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

　　<中南财经学院、张地>

## (张地：中南财经学院统计系三年级农业班学生。材料摘自中南财经学院“学习快报”)

## (1)寻求最适当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寻求最适当的领导方式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国家现行的管理制度——党委制，存在一定的缺点。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实行党委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把这种管理制度的缺点十分明显的暴露出来了。1953年民主德国的柏林暴动，1956年波兰的波茨南暴动，同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而特别使人感到震惊的，是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的斯大林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长期专横政治。所有这些事件，不能不引起一切关心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的注意。在实行党委领导的几个兄弟国家中，一两年来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政治改组，如波兰的八中全会，匈牙利拉科西和格罗的被赶下政治舞台，保加利亚的撤换契尔文科夫等等，表现了这些国家在以往的政治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倒是处在巴尔干半岛的那个四面孤立的社会主义小国南斯拉夫，自她的摇篮时代起，一直西受帝国主义的阴谋干涉，东受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排斥，反而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南斯拉夫国内政治一直是稳定的，她的领导者，和她人民团结日益紧密。她在内政和外交活动中表现得生气蓬勃，十分活跃。把这两种情况比较起来，人们自然会发生这样的疑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党委制的问题，社会主义各个国家不同管理制度的问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早就指出过：象柏林、波茨南、匈牙利的暴动，象斯大林、拉科西、格罗式的政治人物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管理制度的必然产物。事实正是这样，尽管上述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表现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尽管各有其特殊复杂的客观原因；但这些事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都是由于权力过度集中，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侵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所造成的。故此我以为有必要把我们现行的国家管理方式，把我们党在国家中的地位，重新予以审查。尽管我们和各兄弟国家在以往的工作中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绩，但我们决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让这些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过程中的成就麻痹了我们的政治嗅觉。我们今后道路更长，任务更光荣而艰巨，因此我们应该对国家的现状抱着健康的批判的态度，研究它，不断改进它，这才是对于我们伟大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的表现。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方面，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当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教训。假如有了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我们还要继续犯这些错误，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原谅自己了。

　　“社会主义今后的命运……首先取决于这种成果进一步扩大，取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对自己的成绩采取健康的、民主的、和批判的态度，它需要一种不可抑制和深邃的愿望去谋求最好的国家制度”。

## (2)党委制问题提出的客观原因

　　以前，在斯大林当政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当时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不少党的干部，甚至象斯大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也僵化了。他搞了一辈子的政治，连人民内部有矛盾的事实，一直熟视无睹。他是这样糊涂，把一些内部问题也统统用简单镇压的方式处理了。当时，社会主义阵容大部分思想人物，个个象是醉翁，喊出了一片空谈的歌功颂德的声音。现在，只要想想斯大林错误的严重后果，想想匈牙利事件，就理解到这种空泛的歌颂的危害性！(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右派分子恶毒的反对现实的论调。)人们对斯大林和拉科西的错误是怎样解释的呢？说这是由于人民思想意识中残存的个人崇拜思想，和斯大林个人品质上的缺点所造成的。这样看法，斯大林的错误似乎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负责了。对于波兹南匈牙利事件，说是由于工人群众落后、帝国主义挑拨和国家某些政策的缺点造成的。这些解答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卡德尔同志指出：“这种意见不仅是巨大的错误，而且是一种幻想，这样的结论会麻痹社会主义意识，远远不能说明对问题的原因有了真正的认识，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向我们进了言：“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我对南斯拉夫的同志们结论表示赞同。我认为这是真理。因此在现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不惜尝受可能发生的风险，甘当众矢之的，以求把这个重大的是非问题在大家政治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争个清楚明白。

## (3)我国和苏联政治制度：党委制，党委政治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政治制度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让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我们这里所指的政治制度是这样一些政治方式和方法的总和：这些政治方式和方法隔绝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不让他们有可能去影响政权，加强了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因素。”卡德尔同志谴责这种政治制度说：“这种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当然，卡德尔同志的这些话，主要是对匈牙利共产党人说的。我国的政治现状自然与当时的匈牙利不同，但基本政治制度——党委制是相同的。我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象匈牙利共产党那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原因是我们党的领导人物是谦虚的，兢兢业业的。只是因为这个人为因素，我们党才有异于匈牙利共产党。但我们党所采用的政治制度，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原先匈牙利共产党是一样的。因此我以为南斯拉夫同志的批评对于我们也基本上适用。应当仔细研究。

　　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党委制，它与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是有差别的。正因为这样，如果不是从事党的工作的人，而是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公民，对于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不大清楚的。所以，写到这里心里非常惴惴，恐怕会有许多不尽符合事实之处。这段是我的文章中最基本的环节，也是最薄弱的环节，同学们要反驳，最好从这段着手。

