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自由、宗派主义及其它

　　<重庆大学、康平>

　　[编者按：康平是重庆大学动力系学生，地主出身，其父在土改中受群众管制。鸣放开始后他在座谈会上多次发言，大量放毒，说党以前压得太凶，所以现在有这样多的牢骚；党把成分看得太重，是唯心论，是贼的儿子是贼的反动观点；他反对对斯大林同志的评价应该功过三七开，斯大林的错误是“后期的”的看法，说斯大林干涉了南斯拉夫内政，是暴君、政治野心家等等。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民主自由、法制、知识分子问题等几个方面对新社会进行恶毒的攻击，把新社会说成漆黑一团；同时，他还挑拨我国与苏联、南斯拉夫的关系。]

## 民主和自由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究竟有没有民主和自由？我不敢说的太肯定。但是我喜欢民主，喜欢自由。而有些人，在他看来却不大喜欢民主，尤其对自由，简直象讨厌臭狗粪一样。他们把自由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混淆在一起，又把自由和纪律对立起来。这些论调带来甚么样的后果呢？带来了这几年的三大主义弥漫，带来了学术思想的死气沉沉，带来了公式化和概念化对文学艺术的垄断。去年普选，我提出那种方式不大民主，就有人当头给了我一棒，说我要提倡资本主义的竞选。有人说，选举要在实质上求民主，不要在形式上讲究。但是事实证明：没有形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去年重大选举，有人说萧远霞不恰当，结果就遭到了压制。在选举投票时，人民变成了机器，只会提起笔来划圈圈。

　　宪法上提出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都没有得到保证。报刊的大权大多掌握在党员的手里，越了轨的文章根本就刊发不出来。要出墙报吗？要集会结社自由吗？就谨防给你按上一个鼓动罪。法制，我们国家也没有，法官判案主观独断，要杀就杀，要赦就赦。广州一个体育委员会主任，侮辱了一个干部的人格，侵犯了人权，逼死了人，结果法院只判了一年缓期执行的徒刑，真是官官相护。成都一个建筑工地的党委，逼得一对恋人双双投河自杀，事后反污蔑别人说：“自杀是为了掩盖其政治上的反动实质”。虽然解放过后，犯错误的人，迫害人的人少了，但是他们做的坏事给于人民的打击并不比国民党时轻。过去“东方不亮”，可以“走西方”，但是前几年，一倒了霉便象堕入地狱一样，永世不得“超生”。我在中学时，曾经遭受过一个土皇帝集团的打击斗争，到了重大来，他们还拿些从天而降的材料来说我有政治问题，好象不把我推入地狱不甘心一样。而他们做了一些甚么事情呢？把十几岁的中学生拿来斗争，说别人谈恋爱就把别人拿来下桂州(强迫别人跪地坦白)，怀疑别人偷东西，就用威胁利诱的办法逼的人当众承认，事后还把别人退了学，逼的人去服毒。他们真是丧尽了天良，但他们却一直是青云直上，由团员而党员，由教务主任而校长。请问他们使的甚么手段呢？就是：舔肥屁股，舌头长；踏别人的痛脚脚头重。他们为了向上爬不惜把别人缠死。自然这种人很少，但是“一个螺丝可以打坏一锅汤”，他们的大权一挥，我们可就吃不消了。这种个别的品德败坏的人之所以这样无法无天，就是因为有了不平等待遇，人民没有权利，他们犯了大错误，不受法律制裁；犯了小错误，不检讨。我希望我们亲爱的党，以后多注意一下这些不纯分子的非法行为。

　　至于谈到知识分子的清高，我觉得也有其历史根源。国民党时，知识分子清高是因为看不惯他们腐败。解放过后知识分子清高是因为得不到重视。叫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却只准他们举右手(喊口号)，给知识分子以自由，却又要把他们关在笼子里。尤其也有一部分所谓知识分子，满脑壳的豆渣，只知道跟着别人的屁股跑，打击正直的知识分子。因此一些知识分子当了陶渊明，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 宗派主义

　　“三害”中宗派主义最为危险，严重了要祸国殃民。古人说，宗派主义是随剥削意识而产生的，我很同意这种说法。由于有了宗派主义，产生了党团员的特权思想，有些不纯的分子，看到入党有利可图，便不惜吹牛拍马，攀藤附葛，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金钱、美人、地位。难怪有些姑娘找对象形成了三员(党员，技术员，八十元)一长(科长或局长等)之说。

## 我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

　　去年铁托的演说发表了过后，引起各国共产党报纸强烈的反应。我们也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针对它进行了批评。我同意批评中的论点，但是我觉得铁托的演说中也有可取的部分，比如他说，社会主义也应该有民主和人道，这点就不能给他否定。至于有人说过去整铁托整的好，我就觉得他是在为斯大林错误路线打掩护。×××部长说：“铁托既接受苏联援助，又接受美国援助。是两面派的手法，是为的钱。”我认为这有点侮辱别人，不利于团结，是否定别人的外交特性。

　　对于苏联给予我们的经济援助，我感谢这种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些个别的专家除了带来了一些国际主义以外，也带来了一些沙文主义。我很诚恳的希望把沙文主义丢掉，以便中苏人民团结的更加紧密，更加诚恳。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中下层干部，那种盲目崇拜，生搬硬抬的作风倒是很值得纠正。他们只知道“向苏联学习”这一句，仅把苏联的落后经验也抬过来了，在厂矿中他们签字叫执行；出了问题骂技术人员，叫技术人员负责。技术人员真是倒了霉，被看成饭桶、衣架子。我要鸣一下不平，希望尊重一下技术人员，尊重一下知识分子。(原载重庆大学“学习简报”9期)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