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歪曲“鸣放”政策的右派言论   <云南大学、刘亚翠、王亚南、王鼎昌、蒙绍养、黄謇> ## (1)歪曲党的“鸣”“放”政策   刘亚翠(农学系讲师):   她说:“我认为在鸣放中不应该提到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观点就会影响鸣放。”   (她说:“在鸣放时期,可以大大的把缺点抓出来给大家看看,党的领导是不是完全都正确?总也有缺点吧!而且缺点所造成的后果还相当严重”。)   王亚南(数学系助教):   (当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后,他说:“是否是收了?”)   (王鼎昌(物理系助教):)   在反右派开始后,他说:“有人有顾虑,认为鸣放是诱敌深入”。   蒙绍养(数学系助教):   他认为葛佩琦言论是出于“爱国的,忠言逆耳”,并说:“毛主席看了也会认为是爱国的”,并说:“葛佩琦的话是刺激党不致于腐化堕落”。   当刘文典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正面言论后,他就骂刘文典是“歌功颂德、卑鄙”。   在人民日报的“工人说话了”社论发表后,他说:“嗳呀,现在把工人发动起来了”。在另一场合又说:“工人出来了、农民出来了,再过几天,工友也出来了”。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之初,他以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不必学习,只要拿来背就行了”。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时,他说:“是不是再来一次肃反?真是放长线钓大鱼”。   他说:“右派是没有深浅的”。   尹华中(图书馆职员):   他对毛主席的从团结愿望出发……的话听不进去,并说:“提意见不管立场不立场,反动不反动,越尖锐越好”,又煽动大家“揭露!揭露!再揭露!” ## (2)破坏党的整风运动   黄謇(中文系助教):   他把个别党员的缺点夸大到一般党员身上,并说:“每次运动中,由于党员担任领导,便往往忽略了批评和改造自己,因而滋长了高人一等的骄傲情绪。现在整风,要批评自己,思想转不过弯,矫枉必须过正’,只有使他们压下傲气,才能听得进群众的意见,我认为帮助党整风采要急风骤雨”。   李耀钧(前供管科副科长):   他说:“学校党组织对整风精神体会不够,党员不虚心接受意见,尤其是总务处党支部更差,为哪样不准工友出墙报?”   他说:“职员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统战对象,现在放了不能收回成命”、“民主党派人士教授们提的意见尖锐,因他们是统战对象,党是不会挂他们的账,而职工就不能和他们同日而语。”   赖瑞光(物理系教学辅助人员):   党开始整风时,他说:“提意见是白提,官僚主义还是官僚主义,提了不改,你把他奈何。”   (耿精(财务科职员):)   他说:“胡永文事件是事实,学生科不对,并造谣说:学生科科长项万元又调到北京去学习了,所以给党员提意见也是白提,愈提意见,人家愈培养”。 ## (3)借“鸣”“放”煽动教师和党团员攻击党   王鼎昌(物理系助教):   他说:“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见有一个教师自由‘鸣’、‘放’呢?难道没有‘内部矛盾’吗?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注:句中引号是他自己加的。)   他说:“每个运动我们的党团员都是能手,为什么现在不作声?”“民主墙提了很多意见,党员为什么不参加?”   他在讲助座谈会上,别有用心的说:“在云大的青年教师不公开说走,实际是想走。”   朱明基(中文系助教):   他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一文的基本论点。后来,该文要在“教师争鸣版”上发表,有人主张抽掉该文第一部分,朱反对抽掉。