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外之音

　　<国务院、范朴斋>

## （范朴斋：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

　　最近到处都在大鸣大放，不仅在座谈会上谈，就是朋友私人往还之间，也谈开了。各地报上所刊在鸣放中揭露的一些情况，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认为“触目惊心”，但据我所知，一些严重事例还没有被揭露的也还不少。这些年来的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政策是团结、是保护，而他们许多人却魂魄不安的在过日子，确是事实。

## 从苏轼的策论谈起

　　朋友们谈到许多具体事例之后，有人断断续续地背诵了一段苏轼的策论：“……莫若结天下之心。……古之圣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资而恃其有可爱之实；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苟不得其心，而欲羁之以区区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势，平居无事，犹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贱，奔走万里无敢后先，俨然南面以临其臣，百官俯首就位，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为久安之计，贤者既无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举天下之事，听其自为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天下莫与同其患……”。这位朋友接着说：这是封建时代的话，引用并不恰当，但其中有的道理，似乎仍可“借鉴”。执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政策的同志们，如果只是凭“名”与“势”来团结知识分子，那就不易赢得其心！但有些党员同志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客观认识，一切凭主观办事，经常盛气凌人，官僚架子特大，甚至当众辱人，使人望而生畏。更糟糕的是，一些自爱自好之士，既不愿卑鄙承迎，党员同志又不虚心交友，只依靠另一些，看来并不相称的人作亲信。这些受信任的人中，有的正是这些时大家所揭露的“百依百顺”，“不带脑袋”只会“揣摩”、“鼻上抹粉”、“专做小报告”……等所谓“积极分子”。党员同志不但自己有宗派情绪，还在群众中无端替人划些圈子，制造出宗派来。而这些所谓“积极分子”有的人实在是在临解放时才加工赶读了几本小册子，强记一些术语名词，看见党员同志摸出香烟时，就老远擦燃火柴送上去……，是凭这一套靠拢的。有的党中同志似也很爱这一套，因而偏信偏听，长了这些人的势熖，当其被封或者自封为“忠实助手”之后，他所临时才强记熟的一些术语名词立刻转化成为“帽子”或者“棍子”，这一下装模做样，作威作福，“助手变成‘打手’”，见人都打。据说这就是为党做工作，对非党人士团结教育改造。他们即使在和人私下闲谈时，也常常摆起非常可怕的面孔，你刚一张口，他就把笔记薄拿出来像要录口供似的，记下来，但不知他记得对不对。我也遇过不止一个这样的人。我对付这样的人的办法很简单，他一打开簿子，我就立刻闭口。他说：“你说下去呀”。我指着他手中的簿子笑着说：“我怕那个，请你把那玩艺儿收了，我再说。”私人闲谈，何苦搞这一套！？曾有朋友这样说：“这些家伙好像把每个人都看成特务似的，真可厌。”从近来报上反映出的情形看，这类人并不少。但我以为这些人并不足责，因为他们不是制造风气而只是跟着风向跑的人，真正制造风气的人还是党的同志，责任该由党的同志负。

