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时的纪念

　　<中国科学院、徐懋庸>

## （徐懋庸：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武汉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

　　[原编者按：这又是一篇宣扬“人性论”的文章。我们之所以把它选上，因为它有这两个特点：第一，他用这种论调来宣扬“人性论”：在阶级社会中，人性被阶级性排挤到次要的地位，被阶级性所歪曲。第二，他用“纪念”的形式来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右派分子进攻一种策略。看看这篇反动的文章，不但在理论上可以加强我们的嗅觉，而且在了解敌人对我之斗争策略方面，也很有好处。]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十五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了，但是，我重读了这篇文章，却有一些感想想说说，虽然时令已过，但问题似乎还是存在的。

　　1943年，我又有机会参加已经脱离了五年之久的文艺工作。那一年，在初步整风，特别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思想基础上，曾经和一部分同志，在小范围内作了一些走工农兵方向的实践的努力。我们学习了社会，研究了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当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妇女中间最少变天思想，所以他们拥军（八路军）最坚决，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原因，是害怕两性生活中已经解除的痛苦的复发；并且懂得了那个地区过去的普遍的性乱，主要地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妇女在丈夫身上受到不可告人的痛苦的结果。我们发起了一个小小的“写作者请工农兵作顾问”的运动，画家打好画稿，对农民说明主题思想，请他们指正；写文章的人，把文稿念给农民听，问他们懂不懂，好不好，请他们提修改意见；这样做的结果，每次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一个同志的文章中，有“从纺纱开始一直到把布织成的全部过程”这句学生腔，一个老太婆听了不懂，经过再三解释之后，她说：“这话是‘连纺带织’呀！”使我们亲切的认识到人民的语言精练。我们也曾在一个村子里组织了一个农村剧团，帮助农民编排新戏，有的同志还同农民一起演戏，结果全村大部分的青年男女都要求参加剧团，满村遍野，朝朝暮暮，都洋溢着歌声，而且对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宣传效果……在这样的一些实践中，我们一些同志，对毛主席的“讲话”，确实有了进一步的领会。

　　但是，这个“新文艺运动”才开了一个头，我就离开了那地区，而且又离开了文艺工作。那个地区的文艺运动的后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的十多年，我对于文艺工作，又一直只做着观众和读者，看到了文艺工作者的日益丰富的成绩和功绩，是高兴的，但同时，也看出了一些问题，发生一些感想。

## 关于生活

　　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说了这话以后的十五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愈来是愈丰富了，特别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时期以后，新事物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为文学艺术不知提供了多少新材料。但是，我们有些作家，对于这样的文艺源泉，如何取，如何用，似乎茫无所措了，有的竟只好自叹“江郎才尽”。据我看，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作家们对于新社会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特征，尚欠明确的认识。在旧社会，人类的生活，向来是自发地形成和发展的，而在新社会，生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领导之下，自觉地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倘若不具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头脑，就无法深刻反映现在的生活实质，甚至对于现在生活中的缺陷错误，也难以明白其究竟。哲学全面地改造着生活，生活愈来愈哲学地自为化了，所以生活对于文艺作家，也愈来愈要求以哲学的头脑去反映它的哲学内容。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之所以失去了深刻反映现实的力量，原因就在于此。其次，在现在的生活中，科学技术的应用，愈来愈普遍了。不要说在工业中，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农业合作社中，科学技术的地位，也日益扩大着，人与自然力之间的关系种种新过程，构成着人民生活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内容。因此，现在的作家，倘若不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者至少是能够理解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能力，那么，要很好反映现在的生活，也是困难的。例如对于长江大桥吧，抽象的歌颂只需要一点热情，形象的反映却需要丰富的知识。有一部苏联的小说，叫做“活命的水”，其中除了思想性，还从科学技术方面反映了改造自然的斗争；倘若缺少了后一部分；缺少关于养马事业和水利工程的许多不只是皮毛的描写，那么，这小说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了。

