其所以“热情”还发挥得不够，是否是自己也有顾虑呢？ 　　（这篇是黄先生口述的，我写后经他修改同意。谭北生注） ## 七、在社务会议成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1957.5.24．） 　　黄宗甄说：“朱杜两位主任是老党员，也经过延安整风吧！这两位同志引起我们反感实有因，压力太大。有一次杜主任对我说，我是代表党来和你谈话的”。我当时忍不住，我不是小孩子，我是懂得这个的”。 ## 八、“二位主任盛气凌人，叫我实在不能容忍”（1957.5.29日黑板报） 　　黄宗甄同志说：编译出版委员会杜、朱二位副主任对我们压力太大，引起我们反感，实在有因。有一次他们派张明垣同志来找我去，了解出版社情况，杜主任开口说：“我是代表党、代表院来编译出版委员会工作的……。”我耐不住说：“我懂得这个的！”朱主任也接着说：“人家说我是才从苏联回来的，目前不了解国内情况，其实不然…。”既然如此，还找我谈啥情况？盛气凌人，实在叫我不能容忍。他说于强同志刻苦勤学，确是优点，态度偶尔有些粗暴；因为我们的工作对象是科学家，是粗暴不得的。他认为赵副社长应多掌握和钻研业务，要了解编辑同志的甘苦，首先要自己钻研业务。赵副社长也不是完全不懂，而是有条件掌握的。 　　他还说到：龙门书局有特点专长，在社会上曾有很大的影响。合营后对改造方面强调得多些，而很少研究他们过去的经验和优点。现在成立了影印部，这做法很对。他着重说到不能过分强调企业化，而在目前情况下会影响到科学出版事业的发展，以及出版社和科学家的矛盾问题。对于干部的培养教育和合理使用干部问题也提出了意见。 ## 九、“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 （1957.6.1日黑板报） 　　咱们提了意见，凡是正确的而且能够解决的，应该立即予以解决，5月31日的“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了社论。希望几位负责同志再细读一次。 　　这些日子里，据我看来，仅解决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几位党员科长不坐“软椅子”了。难道一举手一投足而轻易解决的仅此一件吗？为什么“福利金”的账不给公布呢？有人说有个别党员受到福利金的特别多的照顾。我却不相信这个传说，可是不给公布，却使我捉摸起来了。“吃饭”很有问题，伙食团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差，时常和人吵架，而是有些同志可以提早去吃饭。分配宿舍有问题，宿舍里头有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总之，5月3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值得细读一次，甚至两三次。 ## 十、在编译出版委员会整风座谈会的发言　（1957.6.21） 　　黄宗甄说：“对编译出版委员会有两点意见，一是撤销编委会；二是会仍存在，并加强之。我是倾向第一条的。不要摆成衙门，会对社没有帮助，甚至会产生了阻碍。学部成立了可让他们去做，不必单设会这一机构，院长也可以直接领导” 　　黄宗甄又说：“我个人对杜主任意见大一点，对朱主任意见少一点。杜主任粗暴、官僚主义。但两位主任有其共同点即是主观主义，出版社不行吧，你听听科学家的意见。不看社里的工作：即主观的说：这不行，那不行。还说非整一下不行。不行就整吧！是整了，当时周社长很不高兴以致病了（心脏病犯了）。” 　　黄宗甄又说：“希望两个主任不要一来就指手画脚，下到出版社来深入了解了解。有一次朱主任把我叫了去就说：“我是代表党来搞工作的。”这谁不知道呢？” ## 十一、黄宗甄5月16日二室小组会上的发言 　　“党员在这次运动中很被动，都乖乖的：虽然这表示谦虚，但热情却不够，在那里等人去整，这很糟糕。党员不讲话是不好的，对群众的影响不好。赵社长所作的解释不对，党员不发言也必需作大力推动群众鸣放的工作”。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