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问题杂谈

　　<湖北、姚雪垠>

　　（[原编者按：这是作协武汉分会右派分子姚雪垠1957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的一部分。在〈创作问题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这两篇文章中，正如姚雪垠在鸣放中有两次发言一样，是以反对“三个主义”为幌子，疯狂地、全面地否定了党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反对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对武汉以至全国文艺界的现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并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以代替党的文艺方针，企图从思想基础上、政治方向上、组织领导上全面地摧毁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资产阶级文艺的复辟鸣锣开道。在〈卢沟桥礼赞〉一文中，他竟丧心病狂地对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进行了肉麻的歌颂，更充分地暴露了姚雪垠的反动面貌。]）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文艺界和学术界呈现了空前的活跃气象。当然，这种活跃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还需要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很多努力。现在，就几个有关繁荣文学创作的问题，我谈一谈自己的粗浅感想和看法。

## 对于作家生活的看法问题

　　作家应该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这一基本原则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我不打算重复大家早已听熟了的话。我打算谈的是，我们这几年来对待生活的看法上所存在的一些偏差。

## 有些同志把生活的范围狭隘化了

　　1951年我回到河南以后，常听到一些年轻的同志对我忠告说：“你虽然对旧社会有相当丰富的生活经验，但那种生活经验已经没用了。你虽然在写作上有一套技巧，但从前的技巧也都是资产阶级的技巧。”（实际上我的旧生活经验和写作技巧都非常缺乏。）关于技巧的说法，一听就知道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关于旧日生活无用的说法，乍然听起来仿佛有些道理。今天经过了天翻地覆的社会改革，加上新事物不断涌现，单倚靠旧的生活经验来看现实，正象是看过了时的日历，确实不成。但如果说旧的生活经验完全无用，或轻视旧的生活经验，显然也是十分错误的。这是机械地把生活经验划分新旧，割断了生活的纵的关系，不承认生活永远是历史的运动过程，前后承接。把生活机械地划分新旧，把解放后的生活从历史的奔流中孤立出来，这是形而上学的认识事物的方法。

　　老作家在旧社会生活得久，不但不应该把这一点看做是他们的包袱，反而应看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是他们的财富。这种财富正如其他知识一样，是没法用金钱购买，也没法通过任何捷径获得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源泉看，并没有阶级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立场来对待和运用生活经验。青年作者从旧社会带来的旧东西比较少，这是可喜的地方。但由于他们的生活知识少，便不容易把握和反映较为宽广和深刻的现实。他们可以开放鲜艳的花朵，但往往枝叶单薄，花瓣简单，开了一朵两朵就把蓄积的力量使尽。一个青年作者要真正变为成熟的作家，不但需要在艺术修养上步步提高，也需要通过长时间蓄积丰富的生活知识，为着概括较大的历史现实，为着塑造更丰满的典型形象，任何作者不仅要懂得今天的生活，而且要懂得昨天的生活。对昨天生活的无知，本来是个缺点，而几年来却有不少青年作者竟然以此自豪。

## 不重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

　　几年来，不但许多青年对老一代作家所具有的生活经验很不重视，而且有些领导创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也缺乏明确的认识。由于不重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在分配创作任务时往往把老作家和青年作者一例看待，一例要求；既使老作家不容易发挥潜力，也使青年作者担负不容易担负的创作任务。反映当前的生活最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由于曾经片面地强调反映当前生活，好象只有当前生活才有用，只有当前生活才值得写，于是老作家有许多可写的题材不敢写，又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这种现象，也是形成几年来题材狭隘的原因之一。

　　李劼人先生正在写辛亥革命前后的生活，这是老作家利用独具的生活经验发挥潜力的一例。其实，老作家不但写历史题材有其特别有利的条件，就是写目前的重大题材也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比如写长江大桥的建设吧，青年作者的长处是较容易同青年工人和技术员打成一片，而老作家则较容易理解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专家和老工人，较容易理解更多的、更繁杂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人物。除这之外，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基础的老作家，他可以从民国初年茅以升企图建筑长江大桥的时候起，纵目数十年的历史变化，给这个现实题材以非常宽阔深厚的背景。再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题材，青年作者对于资本家的过去生活，对于他们的思想、感情与性格，很难了解深刻。可是老作家一闭眼就会想起来许多过去经营工商业的亲戚、同乡、朋友和熟人，二三十年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历历地呈现目前。

