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曾几次说到“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这一类的话。(人民、6．16)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还恶意地歪曲毛主席的话来宣扬他的“天下要大变”的思想。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章伯钧大叫“看中了”形势的发展，说“天下要变，苏联也要变”。章伯钧说：“毛主席去年提出十条(指十大关系)，今年提出十二条(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就是要作更大的转变，而教条主义者眼光短浅，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事实，他们想永远统治下去。”章伯钧说，其实“波匈事件就是教训”。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光明7．4)

　　曾昭抡(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那是学生闹起来的。他认为过去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同时知识分子还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又说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目前情况很象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很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并说西安交大已闹事，上海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人民7．4)

　　钱伟长(民盟中委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象“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他分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所谓“无耻”的积极分子(他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所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做报告，虽不指名，但被批判的对象心里是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师们很大的不满(这时费孝通很激动的说，谁说我们是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也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他又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站出来说话，不过话也很难说，清华就有人提出请蒋校长下来，要钱伟长当校长。(人民7．4)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可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人民7．4)

　　谭天荣(北大学生)：有一聪明的人这样说过：“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东西，而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失去自己存在的权力，失去自己的合理组，于是一种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现实，就代替了衰微的现实——如果旧的东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便暴力的代替。”

　　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诸如此类，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反殖民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二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之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有三种力量组成了百万大军：

　　(1)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

　　(3)反对社会主义的敌抗力量。

　　现在要分清楚这三种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他们自会分道扬镖。过早的作各种猜测的怀疑是最坏不过的。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为自己开辟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

　　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我们的愿望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它早晚会实现的。如果我们袖手旁观，生活也会老实不客气的把我们留在后边，自己前进，在这里是没有交情可讲的。

　　善良的人们过来吧！近五万(?)的青年团员过来吧!真正的共产党员过来吧!我们需要倾向性强烈的人，色彩鲜明的人，我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我们需要热情而冷静的人，心地光明的人，让那些折衷主义者去指手划脚吧!让那些空谈家和胆小鬼临阵脱逃吧!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我们没有权利为一些琐事作无谓的争吵我们没有权利有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道路上勇往直前。

　　为了那些被歪曲的灵魂。为了那些受残害的心灵，为了那些象树叶一样被踏的人们，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让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让我们携手前进吧！

　　陈新桂(民盟中央后补委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桂活跃起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又说，“匈牙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人民8．9)

　　孙大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毫无问题有这样的情况(指匈牙利事件)，只是没有爆发出来”(人民8．22)

　　王造时(复旦大学教授)：世界形势还未可乐观。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要发生，帝国主义还可能直接进攻中国，他们要在这种形势来到的时候，“乘机而起”。(光明7．7)

　　李又然(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员)：认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发生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的逆流，李又然说：“好了，时机到了”并且说“丁玲眼里充满了快乐。”(文汇9．5)

　　董学隆(团云南省副书记)：“不仅在国际上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还是会有的”。“匈牙利事件就是青年搞起来的”。(中国青年9．16)

　　徐航(文艺工作者)：胡风事件的重审是迫下及待了，等着瞧吧!最近二年要大爆发。(文汇7．24)

　　孙家琇(中央戏剧学院)：整风开始以后，她认为“中国将有大改革，知识界可能出现个新局面，党可能让出文化及科学领域的领导”，民盟大有可为。(人民8．8)

　　陶誊州(沈阳北市区工商界)：“中国也快闹匈牙利事件了，早晚有那一天，现在全国已经闹起来了，这回共产党快垮台了”。(沈阳9．10)

　　张潮杰(上海青年报)：“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青年报的人不参加才有鬼哩!(文汇9．20)

　　高斌(西安师院副教授)：现在是我们知识分子坐下来，冷静地纵谈天下大事、为国策划、并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时候了。(西安6．11)