他还认为,这篇文章很全面,有系统,批评了一股歪风——党团员的不实事求是,还号召党团员与右派分子一起来揭露“矛盾”。   钱志诚(体育组讲师):   在大鸣大放中,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钱是异常兴奋,非常嚣张,大发牢骚向党进攻。看见报纸上很多的反动谬论,他幸灾乐祸地赞赏说:“真痛快”。他并写了许多稿子到云南日报去骂统战部部长陈方(因为他是体育教员,陈方是体委的主委)都未发表,他则骂云南日报是“棒陈方,为了讨好陈方”不敢登。当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时,他又写稿到云大校刊要求发表(此稿现存)。当时有人告诉他在鸣放中也要有立场、观点,他说这是鬼话。他真是利令智昏,并企图同他的爱人写大字报来攻击党。在若干次的座谈会上,他的发言抱着极端仇恨的态度和切齿痛恨的心情来大肆攻击、污蔑谩骂党。   黄震(工会职员):   他说:“这几天文汇报、光明日报对党提意见很积极,为什么云南日报哑悄悄的不敢提,我就是对云南日报有意见。”并在会上激昂地说:“党员在鸣放中应该带头提意见,意见提得越尖锐越好,这样才是先锋部队。”   他在小组会上煽动大家说:“要对党及领导大发牢骚,不要歌功颂德。”   王云尘(出版科职员):   他在鸣放中煽动团员刘祖兴说:“不要放过机会,要大胆放,如果有人报复,我一直告到中央。这次整风我们要狠狠的整一下党员。党员的脸皮真厚,用六○炮都攻不垮。”   鸣放开始后,他要求“把党员的缺点整理成材料公布出来,以便更好地帮助、监督党员克服缺点。”并且主张“由工会系统地领导这次整风学习。”   王秀彦(收发室工友):   他对肃反中被审查过的杨志说:“老杨,现在机会到了,你应该好好放一下,你想:你在肃反中给人家整的像这样,现在你该出出这口气了。……”   (并对右派分子雷鸿瑞与和献文说:“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人,应该起来带头整一下,工友中顾虑很大,我看现在工友的情况很难搞,积极的很少,中间的人顾虑多,容易动摇,党团员根本不能依靠……。”)   (注:王秀彦把平时在生活琐事上对学校有意见和对党抵触又可以坚决跟他一起闹事者列为积极分子;把认识模糊,对学校领导提意见有顾虑者列为中间层,企图去拉拢、争取他们起来推翻学校领导;把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视为最落后的部分,作为孤立、打击的对象。) ## (4)到处点火、造谣惑众、挑拨离间、煽动搞大民主   陈红映(中文系研究生):   当胡永文的〈我的控诉〉一文发表后,陈红映到处鼓动,一再鼓励李治康以班导师身份写文章支持胡永文,并跑到系里要求系里表示态度,支持胡永文,还去鼓励朱明基(党支委)要党支部出面支持胡永文。   陈红映说:“云南日报为那样不登胡永文事件?校刊为何不转载胡永文的文章?我主张把民主墙贴到学校外面去。”   他积极鼓动李治康、黄謇等搞“民主墙”报,又把系领导小组汇报的情况告诉并鼓动他俩,他先鼓动李治康要画个刊头,取个刊名,李治康没有同意,后又鼓动黄謇说:“我们要不要组织个社?”   当右派言论很嚣张的时候,他表现很活跃,兴致勃勃,到处鼓动,到批判右派言行的时候,他突然表现得很消沉,在会上很少发言。   在鸣放过程中,只要有机会,陈红映就去挑动别人的不满情绪。例如:   (一)中文系讲助小组讨论肃反问题发言热烈,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但陈红映在“我们的意见”一文中仍带挑动性的说:“我系教职工在四周学习中还有人根本不敢谈,有人只枝枝节节谈了一点。”   (二)黄謇对肃反的意见已经提过了,但陈红映总觉得提的“不够”。怂恿李治康去“动员”黄謇再“提”。他常说:“你们没有经过,没有尝到那个痛苦,苦极了!”用这些话去挑动别人的不满。   (三)他知道1955年度毕业生夏新民对肃反和分配有意见,就去鼓动夏新民,他说:“北师大有很多同学想回学校重新分配工作,你写信就直接写给党委会,要写得激烈些。”   学校召开讲助座谈会之前,他就去鼓动黄謇在会上谈对肃反的意见,还要叫他写好发言提纲。