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天荣的右派言论 　　<北京大学、谭天荣> 　　“……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笔记〉中承认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命题，他不懂，……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 　　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只能从决定着人们意识中两种世界观——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历史条件中去寻找。” 　　（“到现存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 ## 我建议 　　（1）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2）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惟的‘三好’学生（或叫百痴）或叫优秀生，或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们坚忍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去复去来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诸如此类，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反殖民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有三种力量组成为百万大军： 　　（1）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 　　（3）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 　　现在要分清楚这三种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他们自会分道扬镖。过早的作各种猜测怀疑是最坏事不过的。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各有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灭。 　　我们——青年同学们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整风——民主运动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反映，这场运动就其主流来看是一场‘三害分子与民主分子’的斗争，在前一种力量中有正直而受骗，奴役的人，后一种力量中也打入少数真正的右派份子，例如李康年，此乃对立之相互渗透这一普遍规律的表现。 　　现在整风——民主运动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三害分子借右派分子为名，对民主分子（例如储安平）实行反扑是以缺乏理智为特征。” 　　“我说过‘毛泽东思想’是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稳定的、缓慢的、然而是切切实实的过渡’，我说过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我是敬爱的，但是他对辩证法最多也不过是个半通，我说过康生、邓小平报告中充满了保守的自满情绪，我说过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十分混乱与空虚，我说过党中央的某些历史分析中表现得过分愚蠢，在我看来他们理论水平的确不高，除了进行理论分析以外，谁又能用别的方法来说服我，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这是我自己事谁也管不着，历史上有过恩格斯，曾经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 　　（“……周大觉关于领导阶级正在形成的论点，是可以考虑的，他写道：‘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导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经完全具有定义所提到的条件。（1）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2）对生产关系来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3）劳动组织处于支配地位，它是控制人最积极手段。（4）领导者是一个有组织集团。） ## 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 　　（“我对你（“致朱志英同学”公开信——原编者注）说过我想组织一个受过伤害的同学组成的团体，问过你是不是愿意参加。我是这样想的：按照我的体验受过伤害的人懂得什么是生活，比方说患过失眠症的人懂得别人稍一不经心给他带来的将是什么，因此他会格外爱护外人，我和他们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 　　“五四断想”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出生，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的永远是青年。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倒下来拦住去路，我‘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的演下的，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但目前我们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是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前些日子‘中国青年’讨论‘徐进问题’。人们说徐进的思想斗争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那种‘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一著名理论指导下，创造性的应用，在我看来这种说明，无异于用商品的效能来说明它的价值。用人的生理结构来说明他的品质……正是这种思想方法，使人们对于民生各式各样思想的生活环境不理采，而对由这种环境下养成的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却施于暴力，似乎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最令人难过的事，谁如果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思想，谁就会受到各式各样廉价的谴责，在‘学习’杂志上也讨论过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公路勘测人员说：‘要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可以，可是说到已经结合起来，我思想搞不通，我们成天开天辟地，把公路引向荒无人迹的地方。当人们坐看旅行时，我们却走向他方了。当然这种工作是本份的，可是我们的待遇比谁都差，有钱买不到东西，我们的年龄一年一年的增长，可是婚姻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诸如此类，不能不认为这个人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可是那些坐在办公室，游公园的大首长、大学者们，大概是喝了过多的烧酒，于是写了文章证明：这算是什么呢，不会是你个人主义作祟吧了，……你们——天生的贱种，应该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么你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就结合了。” 　　“对于今后工作的方针问题，我们有更多的分歧。在我看来，现在提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是两重的，一方面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这就是说集体主义的思想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个人主义的加强，但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完全不是对抗的（我们这些哲学家们到现在为止还始终不懂得什么是对抗只有关锋似乎猜到了一点）所以提出了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只会引起混乱，因为不能把个别成员的个人利益与全民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就不能在和平建设的条件下使青年的基本群众对社会主义感到兴趣。” 　　“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简直是奇迹，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份量啊。但是据我所知，他关于‘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作讨论或者叫作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毛主席生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 　　“我是从物理学本体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 　　“自从二十大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这是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运动，这次运动的两种力量——教条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渗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国度，一切民族，一切社会集团，一切政党和一切部门，在前一种力量中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反党反人民部分，例如格罗；第二，忠于党和人民的教条主义者们例如斯大林。在后一种力量中也有两个组成部分，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例如哥穆卡尔，但也有打入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例如：纳吉，…… 　　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以波兰的胜利为一高潮，匈牙利事件后，这次运动转化为自身的反面，这一转化以不堪忍受的思唯空虚为其特征的‘再论’之发表为标志。” 　　（“近几天来，人民日报大为反对据说是‘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卢郁文接到匿名信……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那些有着内在权利的人，用不着煊耀自己的力量，想想看一种相信自己前途力量会为一封匿名信之类的小事大兴问罪之师吗？真太象为了转移人们对学生运动的注意而有意制造的纠纷，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而已。”） 　　“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动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 　　“……我有一点意见，现在是一场严肃的整风——民主运动，由于习惯的力量在阶级敌人被基本消灭以后，我们就把阶级仇恨转加‘落后分子’身上，用对敌斗争方式，伤害了很多自己人，似乎过去喜欢思考的人大都成了落后分子，其中很多就被斗争过，其理由常常是：你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很多同学养成了不思考的习惯，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和自己，而那些受委曲的同学都容易把所有这些同学都当成有意伤害自己的坏人，这样就激起了偏激的对抗情绪，发生了一些无原则的纠纷，使我们放过了真正的三害分子，不要忘记，正是他们在破坏我们团结和友谊，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更多地谅解和信任吧。” 　　“对于林希翎我只见到她二、三次，但是，对于这样的人，这已经完全够了。我相信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诽谤能影响我对她的信任，即使她认为我是一个帝国主义的间谍，我也还是同样地相信她。” 　　“恩格斯说：‘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通的命题，他说善与恶的相互作用在推动历史前进，可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这种善与恶的相互作用都表现为阶级斗争……而忠诚于革命伟大的实践家并且略识辩证法的刘少奇同志在这问题上恰犯了错误，他认为‘善’与‘恶’没有客观标准，‘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这显然是相对主义者的胡说八道。” 　　“……对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整风民主运动一定成功，‘五一九’和‘五四’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未来的年轻人，为了这一切，我没有任何恐惧……”（这是六月二十四日在群众会的顽固叫嚣——编者注） 　　“我是天生的，彻里彻外的煽动家。生活经历、理论素养和革命训练，无论从那方面看，我都是适合于自己所选定的道路的。” 　　“辩证法可以告诉你，那些不畏强权视死如归的人在弱者面前必然是最温和柔顺的人，那些羔羊前的武士必然同时是武士前的羔羊，这是同一品质的两方面表现。只有坟墓才能改变我的性格。”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