　　张友松：“敌人(指党员与靠拢党的群众)的队伍必然会有鸟兽的一天”，“战局顺利，我们就要直捣黄龙，万一暂时有敌我悬殊之势，我们要拿出决心来誓与阵地共存亡!”“我认为现在已到了淮海战役的阶段，只等第二批文件发出就等于解放大军渡江了!”(光明8．23)

　　芦斯飞(武汉大学学生)：恐怕这是最使党伤脑筋的事，经他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生中的党团员，学生会干部，积极分子，这一次连根垮台了，不自由不民主的时代，永远过去了，明日的珞珈山，将是群众的天下，过去受践踏受压抑的人们，开始挺直腰杆站起来了。吐出了郁积几年来的苦水，过去横行霸道的人，(按指我们的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都象一只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中青8．31)

　　王光荧(冶金工业部有色局共青团员)：“斯大林十五岁闹革命，我廿五岁闹革命也不晚，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和我的看法都相同，力量不小了，来个匈牙利事件差不多了。”(中青8．30)

　　莫戈(青海人民出版社)：“共产党几年来慢慢地变坏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愈来愈严重，已经发展到危险的地步。现在知识分子提意见了，工人、农民都对党不满，他们有很多意见，只是不敢提，以后看吧!”(人民8．4)

　　陈企霞(文艺理论工作者)：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陈企霞说：“现在的空气对我们有利。”(人民8．7)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从延安整风以来，以及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人民5．17)

　　张默生(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这次整风，重要的在于肯定错误，承认缺点；这次整风是对毛主席的考验，能“整好”就“整好”；整不好，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共产党就完了；又说今年暑假中国就要改观，民盟有办法。(文汇7．24)

　　宋舒若(济南教师进修学院教师)：现在不是作全面的总结，我不谈成就，只谈错误，缺点以至值得考虑的问题；只谈党内，不谈党外。在现阶段，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利益和整风的利益。(济南6．12)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整风中党之所好则恶之，党之所恶则好之。”“要打破顾虑，大胆鸣放，那怕把象鼻子说成竹筒子也是可以的。”(人民7．12)

　　韩兆鹗(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对大鸣大放不要有顾虑，不要怕，特别不要怕老干部，你们看西安城隍庙的石狮子虽老，但没有一点用场。”(人民9．6)

　　陈彦之(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大胆鸣，大胆放，说错了，顶多不过换个地方吃饭”。(沈阳7．30)

　　陈彦之(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民主党派参加整风要有‘斗争性’，不要提过意见就不管，我们提出意见不可能一下子就全被重视，所以要有‘顽强的斗争性’”。(沈阳7．29)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秘书长)：“帮助党整风就得大胆不顾一切地、尽情地放!有冤的诉冤，有苦水的吐苦水。”(辽宁7．4)

　　程厚之：“民主人士若想有职有权，就得和党斗争”。(沈阳7．4)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秘书长)“帮助党整风，要有章伯钧的胆量。”(辽宁7．18)

　　王造时(复旦大学教授)：今天我们可以摸出这么一个放鸣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越到乡村，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是最弥漫。因此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应当把这放鸣运动及时推行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各部门的基层单位上去。在这点上，党是一定有了统筹兼顾的计划和步骤的。但是我还深深觉得问题不仅仅是把运动推行到基层单位，而是从作为整个运动来讲，放鸣的重点必须放在基层单位和基层群众上去。这不但因为基层群众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论理应该受到注意；更重要的，在基层里牵涉的面最广，事最多，情况最复杂，本来就不容易搞好；而不幸基层的干部，一般说来，水平比较差，官僚主义犯得也就特别厉害，群众生活和生产上所受到的损失和痛苦也就来得特别深，特别重。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基层群众有苦说不出。基层的矛盾不揭露，不解决，其它的揭露与解决都是表面的。(文汇报5．21)

　　王造时(复旦大学教授)：我认为：“放”“鸣”重点应放在基层，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这样主张，因为愈到下面问题愈严重。(新闻6．15)

　　陈仁炳(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昙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角落里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人民6．15)