会前,有一位先生本来只想对高教部提些意见,但陈红映又在会上鼓动说:“在肃反中我校被碰了很多人,这些人现在都还沉默,应该放一放。”这位先生又被他煽动了,后来,这位先生气愤地说:“本   (来我的火已熄掉了,但他用芭蕉扇一煽,把我的火又煽起来了”。)   当学生中右派言论嚣张的时候,陈红映积极怂恿黄謇、李治康以班导师身分去鼓动中一、中二学生还要“大鸣”“大放”。他还“热心”地去偷听中一同学的鸣放座谈会。偷听后又下来鼓动。   朱明基(中文系助教):   在胡永文事件发生后,中三党员何鹏程问朱明基怎么办?朱说:“合理就支持”。朱在陈红映的鼓动下,亲自去学生科质问,要学生科表示态度,作答覆,也到学生会去摸底,问学生会准备怎么办?   他称赞陈红映去校刊编辑室质问和无理取闹的做法。   陈红映主张把大字报贴到云南日报社去,李治康对朱明基说,这样怕不妥,朱却说:“贴出去也有好处”。由此可见他是赞成搞大民主的,想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整风开始后,陈红映积极在教师中策动搞大字报,朱明基事先知道,不仅不予阻止,反而积极支持,陈等写好大字报,要他签名,朱说:“要签名,就要负责,需要仔细看看”。他仔细读了两遍,然后签名在〈我们的意见〉一文。(该文系右派分子陈红映鼓动写成,全篇充满了对党的攻击和诬   (蔑,号召党团员与群众一起向党进攻,该文全文另附))   陈红映向朱明基鼓动说:“师院同学讲‘领导不及时解决,我们就不再提意见,不上课了’”。陈企图以罢课相威胁,施加压力使领导处于为难的地位,使群众对领导不满而对立,造成大闹之势。朱明基在当时不仅同意陈的意见,并补充说:“我校解决问题太慢”。还进一步提出办法要陈“把组上提出来的意见编号,以后领导上不答覆,可以按号追究”。由此可见,朱向党进攻是处心积虑的。   朱明基除了签名于“我们的意见”一文外,还亲自执笔写了一篇“我们看到的几个问题”一文攻击党委,并发动王远智、黄謇、李治康、陈红映四人签名,他还说:“以后我们发表文章,都用‘我们的意见’为题”。这充分说明了以后他还决心要用小集团来继续进行活动的。   在“鸣”“放”过程中与右派分子陈红映往来很多,在每一个问题上,陈红映都说:“与小朱谈过了”。陈红映说:“我来云大以后,与朱接近最多,许多问题一谈起来,与朱都很合拍”。   黄謇(中文系助教):   学生当中出现了“民主墙”,黄謇认为教师只有小组提意见、座谈会和教师争鸣版三种形式,这三种都是有领导的民主,不能“畅所欲言”。黄竭力希望学校领导开辟教师“民主墙”,这样,贴大字报就有合法地位。他一直在等待开放“民主墙”,后来“人民日报”上开始了反批评,黄就感到灰心失望,感到不满。   黄謇两次向陈红映说:有同学来信称北大有学生到天津宣传,贴大字报,大有“五四”之风。黄似乎很赞赏“大民主”的做法,后来,陈红映鼓吹写大字报,黄也是积极支持,黄还参加执笔写了“我们的意见”这篇反动文章的第一段,对党和肃反运动,作了恶毒的攻击。后来,他做贼心虚地问小集团的人说:“要不要把这段抽掉了?”   陈红映主张要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黄謇因为怕把事情惹大,责任落到他自己头上,所以才不同意陈的做法。   “我们的意见”一文写成大字报后,黄謇希望多有几个人签名,积极夥同陈红映组织小集团。后来学校不同意贴大字报,建议改投教师争鸣版,黄认为“既不能大搞,那么小搞一下也不放弃,可以利用教师争鸣版向党进攻”。   刘亚翠(农学系讲师):   她鸣放中说:“领导上最听学生的话,主要是怕他们闹大民主,领导上有意不解决问题是否也要我们罢教来个大民主?”   王亚南(数学系助教):   在“鸣放”中他经常打听外系情况,当别人告诉他提了些什么意见,他就不止一次的煽动说:“你们放得对,应该提”。   他说:“川大压力大”、“北大搞讲演,放得开”。   他说:“云大因为过去受的压力大,现在才在民主墙上放出来”。   在“鸣放”中,他突然关心肖××,多次煽动地说:“你的问题提了没有?应该好好提”、“去找校长嘛”。   ×××对他说:“××因为搭小灶伙食有意见”,他就煽动性的说:“你们到你们的系(生物系、政治课教研室等……)去提,我到我们的系去提,提多了,领导才会重视”。   当“胡永文事件”出来后,他说:“交通厅不该审讯胡永文”。   (××说:“徐嵩龄不应该到系主任那里去闹,想升副教授”,他就说:“我知道他有才干,我看过他的文章,(指在校刊上发表的攻击寸副校长的文章)不‘合理’就该闹”。)   在“鸣”“放”时要“高家”人向他“汇报”各系的“鸣”“放”情况,当人家告诉他“放”了些什么?他就说:“放得好,放得对,放多了,压力大,领导才重视。”“你到政治课教研室去提,你到生物系去提,等……我在我们系上放。”(按:“高家”系以王亚南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王××因调爱人到云大不成,他就煽动说:“怕什么,要坚持,写信到高教部去闹嘛。就可解决问题,我爱人就是写信到高教部闹才成功的。”   右派分子王孔渊(他的妻兄)说:“云南日报放的不够。”他就说:“是,云南日报放的不够,比如关于云大教授副教授座谈会的报导,避重就轻,只登些鸡毛蒜皮,对领导的尖锐意见就不登。”同时指使王孔渊说:“去多收集一些关于胡永文事件的材料,寄到光明日报或文汇报去!”   曾××因伙食问题有些意见,他就煽动曾××说:“向领导去斗争,不合理就该斗”。   王鼎昌(物理系助教):   王在“鸣”“放”中的一天在吃饭时造谣说:“我告诉你们,学生科长逃跑了”。有人指出说:“刚才学生科长还骑单车去吃饭”,他搔搔头说:“我是听人说的,那我大概听错了”。   他对政治课教研室的×××说:“你是否看了杨真元外传?我正式向你建议,他怎配在政治课教研组,侮辱了你们,你们应该起来攻击,反对!”并且立刻怂恿旁边一位对杨有不满的先生,说:“×先生快去写一篇投到校刊上去”。(按:“杨真元外传”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首先向马列主义阵地——政治课教研室放出的第一支毒箭。)   他利用校刊还没有刊登出数学系的一篇稿子时,说:“为何校刊不登……如争鸣版不登,那我们全系教师集体辞职,并出大字报”。   王在教研组内及系上故意挑拨老教师及青年教师之间的团结、制造矛盾,别有用心地强调老教师不应去搞行政工作,而只应搞教学及培养青年教师,老教师应回到教学上及实验室来。   鸣放时,他在化三同学中大肆活动,替同学修改攻击党的反动文章,改用了污蔑党的恶毒字句,并煽动一部份同学到党委会去闹,企图搞大民主。   李耀钧(前供管科副科长):   (他说:“布谷鸟一、二期只是抛砖引玉,引起群众热潮,以后将更精采”。)   按:“布谷鸟”是“鸣”“放”中的墙报刊名,李是主编之一,他企图利用墙报夸大党和学校的缺点,以便煽动群众搞大民主,因而说以后将更加精采。实际上这只是预示着向党进攻的开始,污蔑谩骂党的东西还要不断地出现的。   李支持耿精攻击寸付校长说:“那个领导能够接受意见,以寸副校长来说,提着他的意见就马上找你谈话,使群众有顾虑,并叫耿不要怕,以后可以尽量提,如没有机会,可以写文章,我可以在‘布谷鸟’上替你发表”。   他说:“在小组会上提意见不够尖锐,要通过民主墙来提,这样才尖锐,同时也让大家看看,不要开小组会,开小组会劲头不大,无啥说的”。   雷鸿瑞(事务科工友):   他说:“要是在旧社会,再有十个大仙(指党员吕数国,吕是直接领导雷的工作同志)我都给他干掉了,搞着一个是本钱,搞着两个是利钱,干翻三个就赚钱”。   (注:雷在“鸣”“放”中企图在工友中煽动搞大民主,雷好乘机杀十余人,在斗争中,雷在群众揭发下承认了他曾计划杀十余人,并有先杀那些人,后杀那些人的血腥计划)。   他在检查他写反动标语的目的时说:“我之所以要歪曲事实和污蔑党写反动标语,(注:他写的反动标语为:反对压迫、反对岐视、争取民主、争取自由)是企图煽动全校师生员工来支持我们,达到我们报复的目的——把共产党的威信一捧子打下去”,并骂:“云大的团员是卑鄙无耻,要给登云南日报”。(按:今年五月,雷看到昆明师范学院“民众团体”的十六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标语,非常赞赏,并结合他自己贪污公款300多元,受到学校反省处分的不满,就把师院“民众团体”散发的十六条反动标语更进一步地“取其精华”,叫出了上述的四条反动标语。)   