　　以上所谈的，目的在使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重视生活的纵的关系，不要把当前的生活孤立起来；一点当前的生活，往往缺乏真正的深度。第二，对于那些有较多生活经验的老作家，要给予应有的尊重，帮助他们利用这些生活的资本，发挥更大的潜力。

## 关于体验生活的一些错误做法

　　这几年，在布置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时，一般领导同志很少认真研究各个作家的不同条件，常常把问题停留在一般的号召和督促上。作家之间，不仅有着年龄、经历、修养、生活习惯和体质强弱种种不同，也有各人特长的不同。不把这些问题全面地充分考虑，往往在下去生活后会发生新的问题，不能够实现所预期的收获。比如：硬让一位熟悉北方农村的作家下到南方农村，让一个写抒情诗的同志长期蹲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小村庄里，让一个生活经验和一般知识都很欠缺的青年下到有宏大历史背景和复杂关系的地方，或者让一个具有较多的社会知识和较大的概括能力的老作家蹲在一个范围极小的活动天地里，都不是妥当办法。

　　对于深入生活，也曾流行过两种片面的指导思想。第一是担任实际工作问题。作家下到生活据点，当然最好是能够担负点实际工作。但是不应该把这作为唯一的生活方法，以为不如此便是不肯艰苦深入，便是漂浮在生活上面。作家应不应担任实际工作，是要根据作家本身和生活地点的许多具体条件决定的：有时有适当的工作可以担任，有时没有适当的工作可以担任；有时担任实际工作对创作有利，有时就未必有利。许多同志曾经不研究实际情况，凭着一个抽象的原则，也就是凭着一个死板的教条，坐在上边遥遥地指导下边的生活。许多搞创作或搞编辑的同志也同样以某人是否担任实际工作为衡量其生活是否深入的唯一标淮，这不但形成舆论的压力，并且作为检查作家思想时的重要根据。在这种硬性的指导思想下，有些作家在生活据点中忙于秘书工作，有的忙于管伙食，有的担任了领导副职，“捆绑”在办公桌或会议桌上，但对生活的收获并不大。就领导同志说，这样的指导方法实际是官僚主义加教条主义。

　　第二，是深入一点的问题。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好；可是整年整年的呆在一个村庄或一个小工厂里，算不算好的生活方式呢？我看也不见得。过去，为着反对前一种偏向，便强调地肯定了后一种生活方式。古话说，“阅千剑而后识器”，对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看的人多，经的事多，才能对生活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是相辅相成的，生活的天地过于狭隘，往往会使人变得孤陋寡闻，目光如豆。片面地强调深入一点，忽略了点与面相结合的辩证关系，这种指导思想是给作家“画地为牢”，也是主观主义在作祟。

　　最后，这几年，我们思想中的公式主义也同生活互为影响。比如，我们下工厂，事先就计划好找先进生产者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的题材（领导和编辑部也时常提出来这一类的具体任务），有这种计划原无不可，可是它常常变成公式主义的死框框，套住了作家的生活。于是，尽管我们生活在极其复杂多采的现实中，所看见的却往往只限于这一点，对其他失去了敏感，失去了探讨和追求的兴趣。几年来我们产生了那样多千篇一律的、大同小异的工厂题材和农村题材的作品，大概都和这种生活态度有多少关系。我们不应该拿一个框框去套取生活，不应该让一个简单的公式、一个死板的主观意图限制了我们在生活中的创造性活动。不是吗？

　　可见，下去生活，也需要反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需要思想解放。

## 对作品的看法和态度

　　我们对待作品，有许多偏向是应该赶快纠正的。

　　第一种偏向是过于求全责备

　　任何作品，都为它的形式，它的作者的才能，生活，处理题材的着眼点等等条件所拘限。一篇比较成功的作品，如果用鸡蛋壳里挑骨头的态度去推敲，也往往可以挑剔出一些毛病。如果我们处处“求全责备”，将有很多花朵不能开放，即让开放了也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何况，我们“求全责备”时所持的尺度是不很准确的，往往带有教条、公式和偏见。例如这些年来，因为我们知道了性格刻划在现实主义美学中的重要意义，于是处处拿是否创造出典型人物去衡量作品，对短篇小说和对长篇巨著作同样要求，如果在一篇小说中看不见完美突出的人物形象，就认为它是篇失败的作品。其实近代许多优秀的和伟大的小说作家，他们所写的短篇小说实在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刻划了鲜明的人物性格；有的人物性格不突出，但故事很动人；有的既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动人的故事情节，然而反映了现实的侧面。如果单拿写出人物典型一个尺度去衡量，契可夫和莫泊桑都有很多短篇要落选，而奥·亨利和法郎士的短篇更要落选。