　　钱伟长：钱伟长在这个时候，还向物理系的二十多个学生点了火。有的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伟长问有多少人?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他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的签名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学生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去签名吧！(光明7．8)

　　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一个学生写信给钱端升，信中把今天社会描成一片黑。信中还把参加暴动的匈牙利青年说成是追求自由、真理的英雄。钱端升隔了一天就回信，信上说：“一个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光明6．26)

　　张友松：谣言和昏瞆的毒焰曾经象野火般蔓延，有良心的人们在毒焰面前狼狈奔逃。我们要提出愤怒的控诉，捶起响亮的战鼓，要叫星星之火燃烧起熊熊的烈焰，冲向云霄。”(光明8．23)

　　艾玮生(华中师范学院)：“五四运动学生冲垮了封建军阀，今天学生冲的功迹也不亚于五四”。他大声疾呼：“冲吧!同学们，会冲出一个“新时代”来!”(光明9．5)

　　冯雪峰(作协副主席)：“我向来是喜欢青年的，你们有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大民主也不妨。”又说：“你们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们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算什么。比如儿子打老子，老子不对就该打。”(光明8．27)

　　陈仁炳(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我还有一个看法。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帐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帐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算帐而算帐，不是一种“算帐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帐(如果有这样的帐)，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解放6．9)

　　杨玉清(“政法研究”副总编辑)：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过去做司法的人，有的该杀，有的该关，但有的不该杀，有的不该关，有的杀了，有的关了，而另一些学旧法的人都做了部长、司长，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人民6．5)

　　顾执中：“现在外面已不是和风细雨而是狂风暴雨。”他煽动大家对党“放大口径的炮”，而且还要“放远距离和近距离的导弹”，企图把天下搞乱。(文汇7．4)

　　孟昭英(九三学社成员)：“三反时怎样整群众的，现在群众就应该怎样整党；群众反对谁，谁就应该下台。”(光明7．27)

　　刘敬琨(九三学社社员)：要集中火力，准备炮弹，端正炮位，对准党委。(沈阳9．8)

　　丁干(沈阳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工业局供销科长)：社会上民主人士已经提出取消共产党，不要共产党领导了，你们有什么不可放的。(辽宁8．11)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关于阴谋取消党委制的具体步骤：一、首先强调党与知识分子有矛盾，尽量散布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造成对党委制不满的空气；二、强调反教条主义；三、利用鸣放，乱鸣乱放；四、最后造成乱子后由民盟来收拾局面。(潘大逵揭发)(人民8．6)

　　杜迈之(民盟湖南省秘书长)：根据章罗联盟的指示在四、五两个月内召开了民盟省委会、长沙市委会、基层干部会各种形式的会议将近30次，其中比较重要的会议有七次。杜迈之在这些会议上高叫“大放大鸣”，其内容有下列几点：(1)向共产党提意见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穿靴戴帽，要开门见山；(2)牢骚也可以发，受了“冤枉”的可以出来“伸冤”；(3)民盟要争取参加领导；(4)共产党不请我们开会提意见，我们就自己开会，各民主党派可以联合开会，而且可以邀那些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来参加；(5)共产党从省委到基层都有顾虑，怕人家提意见(这是杜迈之造谣)，我们要去推动共产党；(6)提意见要谈小的近的，也要谈大的远的，要谈方针政策一类的根本性问题；(7)提意见不要怕报复，民盟省委替大家撑腰等等；背地里还指示干部去“搞大民主”。

　　当右派分子兴风作浪到了极其嚣张的程度，湖南各高等学校已经被他们造起大民主倾向的时候，杜迈之兴高采烈的说：“这下子共产党就不得不重视我们了”(光明8．23)

