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董渭川>

## (董渭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

　　党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就突出地反映了在若干高等学校里党群关系是不正常的，问题是严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既然党群之间有了问题，就有必要首先从领导的角度来检查政策的执行，不这样，问题是难以彻底解决的。

　　必须肯定，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肯定，一般高级知识分子八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改变了立场、观点、衷心地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并甘愿为它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都是成功的一面。

　　从另一面看，一般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且在旧社会里生活了若干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具有某些缺点，也是客观的事实，各个高等学校里的党是否掌握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发展规律呢？在执行团结、教育、改造这一重大政策的过程中，是否经常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呢？是否做到了从团结为基础来进行教育、改造呢？从执行的效果看，是否产生了某些副作用呢？副作用造成了什么损失呢？我以为，就上述这些问题作一回溯，有可能看出在高等学校里党群关系所以不正常的原因来。高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中占主要地位，并且大多数是党外人士，从党和他们之间来看党群关系，是有代表意义的。

　　党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也就把全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包下来”了。“包下来”是事实，并且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因为是“包下来”的，所以既需要团结，又需要教育、改造。

　　但由于“包下来”的这一提法，在很多人的思想上就有了包者和被包者的区分：包者是受过革命锻炼的，具有汗马功劳的和马列主义修养的老干部；被包者是在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具有不等程度的反动成分的落后分子，是些社会关系复杂的可疑人物。由这一认识出发，包者就成了改造者，被包者就成了被改造者。改造者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被改造者具有愧不如人的自卑感。在这种分化对立的形势下，改造者成了统治者，被改造者成了被统治者。被包者对于包者的感觉是冷若冰霜、高莫可攀；包者对于被包者的看法是包袱沉重，梗顽难化。既然包者与被包者有了这些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八年来就有了以下种种的事实表现。

　　首先是在高等学校里逐渐增加了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的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系和教研组)都有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等，就在整个学校内构成一个从上到下脉络贯通的组织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政令易于推行，情况便于掌握。但是在数量上老干部没有那么多，只好以一些青年党团员充任。大学里的业务是学术，思想领导要贯穿学术，组织领导也要服从学术。一些老干部对于大学以及大学中的学术并不熟悉，至于青年党团员能掌握某一学术的人更为数寥寥。以不谙某种学术的人，勉强安插在该种学术领导的岗位上，不孚众望是难免的。老干部惯于运用战争环境里发号施令的办法，新干部忙于以其有限的见闻不时向其上级汇报情况，旧知识分子尽管被派担任什么职务，因为实际上不属于这一组织系统，就不等程度地形成有职无权反而有责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使一些旧知识分子牢骚烦闷，并且时常意识到，只要党团员够分配了，就不再需要这批人了。再就是在今天飞速发展的形势之下，每年招收的学生像几何级数似的在增加，谁也没有经验来办理规模这样大的高等学校。可是旧经验被否定了，旧的人也被否定了。一切由新老干部决定，根本不依靠群众，这就难免造成学术空气稀薄、教育质量差以至于方向模糊、朝令夕改等等现象。党群之间的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仅如是，由于急切要求这些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抛弃他们的旧的立场、观点，早日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要他们“排队洗澡”，说那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于是让这些人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甚至以莫须有的事实逼着承认。有些人幸而“过关”了，有些人一直留在“关外”。运动过后，领导者认为在高等学校里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挂起来了，而这些老教师认为蒙受了终生不忘的奇耻大辱。他们只感到了党的威力，却感不到党的温暖，党群之间的墙就更加深了。列宁是掌握了旧知识分子的发展规律的，他承认这些人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业务来接受马列主义。可惜这样的话只见于我们的书报中，而我们的生活实践却要这些人通过一场狂风暴雨的运动就变为马列主义者。我们只注重了改造，把团结和教育都放在一旁了!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有些老教师全部被否定了，不能再开课了，他们对党团员心怀戒备了，这就加重了他们的自卑感和抑郁感。有些年青的党团员，骄傲自大起来了，更看不起老教师了，因为过去给老教师搓过背，对于老教师的一切都从“帮助”出发，根本想不到再向他们学习点什么了。某些开了课的老教师，也是经常受指责，被反映，这是缺点，那是错误，他们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照着规定的教学大纲或者从苏联译过来的教本教条式地宣读，而不敢发挥自己的意见了。并且教研组也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紧紧控制着大家“照本宣科”，不允许有任何活动的自由，这就更难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了。

