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刊摘录:右派反对学习苏联挑拨中苏友谊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孙大雨(复旦大学教授)如果我当了系主任我就要取消学习苏联,恢复解放前英美资产阶级的那套方式,并且要把努力学习苏联的积极分子调走。(解放9.12)   马忠涛(沈阳市人民委员会物资供应局科员)他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出卖祖宗,有人说科学技术一边倒向苏联,这是谬论”等。(辽报8.8)   张孟闻(人民代表盟员)过去学习英美,是做英美的奴才,今天学习苏联,是做苏联的奴才。(文汇9.1)   华揽洪(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总工程师)“苏联虽然有先进的经济基础,但是没有先进的上层建筑。苏联的绘画、音乐、建筑都很糟糕,落后得不值一学”,“在莫斯科大街上不能睁眼,苏联建筑太恶劣”。(文汇9.23)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者,不但迷信马、恩、列、思,同时也迷信苏联”。“而我们的缺点,还是在学习苏联的时候迷信了苏联。这种迷信的表现,就是以为苏联在一切方面都是世界第一,只有苏联可学,其它各国都不可学。这就使我们变成一种眼光如豆的人,视野中只有苏联,其它各国的优点,本来可采取过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也都一律加以否定”。(人大周报152期)   孟昭英(九三学社成员)孟昭英一直公开地骂苏联是“恶魔”,是“赤色帝国主义”,并且散播诬蔑苏联军队的谣言。对于苏联的科学技术,一贯抱着非常轻视的态度,甚至想从苏联火柴枝的质量,去寻找“苏联的轻工业不如美国”的证据。(光明7.27)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苏联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一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苏联没有一本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苏联的书对英美学者来讲,不值一驳,所以他们连看都不看。”,“苏联社会科学一无成就,自然科学方面,只有物理学有成就,其他学科则只是个别方面先进,生物学特别落后。”(光明10.13)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改造后,想读苏联的书籍,但发现非常贫乏,无书可读”。   “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他的资格都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光明8.19)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苏联科学落后的原因,是由于所谓“教条主义严重”和由于斯大林把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赶尽杀绝”,使“学统中断”。(光明10.13)   陈振汉:(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苏联四十年来,理论成绩不大。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投下的劳动是不少,而结果却很微小,替这些人想好象很悲惨的局面。四十年来到底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用处,还不是只培养些教育宣传人员,培养出一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苏联四十年的回忆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光明9.4)   黄琪翔(农工副主席)“苏联物价高,人民生活不好。”又对他的儿子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不过如此,你现在二十来岁,将来活到五、六十岁时的生活也不会太好。”(光明7.29)   钱伟长: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三十年”。(中青报7.22)   钱伟长(民盟中委,清华大学副校长)杜威的教学思想是反动的,苏联教学思想也是反动的。(中青7.22)   李伯球(民盟副主席)苏联有重工业,但没有旧的文化。(中青报7.4)   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苏联革命三十年压制民主(解放6.20)   黄琪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苏联缺乏民主、自由、空气太沉闷。(光明7.29)   彭文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斯大林错误是在苏维埃制度下产生的,应当说是这个制度产生了这些错误,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解放7.13)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说:“我看,斯大林将来要变成一文不值。”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但是陈铭枢不感兴趣,一直把斯大林看成千古的罪人。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陈铭枢却说:“匈牙利事件是在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而爆发的,是人民自发的政治运动。”(人民7.15)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苏联出兵匈牙利就是干涉内政,”他认为宁可失去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人民7.20)   戴煌(新华社记者):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人民8.8)   沈以光(外文学院学生)中苏关系不平等,中国实际上处在殖民地地位。苏联专家渗透到我国各个部门,对我国的机密了如指掌(幸亏中苏友好,否则不堪设想)。总之,苏联把我国抓得太紧了。   反对学习苏联一面倒。一切都学习苏联,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中国好象殖民地。   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在中国建立“东方南斯拉夫”。