　　康德等(长沙、文教界)：5月初，湖南开始大放大鸣时，“文艺沙龙”的右派分子提出了充满着火药味的所谓初步“战斗纲领”：“守住市文化局，进攻省文化局”。他们的“战略”是：“上下夹攻；内外夹攻，到处点火”。上，就是捏造事实，向中央、向省委告省文化局的“状”，下，就是在艺人群众中挑拨、造谣、点火、熏烟；向内，拉拢干部，打入党内；向外，抓住艺人、文化人和对党不满的分子，还有一套所谓“抓”不到就“打”“打”就是为了“抓”的阴险恶毒办法。他们的进攻口号是：“要鸣得满天星斗，要放得万丈火花”。康德等右派首脑在集会上曾发布“攻一下，再攻一下!”的“战斗号令”。“文艺沙龙”右派集团为了商讨如何向党发动“总进攻”经常集会。在5月下旬召开的湖南省政协会议前三天，他们聚集在右派核分子蒋寿世家里研究出发言的五项原则：(1)说话不离本行，从自己工作岗位上提意见，则领导的缺点自然暴露；(2)发言不要指出姓名，只要意见提出来，自然有人负责；(3)要抓住事实寻找工作中的缺口；(4)攻击的目标是省文化局，要打得狠、打得准；(5)要发动“群众”，要抓住艺人、文化人和出席省政协会议的人士，要造成鸣放气氛。根据这个“进攻”原则，他们又作了具体分工。如康德攻击党的文艺领导和党报新湖南报等。(人民8．7)

　　董宝琛等(东北煤田勘探局)：提出“八项在社会上争取舆论的纲领。一是取消企业里的党委制，成立企业管理委员会；二是国务院下成立立法机构，制定惩办共产党的法律；三是成立联合政府，由二、三名党外人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四是改变现在以党代政现象，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五是改变现在不合理的选举制度，实行竞选制度；七是自由选择职业；八是成立农民会，领导农民运动。”(辽宁9．3)

　　薛克昌(北京农业大学右派学生)：

　　我是集右派言论之大成。

　　民盟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在文化、艺术、科学方面做领导工作。党应该把这部分权利(力)交给民盟，党只要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领导就行了。科学家大多不是共产党员，因此高等学校也应该不让党员参加领导。

　　我赞成高等学校取消党委制，由民盟来搞。

　　信仰什么是自己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这是宪法上规定的。因此，是否一定要改造思想和信仰马列主义，是个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领思想。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认为社会主义完了。马列主义这下子完全完了。从目前现象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最后考验的时期，成功失败都由此决定。政治经济学已过时，特别是社会科学原理，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什么实践，原理是否对，是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只能作为一个遗产来接受，那时分析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现在经济发展了，是否适合是个问题。唯物论的根本原则是对的，但停留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点是不够的。现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展很快，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不知道量子力学、相对论等概念，所以不能停留在以前的基础上；应在物理、化学成就方面来概括。哲学体系上不承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很多地方过时了，上面的东西都是根据一百多年前的自然科学成就写的。自然科学本身的概念有好多地方已过时，但有人还把根据它写的哲学当圣经读。

　　我赞成修正主义。

　　目前我国一切都强调的领导与集中，没有新闻、结社、言论自由。如唯心主义一发表就要受到批判，思想上有问题一提出来也要受到批判。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不能空谈民主。解放前学生闹事，因为制度不严，还可以天南地北的跑，现在你跑到那里去呢?

　　没有武器的反动小集团应该保留，不应取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卢逸云(天津市工会干校)在座谈会上向党中央提出了三个建议，这

　　第一，建议中央举行民意测验。卢说：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等人士中有些反社会主义言论不敢发表出来，可以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叫他们提出见解，经过测验，看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有多少人不赞成。这样抓的准，才能打的狠。

　　第二，建立考绩制度。他说：体制、法制都应改进，现在我只就人事制度说，建议实行考绩制度。用考试的方法看够什么职务就担任什么职务，我想民盟那些白吃饱的老教授也可以考下来。