　　因此，新的生活，对于作家的修养，是提出着新问题的。

## 关于人性

　　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这几句话，反对了那种不承认人的阶级性的人性论；但是，十五年来，却被许多人们利用来根本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其结果，连阶级性也被曲解了。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只是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带有阶级性”。而且在阶级社会里一般人性被阶级性排挤到人性的次要地位，而且往往因阶级性而变质，特别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一般人性常常似乎完全消失了。马克思理论生产，以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在它真正把共同之点提出来、固定下来、因而省得我们重复的限度以内，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没有这个一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不过，只认识生产一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用的，在具体分析的时候，还要不“忘记了本质的差别”。我以为人性一般同阶级性的关系，也是如此。例如，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本来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这个人性被歪曲了，剥削者以此为可耻，但还是需要被剥削者来实现它，被剥削者以此为累赘，但还是不得不去实现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将在社会成员面前，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劳动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恩格斯）。又如，爱，至少是亲子之爱和两性间的爱，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人性，或者被金钱所磨灭，或者被大义所摈弃，而在阶级斗争极残酷的时候，革命者对这种人性的要求，竟不得不实行自觉的自我牺牲。乐生恶死也是普遍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压迫者竟以杀人为乐，而革命者则情愿杀身成仁……但是以上种种情况，究竟说来，还是证明着除了少数被阶级性弄得灭绝了人性的剥削者以外，一般的人们，都是追求自由的劳动，诚挚的爱，健康的生活的。所以，马克思以为共产主义，乃是“作为人类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即人性的人类底完全的有意识地并且在至今的发展底全部丰富性中生成的复归”。阶级性是对无产阶级社会的人性之否定，共产主义时代的人性之“复归”，则是否定之否定，使原始的一般人性获得了具体的丰富性。

　　所以，根本否认人性存在的阶级性论，在理论上，是歪曲的，它解释不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特别解释不了李后主的词为什么能够感动人民之类的文艺问题，至于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矫情，并且不能懂得别人的心里；而在创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

## 关于歌颂和暴露

　　毛主席说：“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又说：“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这里关于暴露问题，讲得很清楚，对人来说，只应暴露侵略者、剥削者和压迫者，不应“暴露人民”，但侵略者、剥削者和压迫者“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也是应该暴露的。所以，革命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应坚持的，只是在人民内部，暴露是“对事不对人”，而暴露的目的，则是“治病救人”。至于歌颂的问题，倒有值得研究的一些地方；在这里，我只想说一说对于新生事物的歌颂的问题。大凡，一种新生事物刚一露头或者只是个别地出现的时候，如黎明的日出，第一个劳动模范的产生，人们总是以又惊又喜的浪漫主义的心情去大声欢呼它，这是自然的，必要的。但当日已中天，或劳动模范已经大量产生的时候，人们虽然还是歌颂，但未必再用惊喜的欢呼，而态度会越来越现实主义的，有分析，有批判，着重肯定其中最新的发展，还要指出其中的缺点；这也是自然的、必要的；这不是不再爱它，而是更爱它了，如母亲对于成长的儿女。这时候，倘再是一味笼统地大声夸奖赞叹，恐怕就会显得歌颂者的少见多怪，而对歌颂的对象的发展，倒未必有益了。

　　所以，如何歌颂和暴露，既决定于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决定于作者的认识发展的实际程度。

## 关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毛主席讲到十五年前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这一段话，在今天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统一的战线中“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的区别和联系的分析，关于在人民内部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和只有爱国主义的各种人物的区别和联系的分析，都是根据“讲话”的基本精神的。只有从这种精神出发，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也只有从“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而且“在产生团结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的认识出发；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实现“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所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在十五年前的“讲话”中，已经是阐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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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前的“讲话”，指导了文艺整风运动，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客观现实发展得太快，而文艺界的主观状态，还是远远地落后。为了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又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而在新的整风运动中，“讲话”仍然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来源：《右派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1958年）。原题为：“过了时的纪念——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