　　第二种偏向是乱扣帽子

　　我们的文学战线上某些青年同志，其中有搞创作的，有搞编辑的，几年来常喜欢拿一些不恰当的帽子扣到别人的头上，给创作事业带来了很坏影响。例如，动不动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批评作家，而这句话简直成了一句金箍咒，使不少作家下笔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写爱情，不敢写温暖的友谊，不敢写私生活，不敢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敢在作品中流露点浪漫色彩。解放后几年中文学题材的狭隘，作品写得干巴巴的，原因虽不完全在此，但与此颇有关系。

　　另外有些同志听说自然主义是不好的，而实际对于自然主义一词的概念并不清楚。如果一个作家确有自然主义倾向，当然应该帮助他进行纠正；可惜这些同志们是只喜欢粗线条的文学风格，只喜欢简单的描写，遇见文笔细腻的写法就称之为自然主义，表示反感。且不说描写细腻和自然主义是两回事，就让对待真正的自然主义也未必应该一笔抹杀。左拉是众所周知的自然主义作家，我看我们今天的作家还没有一个人写出象“萌芽”、“娜娜”、“小酒店”等那样感动人心的作品，在我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深度也远不能和左拉的深度相比。我明白自然主义的严重缺点，我也不同意今天的作家走自然主义道路，我说这些话，是有慨于近几年有些青年同志用极简单的教条对待文学创作的复杂问题，强不知以为知，人云亦云，听风是雨，随人起哄，给作家乱扣帽子。

　　由于几年前苏联曾提出过文学要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一理论，于是在我国到处流行着本质论。作家写一个生活的细节，看作品的人并不管这一个细节有助于烘托性格，烘托气氛，往往简单和粗暴地指责说：“这不是本质的！”一篇原稿，经过大家提意见，指出这不是本质的，那不是本质的，作者只好忍痛删尽枝叶，独留枯干。庸俗的本质论对我们的创作不是带来好处，而是灾难。

　　由于几年前在苏联批判了无冲突论，于是我们也懂得了无冲突论的不好。接受苏联的这一斗争经验是好的，但不能作为帽子随便乱扣。作家描写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每一个短篇小说里所表现的矛盾都是尖锐相对的，或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这样写，不一定就是“让棋”。我们有不少同志往往把苏联作家反对无冲突论的文章中的一些话生吞活剥，死搬硬套。不分别形式和题材，硬拿一个尺度去衡量一切作品，这就是教条主义。有教条主义存在，便有许多不合理的清规与戒律产生，便阻碍百花齐放。

　　第三种偏向是禁忌太多

　　我在前边提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那顶帽子时，已经说出来一些禁忌，而实际上曾经流行的禁忌是多得多的。例如，曾经有些人看见作品中描写革命青年在兴奋时滚出热泪，或一个共产党员在月光下回忆起童年和故乡，都要给以“严正的”批评，理由是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流泪，不能想家。另外，作家们把写领导人物的私生活看做一件冒险的工作，认为很容易被批评是歪曲了领导形象，于是作品中的领导人物便只能谈工作，讲教条，规行矩步。四平八稳。写工人农民也有许多禁忌，动不动就受“严正的”批评，说是歪曲了工农形象，甚至还要追寻作者的不良企图。这一股歪风，近一两年来虽然有了好转，但是还没有彻底地加以纠正。有些人不象过去那样的态度蛮横，而是用较为和平的口气说：“难道贫农对合作化也会动摇么？”“难道工人也会发生这样的不好行为么？”或者说：“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是有的，但不是本质的。”我希望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下，这种歪风能彻底肃清，一切有革命良心的作家都感到百无禁忌才好。