　　以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觉得我们国家的管理制度与宪法规定的出入很大。宪法上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但日常所感到的国家权力是属各级党委会。你们看，中共中央委员会似乎比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大些，省委会比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大些，体现在职权上，就表现为省委书记比省长权力大些，县委书记比县长大些，而在我们班上也似乎团支部书记比由全班选出的班主席大些。现在各级党委都设有与各级人民政府相对应的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往往代替相平行政府机构的工作。总之，在国家生活中，首先看到的是占全国人口六十分之一的党组织的作用，其次才能看到包括党员在内的六亿人民的政府的作用。这样做法是不是很恰当的呢？我以为不恰当。管理领导全国的本应当是全国性的机构，而不能是部分性的机构。这是合理的逻辑。如果党委机构直接干预国家的事务，就会削弱政府的作用，就会引起人民某种程度的反感，就必然会发生党群间的矛盾。虽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也得到人民无比深厚的爱戴；但党与群众、党与国家终究是有界线的。这必须划分清楚。列宁在从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就已说过：不要忘记先进部队与趋向于它的一切群众的区别。不要忘记党与群众在组织上还有一条分界线。假如我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办政府的工作，结果是费力不讨好。有了错误，首先把责任推在党身上。而一切别有用心的政治野心家，也常常借此攻击我们党。

　　随着人民政治积极性的高涨，党委政治愈来愈不能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要求。在解放几年以来，由于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由于国家美丽的社会主义远景的鼓舞，人民的觉悟是提高了。而且今后会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社会主义已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上生了根，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全民的事业。人民政治积极性高涨，就是原先一些落后群众也改变了“国家事，管他娘”的态度。他们也要当家作主，过问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党委政治是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这种政治制度与人民的民权要求发生矛盾。这种政治制度不能最有效地动员全体人民的政治积极性，不能有效地调动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因此卡德尔同志说：“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应当使已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形成的觉悟的劳动人民群众，能够经常地表现出他们的最进步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没有阻碍地改变旧制度。”这是许多沿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的国家里的主要要求。

　　其次，目前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党直接控制国家的政治生活，对党本身也是不利的。党在国家中这样突出的、不恰当的地位，使党内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和争权夺利的现象。这甚至各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也有这种表现。象苏联的贝利亚，匈牙利的拉科西，中国的高岗和饶漱石等，这些人虽是党的高级干部，而且肩负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重担，其中某些人本来也是诚诚恳恳的革命者，但到革命胜利后，竟然蜕化变质，抱着个人动机在搞政治，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再则对党本身的处境也是不利的。现在，党的地位，党员的权力，使得社会上不少功利主义分子非常眼红。他们缠绕在党的周围，一次再一次的申请，千方百计钻进党内，把党员的称号作为敲门之砖。

　　目前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确有不少这样庸俗人物混进党内。党在三十多年的斗争中，至今成员已发展到一千多万，而其中80％以上的八、九百万党员是在党掌握政权以后加入的，这样迅速的发展，固然一方面表现党的工作和理想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在这80％以上的新成员中，或多或少抱有个人动机的是有其人在。如果我们不改变现行政治制度，党的这种处境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第三，党委政治，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也有缺点。往往容易党政不分，把党和国家混同起来，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国际矛盾。斯大林在世时期，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的不平等的关系，不仅是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同时也与各该国的党政不分现象有因果联系。在党的关系上，苏联共产党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可以直接干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因为党政不分，这种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往往代替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不自觉成了对各国的政治的干涉。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彼此关系史的第一页上，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记录。不仅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去年赫鲁晓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苏南两党关于匈牙利发生争论后，他就在两国关系采取不恰当的措施。苏联在对帮助南斯拉夫兴建炼铝的问题上，故意为难，虽然铁托总统在去年底已经呼吁过，不要把两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造成两国关系的不和，但是在前几月中两国之间仍不免出现较为紧张的局面。

　　总之，党委制的政治制度，不论对国家和对党本身都有一定的危害性。因此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讨论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不论这些研究的结果是鲜花还是毒草，只要动机是善良的，其工作本身都应受到社会进步势力的赞助与支持。

## (4)改变现行政治制度，取消党委制，加强政府机构，把人民的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机关

　　我在上一节里已经论证了党委政治对于国家和党本身都是不利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调整党与国家的关系，主张取消党委制，把政府作为唯一的职能机关和权力机关。而在将来，当政府中的暴力机构被淘汰以后，它的经济管理的机构将会相应的加强，剩下的这些机构，象计划机关和经济委员会等的组织，就成为社会的唯一的领导形式。这正是共产主义最可能适用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取消党委制，加强全民性的国家机关，是政党逐步消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上层建筑准备工作的重要步骤。