集中西之大成,搞个综合式的民族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埋头苦干十二年,各方面初具规模后,就可以松一口气,与苏联建立双方平等的新关系了。(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   龙云 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工人6.26)   龙云(民革副主席)“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工人6.26)   陈新桂(民盟中央后补委员)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是“恨苏联”,报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人民8.9)   董任坚(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把苏联诬蔑为“赤色帝国主义”。他说苏联“经济落后”,“不但不能帮助别人,还要剥削别人”。他甚至恶毒地造谣说:中国的抗美援朝,受苏联的支配,是先动手的。(文汇8.23)   李正修(省器材批发站物价员)中国和苏联是“主仆关系”。(人民6.15)   赵润清(大连商品检验局)“说苏联好,那是骗小孩子的话,为什么帮中国的忙,也有他本国的好处。”有一次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船主问他:“中苏友谊能持久吗?”他说“利益一起冲突,马上完蛋。等中国人真的强大起来,就任谁也不需要了,还用听苏联的命令吗?几年后中苏一定绝交!(辽宁9.4)   韩鸣(民盟盟员)我的思想混乱,但有一点不混乱,那就是反对苏联。(解放9.10)   詹寰(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曾说抗美援朝运动“不合国际法”。(北京8.6)   龙云(民革副主席)龙云反对抗美援朝。1951年春,龙云认为“国际局势紧张,中国外交失败了,远东就要爆发全面性的大战,前途万分危急,这样下去,人类浩劫不堪设想。”龙云还宣传“朝鲜前线的牺牲,已经令人毛骨悚然;财力物力的消耗,也已经达到惊人数字”。(光明7.21)   龙云(民革副主席)抗美援朝的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工人6.26)   徐日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抗美援朝是我们自己找麻烦。(解放8.17)   张孟闻(民盟盟员)朝鲜战争经费占全国开支50%,而文教卫生开支只有0.5%。(中青报8.5)   毕鸣岐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毕鸣岐去朝鲜回来,公开说中鲜战士英勇,背地里夸美国军队威风。(人民8.3)   耿宁(机部设计三局)抗美援朝他希望我们被打垮,“退到莫斯科”(辽宁9.14)   张孟闻(人民代表、盟员)志愿军先侵略人家,美国飞机才来轰炸我国;(文汇9.1)   刘积学(民革河南省副主委)都说美帝是纸老虎,这个纸老虎可不是真正的纸老虎,惹不得的。(光明8.6)   任传耕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搞不好,是我们外交上的失败。有些地方我们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政治上应该与美国和解,否则它就必然把枪口对准我们。如我们说资本主义一定灭亡,这就刺激它。我们好,不要刺激别人。得罪了艾森豪威尔,就得罪了美国,两国关系就搞不好。(解放6.20)   蒋涤旧(苏北农学院教授)第三次大战快要爆发了,这次战争是有利于美国的,因为美国的战略好、武器新。这次打仗是先打苏联,从土耳其打进去,打下苏联之后,中国就可不打而降了。(新华7.30)   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美帝国主义站在我们这方面,站在埃及这方面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解放7.30)   许扬三 你们在美国教会出钱办的学校读书,怎么能够反对美国呢?并说美国是我们伟大盟邦,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一个美国工人的生活,比有钱的中国人过得还要舒服。”(文汇7.12)   马超群(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工程师)目前我国在对美国的政策上,也或多或少犯有一些教条主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苏联为中心结成社会主义阵营,结成军事上的联盟,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这种联盟而妨害我们和美国的友好,和美国的友好并不意味着不和苏联的联盟,并不意味着拘束。(山西7.5)   阁传经(重庆大学采矿系教授)把台湾刘自然被美军杀害的事件说成这“并不奇怪,因为美国人有醉后杀人的民族习惯。”(光明8.20)   钱钟毅(同济大学教授)他把我国政府始终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污蔑是“口头”上要和平。他说,他所饲养的鸽子好打架,是共产党的鸽子(文8.15)   龙云(民革副主席)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工人6.26)   朱孔嘉(天主教徒)罗马教皇是普世天主教的首领,我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中国教会必须和梵蒂冈建立经济关系,接受梵蒂冈津贴,这是家务,政府应该批准。(文汇8.17)   王文成(主教)把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说成是“挖天主教会的命根子”并提教徒受教是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自愿,天主教主张私有制,这是人的秉性。(人民7.31)   滕鸿涛(青年作家)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走下坡路。   冯圣葆(外交学院学生)我国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是反得太过火了。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体会不到中国的宽宏大量,如中苏条约就是针对日本的。   战后两大阵营的市场,主要是人造成的。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如此密切,将来会造成贸易上的困难,如我国工业化了后,捷克的机器就销不出去了。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