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月琴对党团组织的看法

　　<电力部、林月琴>

## (林月琴：电力工业部北京基建局财务科科员、共青团员)

## 一、对党团组织的看法

　　1．提了意见，要是采取打击报复的办法，如何办理?打击报复不一定通过党组来打击的，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将来什么事还不是由党员向党去汇报，群众遭到打击报复向谁去汇报呢?

　　2．有些对党员的意见，党的领导不知道，群众提了意见，经党员在领导上一辩就完了。

　　3．×××入团说明二个问题：一是党内内定，一是群众不能给团员提意见。入党入团只要内部决定，群众再提意见也不会接受的，大会举手通过是形式。

　　4．在党团内没有民主气味，党里也好团里也好，都是包庇自己缺点的，是有宗派主义的，只要党团认为这个人好，群众有意见也不会接受的，提了会认为是打击团员。

　　5．黄锦提出“那个忠良有下场”(意即现在忠良无好下场)，她说：团里也有这种现象，×××原来是团小组长，现在也变没有了。

## 二、对整风和反右派的看法

　　1．有人说：“整风成了整我们了”，她同意这个说法，就像是骗我们说话，说完了又来整我们。

　　人民日报是党报，说葛佩琦这些人提出是反共言论，恐怕其他报纸也会这样说，人民日报这样一提，下面就会“群起而哄之”，我认为这个帽子加得太早了，应到一定阶段再下结论。过去群众看过葛佩琦的发言中有些可取的，这么一登，也不敢说了，要说就成了反共言论的拥护者了。

　　2．当报上开展批评右派时分子时，她也感到情况变了，现在开始进行批判了，大约是要“收”了，她很同意费孝通的发言，说“现在有矛盾，一个是要提意见，但提出来的又要是正确的”认为这话很符合她意。那时局内提出我泄露了组织内部的事情是对党不利，我就想：在开始时又动员我打破顾虑，做到知无不言，现在又批评说这是不应该讲的，这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觉得费孝通的话很有道理。

　　3．报纸一开始批判右派分子是有计划有企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是不是有这么严重呢?报上的读者来信是真的吗?为什么我感觉不出来这是反党呢?为什么要断章取义的看这些人的发言，而不看他的总的精神呢?右派分子黄锦说反批评是断章取义，那时我也感到反批评有问题，有些“人家说东他说西，离题太远”的感觉，因此对他这句话，也认为不错。

　　4．整风开始了，又开始反右派，那时由於我把左的看成是右的了，我认为反批评是不对的，是党的宗派主义，我还想：党不是不怕暴露缺点吗?为什么人家(指右的人)提了意见又要反击呢?我感到如此下去，整风是整不好了，缺点也就不能改正。

　　5．反右派把大家意见全批驳了，都不对，我对整风很失望，如果这样继续整下去，我就不想留在团内了。

　　6．有人说：“搞别人不和风细雨，整自己就和风细雨”。我很同意这说法，不用惩办的办法，就不能教育别人，我认为现在运动用的和风细雨，开小组会，个别谈心，是因为过去运动开大组会斗争方式不好，有些偏差，有付作用，因而中央发现不如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收效更大些，这次整风运动也就是吸取了以前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过去暴风骤雨方式有缺点，才改变了方法，过去开大组会，有付作用，起不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 三、对右派言论的看法

　　1．觉得葛佩琦很直“杀共产党人”说的真痛快，没掩盖，对这些露骨的反党言论很感兴趣。思想上检查起来，对越反动的言论，越感到痛快。

　　“党不好应该杀”，我说这不一定就有问题，说话不转弯就有问题?还不是说现在就应该杀，党现在还没有到杀的地步，将来可能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三大主义这样发展下去，泛滥下去，腐化了就会变质、会被人民推翻的。党不好的话才会杀他。每一朝代开始人民都会欢迎他，变了质人民就会推翻他，从历史发展上看是这样。葛佩琦这样提是合乎历史发展。

　　2．葛佩琦是说统购统销和肃反运动搞糟了，而不是说搞错了。人民日报对葛佩琦提出的“生活没提高，猪肉买不到”等问题，应该拿具体人具体事来说明争论，这样才能说服人，至少能说服我。假如只说葛佩琦是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场，这样说没有说服力，若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心服口服，并不能解决问题的。

　　党团起便衣警察的作用，我觉得葛佩琦把我的意思也说出来了，肃反运动是有偏差，搞糟了，对××就是追逼，是冤枉了他，要求给他平反。

　　3．储安平说“全国各科各组都按上个党员作头”。我不同意全国，但觉得在个别单位，也不能说没有。

　　同情储安平说“不知道知无不言本身还有个界限，如果晓得我就不说了”，我也有些感觉。以前是叫“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现在好像说错了不行。

## 四、对肃反运动的看法

　　1．肃反是盲目利用群众，组织上如何布置，我就如何说话，当时我是积极分子，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这是被党欺骗被利用了，党是做错了，希望党以后不要再那么做了。

　　2，我对肃反顶反感，不愿意肃，我不愿意交待问题，也不愿意谈××公司与××的关系，组织了解，掌握每一个人的材料没有必要，认为肃反根本没有必要搞，没有必要那么斗，也没有必要去追问那些问题。我过去并不是愿意和反革命分子斗争，而是被迫才这样做的，在那时我如果不说话，也可能以为我也有问题，所以是盲目的跟着组织走，是被党利用。

　　肃反时对×××认为没有必要斗他，斗他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是追逼，过火，让人很难受，下不来台，坐在那里顶可怜，但当时不敢暴露这些思想，否则要受批判的。

　　肃反时搞×××是冤枉了他，既然结论上说他没有问题，那就是原来提的揭发材料都不符合事实，当时群众不一定了解他有问题，发言也不普遍，都听核心小组的人说，党利用群众，群众盲目的跟着党走，在起哄，积极分子就是在会上说谎，党让怎样做，就怎样做。

　　3．对敌要狠，对干部要审查，大组斗争，这些原则方面的问题，我都是反对的。

　　4．我认为肃反时不一定真的掌握材料，例如×××只是根据他自己说的坐专机之事，才搞他的，也例如我在肃反时说×××有问题，也不一定有材料的，有些事你不说倒好了，也不会来搞你，有的说了，像我从前写自传，写了叔叔是反革命，亲戚在香港，就一直追你给你的影响，实在是麻烦，所以在写材料时就不想写，省得看档案的见了，就要问思想影响。

　　人事部门不懂得旧社会的当时情况，而是根据别人的自传写什么，就追问什么。以前我不知道是这样，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干脆填上个大学毕业到土建公司，以至如今，其他我都不写，他们也不知道，少惹麻烦。

　　5．给外国人写信署名一个“你的忠实的朋友”也成为肃反被整对象。

　　 来源：《想一想，对不对》（第三集）（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