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的右派言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

　　<全国部分高>

　　“我国农业合作化是毛主席一个文件强迫完成的，农民并不愿意，合作化后，农民的生活也没有改善。”（四川大学　代星如）

## “农业合作化条件不成熟就搞了，所以有问题，农民在骂啊。”（北京俄语学院　沈兆予）

　　“从土改到互助组，农民生活提高了，合作化以后农业产量根本没有提高，没有天灾也不会提高产量。合作化搞不好，因为人多心不齐，农民入高级社不是真正自愿。”（北京俄语学院  郝钧）

　　合作化的农村是“……后山无树木，前山无花草，死者无消息，存在如尘泥……”（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的材料）

　　“合作化虽是好事，但合作化的高潮并不是自觉自愿，而是中央‘盲目乐观’，只有局部条件好的地区办社，使农民认识到了社的好处。很多农民因在统购统销时都搞得吃不上饭了，在统购时把农民吃的糠也买去了，农民饿着了肚子只好参加了合作社。毛主席把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统购统销，论其政策本身没有什么缺点，是人人赞许的，但论其具体实施，却可以说搞糟了。……农村党员、团员和干部组成了官衙，党员成了‘七品县官’，团员干部成了左右大臣，堂鼓一响，升堂律事，农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农民变成了羊羔，任他宰割。‘衙’里的群臣七品，闷着良心高估农民余粮，用以媚献上爬，报复于民。有的农民本来没有余粮，而‘官’们硬说有。有的有500斤，硬说有2000斤。在这种存心不良，不切合实际的估数下，去吓唬、勒索农民，农民怎能够通哪？不通他们就用尽了一切法术。他们就用铁条长矛，满家搜索，把东西扔的满地都是，有的竟被破坏。搜的结果落空，并没搜出余粮，但还不甘心，又以动员说服的名义，把人叫去，在冬天叫你把棉衣脱去，把你关在久没人住的冷落的屋里，让你去想！……如果这些情况不能阐明农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我还能举出许多事实。动员说服……但到了农村官卡那儿，这句话就产生了变质，‘动员说服’就是打民的意思，群臣下社深入群众‘动员说服’，但农民说：‘凭良心说，我确实没有余粮’，话没有落地，耳光上脸，自己的妻儿子女眼巴巴的看着这种情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哪？这和汉奸逼良有什么区别哪？这种法术确有魅力，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恨心把吃粮卖掉，农民满腹的冤屈无处诉，‘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难进来’，这虽是对旧社会的写照，但对现在农村的官卡来说，却仍然还是适用的。”（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

　　“农村农民没有饭吃要饿死了，由于农业合作化，农民都是各顾各的，耕牛没有人管都饿死了，现在用人拉犁拉车。”（中南矿冶学院　焦春台）

　　“家里粮食不够吃，人民吃杂粮，这些粮食都运到苏联去了。”（中南矿冶学院　朱德君）

　　“合作化的优越性，不外是大大加强动动强度；一天做到晚，吃又不饱（指粮食供应——编者），饿死都未到社会主义。”（中山大学  钟木粦）

　　“合作化运动搞得不好，偏差很大。”“我在湘西亲自参加过合作化运动，还不是出一个通知晚上把农民召集起来宣布一下就行了。”“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一切都较好些，湖南是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中山大学  岑澜）

　　“统购统销政策不合理的，使农民生活困难，余粮不够吃，政府征粮不够实际，农民明明没有这么多余粮也要卖。”（中山大学　覃仲才）

　　“猪肉之所以供应紧张，是因为统购统销合作化的偏差，农民入社不养猪了，猪肉紧张，市民买肉排队，人民的呼声是非常不满的。”（北京矿业学院  刘馨棣）

　　“合作化搞得并不象宣传的那样好，农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态度粗暴。”（北京政法学院  姚明）

　　“群众生活不好，比国民党时代还坏。合作化影响了农民积极性。不要合作化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北京政法学院  王明欣）

　　“感到统购统销偏差太大，农民一天能吃一顿饭的很少，认为‘左’了。地主富农有对抗的（对抗统购统销）政府就判徒刑。……为什么五、六十斤粮食就判几年刑。”（北京政法学院  张毅臣）

　　“统购统销问题，中央总结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实际上很多缺点是普遍性的，如生猪、油、菜，由于统得过严而大大减少。”（北京政法学院  陈述庆）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