他在自我交代中说:“我看了师院反动标语和反动的公开信,想抄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想从中知道昆明有那些民主党派,以后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他们联系。并认为这样可引起大民主,如果反党的人多,我就倒向那边,如果同意的人少我就不开腔,但在组上则首先想推翻科上的小领导”。   当学校展开对师院反动标语进行讨论时,他说:“如果不同意是反动的,别人又会说你是立场问题,如果同意,其中又有很多东西合理,如驱逐苏联专家出境写的真好”。   他说:“学校把工人当作手上的一把汗,要你工作也可以,不要时解雇你也可以,反正随时都可捏掉”。   他在自我交代中说:“我要趁这次帮助党整风,狠狠的打击党、推翻党,首先呼出反压迫、反岐视、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然后出墙报,我认为只要一贴出我们工人的意见,全校师生员工就知道党存在许多问题,就会支持我,这样就可杀翻吕数国等十多人和推翻人事处以及党委会”。   雷拉拢王忠全给他搞“民主墙”,王中途转变过来不搞,他骂王说:“你这胆小鬼,怕什么?”后来王在会上揭发他,他又威胁王说:“你和我过去搞墙报,你现在算进步了,但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提意见?你不得你就去大会上告我好了”。   他平时打击工作积极的同志说:你们都是“巴力”(捧泡的意思)、走上级路线。   赖瑞光(物理系教学辅助人员):   他说:“拥护谁、反对谁、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姑且不谈,难道师院只有中文系二年级出来反对反动标语?师院别的班就没有党团员吗?难道他们都睡觉吗?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按:这是赖讨论昆明师院十六条反动标语时说的话,在小组上公开说的话,言下之意是否认标语是反动的、否认师院有反革命,认为这是师院党委会“贼喊捉贼”,根本谈不上反动。) ## 在肃反中他对刘正安说:“解放前那个人在我头上下功夫,我就叫他啃泥巴”。(按:意思是:解放前那个想整他,就要那个人的脑壳。) ## (5)颂扬反动的“民主墙”   陈红映(中文系研究生):   参观师院出现的16条反动标语时,大家都很气愤。他说:“师院还未下结论说它是反动的”。   (在云大学生“民主墙”未搞以前,他到处鼓动说:“北大、北师大等学校民主墙搞得很热闹,还到天津去宣传,为什么云大还不搞?”)   云大“民主墙”出来后,正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他兴高彩烈、喜形于色的说:“应该让同学们尽量的放,尽量的鸣”。   正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认为校刊、云南日报意见“不尖锐”、“鸣”得不够、“放”得不够,他还亲自到校刊编辑室拍桌子大吵了一顿。   右派分子利用“民主墙”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与黄謇、朱明基等人合写的“我们的意见”一文中说:“民主墙这是个好现象”,并说:“就整个趋势来说是健康的”。   (他把“民主墙”的反党言论说成是“以不实事求是来反对过去党团员的不实事求是”。并为这些右派言论开脱说:这仅只是“青年同学缺乏经验、容易冲动”。)   当右派言论猖狂向党进攻时,也出现了一些正确的反批评,但陈红映认为:这是阻碍“鸣”“放”,说成是“唱对台戏”。   朱明基(中文系助教):   朱明基和右派分子陈红映对“民主墙”的估计是一鼻孔出气的。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民主墙90%以上都是鲜花,民主墙发展趋势基本上是健康的、好的。”有人批评“民主墙”的反动言论,他认为不对,说:“你们这样批评是一笔抹煞了民主墙的成绩”。   学生“民主墙”上出现攻击诬蔑党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幅漫画时,很多人表示愤慨。但朱很赞赏,并为右派分子的恶毒诬蔑辩护说:“这不过是艺术上的夸大和讽刺而已,是可以的,对自己人亦可以讽刺”。   “民主墙”谩骂党组织和党员时,他说:“毛主席说过,是要养一批人来骂我们的,骂是应该的”,还认为不应该有反批评,把反批评污蔑成是党团员在“冷潮热讽”与群众“唱对台戏”。   有人说“民主墙”是坏分子搞起来的,他说:“我不同意,这样看问题太机械”。   他为“民主墙”辩护说:“民主墙是党委同意开辟的,那就不一定是反动的,既然同意,又全部否定,这就是不虚心接受意见。”   他别有用心地为“民主墙”辩护说:“学校的布告上说,民主墙开辟对整风是有帮助的,这就是肯定成绩,为什么又说它是反动的?”   黄謇(中文系助教):   “胡永文事件”发生后,陈红映到校刊室大吵大闹,要校刊刊登攻击党的文章,要登胡永文的所谓“控诉”。黄謇也就以校刊通讯员的身份,写了一份书面意见,题为“我系部分教师的意见”,投到校刊支持陈的主张。   学生中出现了“民主墙”,黄謇认为是“好现象”,真正发扬民主空气。   6月9日学校出了布告,黄謇认为布告没有充分肯定“民主墙”的积极方面,并说:“不能因为攻击了杨真元便不让学生对教师提意见”。   在讲助座谈会上,钟运六同志批评了“民主墙”,陈红映诬蔑说:“这是因为民主墙批评了他”。黄謇也说:“弄到自己头上就不高兴”。   “鸣”“放”开始后,凡是否定成绩、夸大缺点、说党的坏话的,黄謇认为这才叫做“敢鸣”“敢放”;凡是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利益,肯定成绩的,黄謇就认为是“不敢鸣放”、“阻碍别人鸣放”。   王亚南(数学系助教):   他听到×××说:“民主墙不对头,不实事求是”,他说:“这是云大的民主传统,云大民主空气浓厚”。   杨利春(物理系助教):   他说:“我反对有的人说民主墙上搞得不成话了,学校应该出来领导,言者无罪嘛!人家骂还不是有历史渊源的。有这样一些牢骚不让放出来怎么行,这也是大势所趋。”   (他竭力支持“民主墙”上的右派言论,特别在肃反问题上,他十分激愤地说:“我支持他们的这种呼声”。)   李德霖(生物系助教):   他在团员日记上写“学生会的‘小小民主’、‘春雷’……的墙报出版了,同学中开始大鸣大放,牢骚积压太多,一旦冲出自不免来势凶猛”。   “民主墙”上右派分子胡永文提出“我的控诉”一文后,李说:“学生科是很错误的”。   他同意中文系右派分子陈红映、朱明基等所写“我们的意见”一文中第二、三部分,有的同志说这是错的,但李说:“朱明基是党员,又是本系(中文系)的,难道还不知道吗?”(注:朱是党内叛徒)   “民主墙”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李在团员日记写“……的确现在是群情激愤的时候,多少有些暴风雨前的情况(或许不能叫暴风雨),是需要我们动脑筋及行动的时候了”。   王鼎昌(物理系助教):   “民主墙”上出现了右派言论后,他说:“云大出现了新气象”。   他每次吃饭时都要用兴奋的心情向同桌的同志说:“你们看过民主墙没有?精彩极了!”   他竭力称赞“民主墙”上的反动文章“有条理,揭露了矛盾。”又说:“民主墙上有许多天才,特别是李景煜”、“我每天都要看好几遍”,(注:李景煜是云大当时历三的右派分子)   他说:“民主墙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这在目前也是难免的,无法制止的,由于平时没有说话的机会,话积多了,一旦爆发,难免有偏激之处”。   他在校长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告诉你们几个领导,你们在政治广场上的答覆是鸡毛蒜皮,没有人看,门可罗雀,大家都只对民主墙感兴趣”。   李耀钧(前供管科副科长):   (他看了学生的反动大字报后,对右派分子黄震说:“这次学生写的文章很不错,真不愧为大学生。”)   黄震(工会职员):   他说:“民主墙总的说来是健康的,是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没有群众的压力,整风就不易深入。”有人认为“民主墙”上对党谩骂是不对的。