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仅喊“你放吧”，这是不够的

　　<总政治部、黄源洛>

## （黄源洛：总政治部文工团作曲家）

　　在音乐界要贯彻“百花齐放”这一政策，首先还是要提高园丁的技术，要懂得花。目前的花并不是都已经含苞待放，而是有许多花还只是种子，(或者，有些甚至连种子都还要设法搜罗。)种子深深埋在作曲家们心里。如何为这些种子安排园地，给他一些条件让他枝繁叶茂，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还要进行许多具体措施，单单叫“放”是不够的。这些具体工作要做好，我觉得不容易，做的人不但不能有成见，还可能有顾虑(怕种出毒草来连累自己)。所以我说园丁首先要学习，今天事实上园丁们还像有点被动，观风色，不彻底了解政策，这样工作是做不好的。

　　过去专业学院和群众团体之间是有距离，有矛盾的。这矛盾也是很自然的，可以解决的。因为群众不是专家，专家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应该在群众中逐步推广的。当然，我们要考虑到专家们的东西是否从群众中来，但有学术性的，合手发展规律对音乐文化事业建设前途有益的，也常被强调“习惯”而加深了他们的矛盾。“人民音乐”就负有这解决矛盾的任务。过去，我觉得是这样做的，但还做得不好，以致有人说：“人民音乐越看越不愿看了”，就显然是因为“专业性”和“群众性”的东西都走了极端，不能深入浅出地给群众以教育。要么太深，要么太浅，群众路线是停留在形式上，学术性问题也没深入展开。另外，推荐作品常只是少数几个人，有些作品甚至是群众反映并不好的，也非登不可。

　　这类反映在音乐周前后正多，现在好像少了些。

　　在新歌剧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说，过去音协不积极领导新歌剧。过去为什么放弃这方面领导，想必存在许多客观原因，可能有人感到音协领导就会以音乐为主，我觉得新歌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音乐问题。放弃这方面的领导，不单於新歌剧事业不利，也恰巧使利用歌剧推动群众音乐文化向前发展这一作用不能发挥。今天电台的音乐介绍工作做的很多，也很好，可是如果把新歌剧事业更大的推动起来，对群众普及工作也许还更有效，更深入。

　　我还说“音乐为主”也许有人说我仍执偏见，这问题我的看法是根据现有的具体事实。不好的剧本，是站不住脚的，过去音乐好不好没有更多引起重视，尤其音乐的创造性大不大没有人重视；相反，大了，脱离一点了就立刻有人指摘。这原因是有历史的，音乐的命运不掌握在音乐工作者手里而掌握在“行外”(不敢叫他们“外行”)人士手里的结果。在如何继承民族，如何借鉴西洋方面，我们要自己积极负起责任。音乐需要有相对的独立主张，要维护音乐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不能由人摆布，更不能唯命是从。

　　因此，音乐界内部的批评，应该当作主流，把稳这种主流，对“行外”(那怕是权威)我们的领导方面要有说服力，要随时随地维护音乐文化事业。

　　过去的现象值得提出，具体就表现在过去新歌剧一度收缩的损失上(有人说没有损失那是骗人)。

　　在“放”的问题上我还有一点意见，过去有“首长决定一切”的传统，今天首长们谦虚了，常以“百家之一”的地位谈话，可是，无形中仍会和前者联系起来产生相当的影响。我这里决不是不承认要有领导的意思，只是在於如何“放”，真正能使大家解除顾虑。领导同志，最好不要过於急燥的把自己的主张先拿出来，最好慢一点拿，或者将来真正关键性问题产生了的时候，再拿出来。

　　我们必须考虑到“放”并不容易，除了思想上的顾虑，还有条件问题和一定的劳动问题。如果让作曲家在“放”之前先“怕”，“放”之前先有了创作中的“框子”“范畴”，“放”之前就感到已经肯定自己的“花”不会“香”，那又有谁热心去放呢?

　　只有消极对待“百花齐放”的人，才只会说：“你放吧！”“允许你放！”采取不反对但是也不支持的态度，不是多方面培植花草，而是“应付”政策。

　　在单位的领导中间，过去常听到的是“你有你写的自由，我有我用不用的自由”，但谁妨碍了团体领导的自由呢？

　　今天虽然说这样谈的少了，但是还有(如新歌剧讨论小组会上我还听见过)。我觉得，这是很不利於团结，不利於“百花齐放”的语调，应该撤销批判。我感觉得积极的办法除了自己团体尽量创造条件迎接百花。实在不可能，只有负责地把那些花推荐到适当地方去栽培开放的责任。

　　 （载1957年五月号《人民音乐》）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三)》(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