　　今后全体社会主义的成员以及其中的各种政治集团，都不能直接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但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经过政府机构实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国家选举应当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重大的事件，社会领导机构的新陈代谢，应当由全国人民参加的选举运动来实现。人民为选择最贤能的领导者，应当欢迎开展广泛的竞选活动。竞选是择优去劣的好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方式来巩固他们的政权，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经验拿过来，加以改进，为我们的政权服务。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相互恶毒攻击的竞选，但应当欢迎同志式的互相批评、互相监督、彼此揭发工作中的缺点的竞选。同志与同志间、个人与个人间、党派与党派间的竞赛，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今后我们党可以通过它的正确的建设纲领，通过它的德才兼备，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信，并由人民推选到政府中去的成员，来实现它的领导权。至于各级党的组织一定要与国家机构分家。党组织，各级党的负责人就只能做党的工作，如发展党员，向人民作宣传教育工作等等。总之党的工作者应当记住卡德尔这句话：“建设社会主义只有一部分取决于领导力量的主观愿望。”“领导的力量应当只致力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解放和维护这种力量，防止各种因素的干扰。”这样做，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更加活跃起来，而同时由于竞选和竞赛，也能刺激各个政党改进本身的工作，主动的接近群众，更加百倍努力地争取群众的信任。

　　我以上一些不成熟也无多大说服力的初步意见，一定会受到同学的反驳，人们会质问：

　　一、你要各个党派，包括象民革、民盟、民建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共一起竞选，一视同仁，不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吗？

　　答：没有丧失阶级立场。因为我主张开展广泛的竞选活动，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我将来也不一定就会投他们的票。我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已经高度觉悟了的人民群众中不断会产生的新生力量有充分的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方便条件。资产阶级政党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中其他进步势力的竞争中，不可能得到任何便宜。因此，这样做不会伤害全国人民的利益，故没有丧失阶级立场。

　　二、你要取消党委制，把人民的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机关，是反对党的领导！

　　答：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怎样能是反对党的领导呢？政府是全民的组织，我们党员也是人民，他也有分呀。党的成员，也正如每个普通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一样，可以自由地选举他所爱戴的人，自己也可以被选到政府里面去实现党的意志。这怎么能说是反对党的领导呢？我们应当相信自己的力量，应当相信人民群众有物色正确领导者的能力。

　　我们应当相信自己的力量，决不要对国内的右派势力、资产阶级政党有丝毫害怕，或担心(当然，并不等于放松警惕)，现在，国内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派能与我们党相抗衡了。只有我们的党政治实力最为强大、它有一千多万成员，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因此在竞选中我们将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构中取得比现在更多的席位，那时候，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当不到官可不能埋怨任何人了，现在他们没当上副总理，大发牢骚，叫什么“党天下”了。将来牢骚也无从发起了。埋怨谁呢？只怪他们不合时代要求。如果实行竞选，开展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的竞赛，那么，不要多长一个时期，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流派，都会被淘汰下去。我们也用不着提长期共存的方针，它们能够存在好久，就让他存在好久。(当然并不等于让它不受限制地活动)要是被淘汰了，可怪不了谁。

　　因此取消党委制，不仅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恰巧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方法。

　　退一万步说，要是在某次选举中，或某个地方的选举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选上，失败了，怎么办呢？社会主义不是没保证了吗？不会的，要是果有此事，社会主义还是有保证的。要知道现在已不象解放前那样，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不仅是共产党，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群众，现在社会主义已成为全民的事业了。人民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至于共产党如果真的没有选上，那也不是坏事。象拉科西和格罗等人的共产党，可能会被人民抛弃，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匈牙利人民早先能够通过和平的方法扔掉他们的统治的话，那么匈牙利的工人、青年学生和苏联士兵也就不会再一次的流血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是天大的喜事。

　　卡德尔同志说：“共产党的真正社会领导作用不能由法律规定，党只有根据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行动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成为最进步的社会因素。”我国是一个大的穷国，人民生活苦，内部矛盾自然也比较复杂。要领导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必须寻求最完善的政治制度，调动人民所有的积极因素，让大家当家作主，“以便使它能够依靠自己内部的动力发展，能够依靠社会经济本身的稳定和内部力量以及通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和自觉的主动性得到巩固，并且以此自卫”。因此我们不能以过去丰富的革命传统为口实，来抗拒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问题必须公开讨论。

## (5)不取消党委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但速度要慢一些

　　主张取消党委制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而只是领导方式问题的讨论。领导人方式方法对于事业的成败只是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并不起决定性的影响。党通过政府机关来领导全国，固然是比较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假如一定坚持现行的国家管理方式，也不一定就会丧失社会主义事业。苏联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一贯实行党委制，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了么？问题只是这个过程比较缓慢而已。如果苏联采用南斯拉夫的方法的话，今天的成就就会更大一些。

　　既然现行的管理方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不管其结果怎样，是有可能在维护社会主义的原则下达到调和。

　　政党或迟或早是会消亡的。现在不消亡将来还是会消亡。因此关于取消党委制的问题的争论只不过是时间的争论而已。我以为我们现在立即取消党委制的条件也许还未成熟，但我国现在对立的阶级基本上消灭了，我们就应该具体地考虑取消党委制的问题，并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的政治准备，也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方法。

## (6)简短的结论

　　一、取消党委制，把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机关，就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加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因此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二、取消党委制的事实根据，是南斯拉夫的政治建设经验。

　　三、取消党委制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重要的政治准备。

　　四、取消党委制不是暴破式的突变过程，应该逐步地前进。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