黄却说:“有冤屈的放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别人认为没有必要,黄说:“岂有此理,象同学这样才是真正发挥了独立思考,对民主生活有启发,这和党报(云南日报)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鸣放。”黄主张职工搞“民主墙”报,还为“布谷鸟”写了发刊词: ## 布谷鸟叫了! ## 与其说是布谷鸟唱出了春天,倒不如说是春天使布谷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布谷鸟的歌声虽不及杜鹃和百灵鸟那么婉转动听,但它纯朴的歌声却唱出了真理!布谷鸟的歌声使人们想起了耕耘,播种及秋天的丰收……。   唱吧,………唱到百花齐放!   唱吧,………唱到百家争鸣!   唱吧,………唱到祖国的春天更加美丽!   按:右派分子黄震看到全国右派分子万弓齐发地向党射出了无数支毒箭,黄也不干示弱地跃跃欲试,在职工中组织反党力量就绪后,黄认为向党进攻的时期——春天到了,就配合了全国右派分子在云大办了“布谷鸟”墙报,与全国右派分子的谬论彼唱此合,妄想通过墙报在云大挑起大民主,推翻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复辟。与此同时,黄还利令智昏地把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说成是“真理”、“纯扑的东西”,把学生中右派分子诬蔑学校党的墙报说成是“健康”的,是“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能使人“独立思考”的。从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看出:黄所赞赏和期望的东西,原来就是我们早已唾弃了的东西。 ## (6)反对反右派的斗争,为右派分子辩护   朱明基(中文系助教):   (在大鸣大放中,他说学生中没有右派分子。)   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消息后,朱很抵触说:“帽子太大了,不应该戴这个帽子,说他们是右派分子,这是不对的。”   他故意歪曲地说:“反击右派,就是整风,所以我写了第二篇文章向领导和党委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他在检查中,又进一步污蔑党和群众说:“我的问题并不象那些右派分子说的一样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分子,谁要给我戴这顶帽子,我是反对的”。   王文璐(化学系助教):   他说:“昆明师院以‘民众团体’名义贴出的16条反动标语的人是平常在班上受到压制的人,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人,即其父兄为党所杀害的人,写标语者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有些用词不当。但师院同学在反击右派斗争中将这些反动分子画成过街老鼠是会影响鸣放的”。   他说:“龚自知的谬论还是对党提意见的,云南日报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题是扣帽子,这不对,我不同意。”   最初他认为王士魁不是右派,是学者,后认为是右派,但说跟章罗不同,看到钱伟长是右派惊奇的说:“科学家怎么会是右派?”   他说:“我把平时有意见不敢提的人看成是受压制,是不够民主的表现,假如人人有意见就提,有话就说,大家都能谈出心中的话,民主空气就很浓,就是非常好的事”。   他同意王士魁的谬论说:“是呀!教学改革的成绩在那里?我也一下子看不出来”。   他非常同意“党天下”的谬论,并说:“那个机关、学校、团体都是党员,什么事情他们都要管到,这就是党天下嘛!”、“只要是党员,不论他的学问才干如何,他就可以做领导工作,我心里不佩服”。   杨利春(物理系助教):   他在小组总结会上为右派分子王鼎昌辩护说:“王鼎昌过去说话只是不检点,是否就能说他是一贯的呢?我还有怀疑”。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