　　第四种偏向是太看重作者的名字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作品

　　宗派情绪和关门主义，人人皆知其可恶，我在此不必去谈。根据作者的名字取舍作品，不一定都是宗派情绪，也可以是崇拜名人的思想在作怪，也可以是由于碍情阻面，怕得罪熟人或名人。几年来，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名作家所写的坏作品，同时一定有很多好作品因为作者的名字不响亮不能够顺利发表。今天，为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为开展创作竞赛，一定要廓清这种庸俗的、偏狭的作风，给所有作品以平等发表的机会！

　　根据作者的人来对待作品，在批评方面也产生一种很坏的风气。这种风气是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分析作品，从先入为主的成见出发。这里产生了几种现象：第一种是对某些人只有颂扬，不敢批评；即有批评，也是拂皮搔痒，聊资点缀，以表示文章写得全面。对另外一些人，苛求过甚，缺乏与人为善，热情帮助的态度。第二种现象是对某些人的平庸或失败的作品盲目推荐，而对另一些人的较好作品取冷淡沉默的态度，不敢或不愿给以公正的推荐。第三种现象是对某些人锦上添花，对某些人落井下石，不论歌颂或批评，都是起哄。这第三种现象最为恶劣，有时简直敌我不分，企图使被批评的作家永不翻身而后已。

　　批评方面的不良风气，必然给创作事业带来了许多危害。几个月来，这种种不良风气，已经引起全国文艺界的注意，已经遭到了批判。但是这些风气的根手相当深，必须继续同它斗争，才能肃清，而且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

　　第五种偏向是乱加删改，态度粗暴

　　编辑同志对稿子应该有删改权，但在运用删改权时必须尽可能地慎重和虚心。这几年，有很多编辑同志所表现的态度是过于粗暴的。例如，过去某省日报曾约我写过稿，往往几千字的稿子被删得只剩下几百字，而这种大刀阔斧的删改态度不仅对我一个人的稿子如此，对别人也有同样情形。删削后的稿子同原作面目全非，令作者哭笑不得。我还遇到另外的情形，原稿中纸烟的“烟”字都被编辑改成“煙”字，不知他们根据什么理由要取消“烟”字；一篇稿子中用了些历史典故，经编者红笔一删，有些地方接不上去，有些地方接上去成了笑话；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所用的方法本来在古典小说中是常用的，但由于编辑同志只喜欢看老解放区和目前中国的名家小说，感到那样的开头不入眼，红笔一挥，几百字去掉了，小说的开头有单刀直入之快，但无摇曳多姿、前后照应之美。

　　第六种偏向是机械地看生活

　　有些同志读到一篇作品后，不问作品是否反映了现实，首先奇怪地问：“他下去没多久，仅仅凭着一次访问，怎么就可以写出作品呢？”或者说：“他只在火车上同人家谈过一次话，怎么可以写小说呢？”于是就怀疑了这篇作品的价值，甚至责备作家的创作态度，说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玩弄技巧。这种指责有时也可能指责对了，但有时也完全不对，只能表现出我们对待创作过程的认识简单化，表现出我们的无知，如果一个作家平日蓄积了较多的生活经验，他是可以凭着短期访问，凭着一席谈话，写出象样的作品的。这种过程毫无神秘之处，也决不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第七种偏向是编辑工作的原则不够灵活

　　这里，我只谈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时为响应某种号召，或想集中的表现某一方面的生活，大力组织和发表这一方面的稿子。就一般道理说，这工作有时确很需要，毫无可非议之处。但问题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常不惜发表许多味同嚼蜡的、毫无艺术味道的坏作品，这就值得考虑了。今年春天，“长江文艺”上发表过不少工业方面的特写，其质量连象样的新闻报道还不如。味同嚼蜡的作品既不能艺术地反映现实，也不能感染读者，更无助于文学上的百花齐放。

　　第二，一本刊物象一个小花园，须要避免单调，使花色尽可能繁多一些，因此编辑同志最害怕长稿子，害怕它把别的花盆挤得没处摆，这心情，这苦衷，我全明白。但是，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机械。登一篇质量并不坏，能够吸引读者的长稿子，我看要比登几篇味同嚼蜡的稿子好得多。硬说读者不喜欢稍微长的稿子）是没有根据的，是主观主义在作祟。

　　 （载1月10日“文汇报”）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