## 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受了中国传统的薰染，大都有相同的气质。他们除了学术修养之外，最重人品，自尊心很强，直与他们的生命相联系。他们讲究立身作人之道，一生是在追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这个“道”和“所”，自然是一些格言教条，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这些格言教条倒真能作用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因为他们讲“躬行实践”。甚至付出很高乃至生命代价也终身守之不渝，这叫作有“守”。也叫作有“品”，比如“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安贫乐道”……之类，他们安心于这些道理的基础上，他们可以“视富贵如浮云”，只“求其心之所安”，要这样，他们才感到生活不空虚，活得有价值。他们有是非之心，他们不做自己认为不应做的事，他们“粪土王侯”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他们一言一行总有一个道理在背后支配着，这就是他们的一套作人之“道”因此，他们很“固执”，而他们是“择善固执”，根本还在“择善”，当然，他们所认为的“善”是不是善？可以重新估计。他们并不坚持错误，只要有所认识，就能改过。因为他们在“择善固执”的同时，也最能“克己复理”。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教育改造，之所以不须压服而可说服，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品质性格。但是，当他们对道理还没有弄明白的时候，他们很难放弃他们之所守，因此，在初解放时，他们与前面所说的“积极分子”那类人不相同，他们不会在一个早晨就靠拢了党。这时，党的一些同志对他们并无较深的了解，往往容易把他们看成“落后分子”，甚至说他们有“抵触情绪”。加以那些“积极分子”又显示威风，右手持棍棒，左手拿帽子，去向这些人进行“团结、改造”，几年来的“团结”几乎把这些人越“团”越远。而这些人中经过学习，倒真正也有一些进步，但同志们对他们又往往估计不够，未从客观发展看问题，依然抱持成见，这就使他们想靠也靠不拢。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这些人精神上几乎是受到蹂躏。首先，对他们的过去，否定得太多，这也是“劣根性”，那也是“劣根性”，一无是处。比如有人说“富贵不淫……”总算不错吧，偏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硬骨头，算不得什么”。又如有人说：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这本是引用毛主席的话，但有人偏要追说：“问题是在爱什么样的国”。这样分析也不错，但对知识分子的爱国，也必定转个湾给他一点否定，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进步，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伤感情了。虽然他们所“守”的东西值得批判的也真不少，既要改造，也必然对过去有应被否定的东西，但人格的修养，与思想方法的改造，和对政治经济制度的认识，并不是一件事。无论什么都一律否定，这在知识分子中也是不心服的。有人说“一系列的运动、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这岂是我们改造思想的目的？但他们不敢分辩，说道理也说不通，只好忍守。许多人由此逐渐产生了消极情绪，这也错那也错，感到人格丧失，见人低头，还有什么生活意趣呢？那些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员同志以势凌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缺乏认识。他们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毫无渣滓透明彻底的“政治人”，把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简单化了！只从物质待遇上去求团结，忽视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方面。我们以为，在整风中，党员同志们（包括积极分子）好好想一下过去，从已提出来的一些事例中进而探索其原因所在，从根本地方下手改正，才能解决问题，倒不是头痛医头足痛医足作些枝节改正就算解决问题。

## 弃小嫌、明大义、辨是非、别好恶

　　尽管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缺乏了解，对他们的帮助用了不适当的方法，伤过情感，是不是就已造成很大的矛盾呢？不！这又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作人之“道”中有一条道理把自己约束住了，那就是“弃小嫌明大义”。中国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们见到这些年来国家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很感动，他们确能明是非别好恶。有的人尽管受了委屈而爱国热情倒反而增加了，原因即在此。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永远受委屈，永远把气闷在肚子里，而一无抵触情绪。今天全国鸣放，使大家发泄一番，把肚子里的闷气吐了，将会更主动地发挥出他们的热情和潜力，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郁塞更久，问题更大。我们知道哑子打人格外手重，就因他平时一肚子闷气骂不出来。既然郁闷很久，一旦倾吐，难免感情激动，说得尖锐一些，这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毫不足怪，更不足惧。也有人在发泄了闷气之后，又会冷静地考虑到：“整风整得太厉害了，是不是会伤了领导同志的威望，将来怎么办事呢？”又说：“我觉得使党员同志太难堪，也不好，值得考虑”，说这样话的人，“见其远者大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作人之道在他们脑子中起作用。这些时有人在公开场合中说话似乎还很保留，这也不必理解为他们“世故”或还有“顾虑”，他们说话之所以比较保留，也还是他们的作人之道在起作用，认为“睚眦必报”是可耻的，他们不屑计较自己的事，而“不为己甚”“忠恕待人”又是他们持躬之道。

　　至于拆墙填沟，已见到许多说法，事实上非党人士的鸣放，结合着党内的整风，已经就是在两面拆墙两方填沟了，问题是在这一股风过去以后，不要再筑墙挖沟，这倒是须要双方努力的。

　　（来源：《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编，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