　　第三，全部开禁。他说：现在只有文艺、戏剧界开禁了，其他方面还没有全部开禁，应该相信人民群众能明辨是非。卢逸云的建议立即遭到了群众的反击。在群众的批判下，他承认他提出举行民意测验的用意，是他认为拥护共产党的人少了，一测验意见一定很多，很集中，叫党出一身冷汗。关于建立考绩制度，以后他承认：考一下民盟的白吃饱教授是一句反语，意思是要民盟多考上一些部长，多给一些席位，在考试中有不称职的党员干部可以被考下来。至于所谓全部开禁，这实质上是企图在思想战线上取消马列主义，使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毒素都能够取得合法的地位，自由滥泛。他认为宣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问题，教条主义象一根绳子，使革命受到束缚。他觉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论、再论不新鲜，对马克思主义学不进去。相反的他对一些修正主义的言论则认为有新鲜东西。(工人7．30)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委)马哲民要求民盟组织在整风中要争取主动，发挥“独立性”，抢在共产党的前面，对共产党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夹攻的战术，据他说，这样做是因为共产党内思想僵化、顽固的原故。马哲民给湖北省的民盟干部布置工作时，强调民盟在整风中要起“带头”作用要“单干”，民盟基层支部有事不必同共产党组织商量。由于马哲民提出这种主张，因此民盟的基层组织搞起了自己的整风办公室，同党分庭抗礼。

　　马哲民不仅在给“光明日报”写的文章中号召人“吐苦水”，而且在布置整风工作中也贯彻了这一点。他指示民盟干部、基层组织专门找那些过去在历次运动中被斗过的人或平时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共产党“吐苦水”。在马哲民的指使下民盟的干部们日夜忙着组织各种各样的“吐苦水”，一字不改的登在民盟湖北省机关刊物“学习简报”上，分发给各基层盟组织。为了传播“点火”的经验，他还把“学习简报”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民盟组织。(光明6．23)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秘书长)程厚之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大规模发展组织的指示，程厚之在鞍山提出“横面铺开、遍地开花、不管大小、好坏、有一个算一个”的组织路线，他向鞍山市盟组织负责人说“上层打不来，可把职员、副工程师和一般技术人员先吸收进来，现在可吸收百八十个，在鞍山发展两千名有希望。”(人民7．19)

　　丘致中(农工党员)“要拉技术人员，政治上才有力量，避免人随意宰割”，因为党员不懂技术，我们先取得技术上的领导，才可以控制森工部。”(人民8．12)

　　石天河(文艺工作者)三大主义不会自动退出舞台，所以你们不能怕挨打，不能因“气候不佳”而放弃斗争。相反的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要“假戏真做”，要“甘当傻子”要“冒险犯难”。他又提出两点策略：(1)要设法改变“气候”，(2)要有“必要的有分寸的揭发”，使我们座谈会中，“阵线营垒旗帜分明”起来。(3)他向流沙河打气，“今天怕挨打，日后就要长期挨打”(文汇7．4)

　　石天河(文艺工作者)：今天把这几天的报翻了翻，觉得你所说的“气候不佳”是有道理的，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很象毛主席的笔调，值得多加注意。把发言稿退给我，我全部改写一遍，着重谈实事提建设性意见。

　　我想斗争是必须继续的，不然三大主义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的(文汇7．24)

　　吴祥骅(南通医学院教授)他和别人说：你骂共产党时就说你们这班党员，别人说起来，我是骂的一些党员，不是骂的整个党，因此人家就抓不住你反党的小辫子(人民7．25)

　　谭惕吾：红楼梦里的薛宝钗。王熙风是两面派，是值得学习的。这种社会(指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两面派。历史上就是这样，这一派，那一派，这一党，那一党，倒向那一派都不行。比如解放前国民党要杀共产党的头；现在共产党要杀国民党的头。她还无耻的说：我自己过去、现在由于两面派，所以过去、现在都能有职务，有权力。你看我现在生活多好啊!特别使人愤怒的是谭惕吾还说：如果不是两面派，国民党回来就要杀我的头。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