　　但时间长了，牢骚不满总不免流露一句。“肃反运动”到来之后，由于对待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两者没有明确的界限，把某些内部矛盾也不等程度地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有些人就更受了委屈。被斗错了的不必说了。在具体对待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曾有青年领导人向群众布置斗争策略时提出了三个大字，就是“臭、垮、服”，意思是先要使被斗的人在群众中臭不可闻，然后要他垮下来，再使他低头认罪。这不是斗争敌人的战术吗？到哪里去找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这一运动所起的副作用：一是使所有的人(不光被斗者)俯首就范，从此再不敢有任何异议，所以在运动过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连很熟的朋友见了面，也只是谈谈天气，再也不敢提到国事、校事，唯恐被外人记在账上，说不定哪一天又挨整。二是在运动中群众被发动起来，谁不积极就是不认真肃反，狂风暴雨，深文周纳，用尽一切手段逼供，等到风息雨止，冷静下来，尤其是领导上宣布向被斗错了的人道歉以后，大家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而难以自处了。不管怎样，客观事实的表现是伤害了群众的相互团结。三是从那些年青的党团员看，他们受到了些什么教育，是值得深思的。至少说，再要他们和这些旧知识分子团结在一道，就更困难了。可能有人说，这是有批评有斗争的团结，那就要问，团结的效果在哪里？所看见的是，彼此间的墙更厚了!

　　把上述的一切综合起来看，历次的运动也好，日常的生活也好，在一些高等学校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和党中央号召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有距离，甚至可以说有些背道而驰。其结果是什么？我大胆地说，是损伤了国家的元气!

　　在周总理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在高等学校里有了一些转变，但所转变的多限于形式上的物质上的照顾，而不是领导思想上通过具体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来尊重老教师，信任老教师，发挥每一老教师的潜力。形式上物质上的照顾，在一般老教师眼中是轻如鸿毛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要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消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能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有谁能不佩服党的英明伟大呢？

　　可是有些老教师对于党的整风顾虑多，信心少，这又是什么原故？有人说，现在整党员，假如我们把话通统说出来，将来再整我们，怎么受得了？有人说，某些党团员的心胸狭窄，现在和他们结了仇，将来打击报复的机会和方式多得很。有人对学校中的党组和领导人丧失了信心，认为整风只能使他们在外表上改变一时，即以“教授治校”问题为例，大家要成立什么组织都可能实现，但给你多大权限就成了问题。这类的想法都是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产生的，是不难理解的。要纠正这些错误的想法，只有拿出事实来，有人在座谈会上公开这样表示，他抱着不怕打击报复的“豁出去”的心情，才敢把心中的话说出来。这种种都反映着，过去很多人是在积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有人说，我已经麻痹了，承认了现实的一切，也就不怒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现在许可说话了，有些人说起来不免带有情绪，要他们转变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还需要一段过程，如过去对于他们一直是缺少团结的。具有某种特殊条件而没感受到这种痛苦的人，责难这些旧知识分子缺少主人翁感，缺少“当仁不让”的大丈夫气概，这让另一些人听来，就不免啼笑皆非。

　　根据上述的这些情况，所以我感到我们的党中央有必要在整风运动中把过去各地执行的对待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路线与情况切实检查一番，并大力强调今后一定要在团结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教育、改造，以免再蹈既往的覆辙。不然的话，墙是拆不了的。

　　我说这些话，绝无掩盖旧知识分子有某些缺点的意思，也绝无否认历次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想法，更绝无否认一些老干部和青年党团员忠诚为国的心理。我写本文唯一的动机，就是希望从党的领导角度来研究过去对待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中的某些问题。

　　一个旧知识分子的一管之见，有很大的片面性，是难免的。倘使承认我所看到的片面也是客观的事实，那末，是不是也值得研究研究呢？

　　（来源：原载《九三学社师大区支社整风资料<七>》，摘自牛汉、邓小平主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