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也谈谈党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问题

　　<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龚灿光>

　　[编者按：龚灿光是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民盟四川省委及重庆市委委员、师专支部主委，从这次“鸣、放”运动中揭发的材料看，龚是民盟舒军、李康右派集团的支持者，在师专积极贯彻该集团的所谓十大方针。“鸣、放”初期，在学校到处点火，声称要向痛处开刀，对党加压力。并发表不少反动言论。本文集中的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与历史上统治者对‘士’之笼络，防范的作法，用心完全一致”；“三反运动的作法都是错误的，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在领导，伤了知识分子的心”。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需要进行改造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有错误，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棒子打死的政策。]

　　如何对待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这问题曾经使历代统治者都伤透了脑筋，因为这些读书人并不是属于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分散在各个阶级中，只是由于思想意识，经济状况以及兴趣、爱好等等因素，才使他们结合起来成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学艺术的知识和一些生产技术，这些东西对于统治阶级都是非常有用的，为了乐于使他们贡献出知识和技术，乐“为知已者死”，因此，历代统治者想尽方法来笼络他们，先使他们感到“顺其性”，“安其心”，而后他们才能“华其言”，“舒其才”，要这些怀才如宝的人真正愿意拿出宝来；除了笼络而外，还须进行一些“提防”工作，“提防”的积极办法便是统治者按照其主观意图来改变这些人的头脑，把他们的思想言论都统一起来。由此可见，除了少数出身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外，过去一般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完全是雇佣关系，“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一方可以奇贷可居，讨价还价；另一方则投其所好，因势利诱，尽管在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的忠贞之士，究竟算不得一个时代的主人。

　　中国知识分子争取作一个国家民族的主人，严格讲来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是最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是最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他特别了解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纵然决大多数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但他们都与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愿望和理想。因此，远在全国解放以前的若干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就一直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通过这一政策来唤起知识分子的主人翁感觉，坚定他们的信念，要他们把自己的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这个政策赢得了千万颗知识分子的心，他们投奔革命，无论在红区或白区，他们洒鲜血，抛头颅，并不是为了博取高官厚禄，也不是为了享受特权，而是为了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

　　全国解放了，知识分子怀着无比的热情象家人一样地来欢迎共产党，准备以主人翁的身份来同共产党商讨国事。可是，党在这个时期，在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开始出现了问题，很显然，解放初期党对于党外的知识分子在对待上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是同路人，有的当作宾客，有的看成是被解放了的奴仆，有的被怀疑成异己分子(事实上也却有一些异己分子)，而把自己看成是战胜者，是改造别人的人，例如50年初，重庆一些党的负责同志，对着教师们总爱说：“你们这些旧知识分子过去都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反蒋并不等于革命”，“你们不应该背着一个进步包袱”，这些话不仅抹杀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革命性，而且严重地伤害了他们作为主人的自尊心，“革命似乎没有我们的份”，“共产党究竟要不要我们哩？”“究竟会怎样对待我们哩？”有了这些顾虑，就在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而来的对“再生记”“武训传”以及对孙铭勋、陶行知的一系列的批判，都带着几分“肃杀之气”，结果固然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可是“一落叶而知秋”，也使他们不无飘零之感。

　　三反运动开始了，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场没有经过天气预报的大风暴。反贪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抑或是敌我之间的问题，这在当时就是不明确的。在“大胆怀疑”(这是胡适“大胆假设”的同义语)的号召下，可以捕风捉影，可以喝哄吓诈，运动一开始，许多人便失去了自由，被隔离，被监视，挨斗争，受侮辱，有些单位甚至百般虐待，私刑拷打，对于所谓贪污分子能想出种种办法加以虐待的都叫积极分子，说句公道话叫温情主义，打虎不起劲的是右倾分子，打不出老虎的地方必然有官僚主义，整个运动为一种偏激情绪所支配，所谓“实事求是”，所谓“以理服人”，在运动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如果这次运动在事先多作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运动再注意一下方式方法，我相信运动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并且还不致于发生那么多偏差，给现在留下这么多的问题，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前一期的肃反运动，也多少产生了一些付作用。

　　（这些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确起了脱胎换骨的作用，我没有丝毫意思想来歪曲它的伟大意义，但不庸讳言，这些运动在作法和要求上都是有缺点的。单就三反来说，解放前在学校和机关工作的一般知识分子，多数都是自甘清白而有一定操守的人，纵然偶尔贪图一些小便宜，也算不得严重罪行，何况他们还一直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大多数倾向革命的，不幸解放后不久，他们遭受到的都是“无情打击”，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和自尊心，这说明党对他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与了解。）

　　从最近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意见看来，主要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已是七、八年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究竟怎样？信赖到什么程度？换言之，把他们当成主人呢？或者当做客人？甚至当做“臣民”？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理论，而主要在于实践。七、八年来，“干部多新贵，衣冠异昔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感触很深，他们有的心、身受了伤害，有的感到“敬而不信”，“信而不亲”，这种情况，的确需要改变。

　　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是特别敏感的，也是特别矜持的。他们善于“知机察微”，随时都在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可是他们究竟是不甘寂寞的，任何冷落与歧视都使他们不能忍受，何况在这个时代，眼见全国人民都已卷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愿没没无闻于世，他们强烈地要求获得更多的机会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共产党人时常批评知识分子有“非政治倾向”，总认为他们不大关心政治，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从古到今，我以为最懂得政治、最关心政治的莫过于知识分子，孔孟不消说了，老庄又何尝不然，东汉的太学生和魏晋的好为清谈者，都同样忘不了政治，所谓“身在林下”而“志在庙堂”，至于东林、复社诸人“讲习之风”更是“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假使他们真的绝口不谈政治，那只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无言的抗议”，那个时代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不可为了。现在的时代显然就不是这样。解放以来，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号召下，积极的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他们“自怨自艾”地但也是心甘情愿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竟不惜忍痛批判了自己穷毕身之力研究得来的东西。其所以如此，正是为着要求自己对国事能有更多的补益。从最近的一些言论看来，知识分子所要争的显然就不是摆脱政治，相反的倒是要更多的关心政治，如果不理解这种心情，就不可能使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说到这里，我们又得注意到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性，就是他们酷爱知识与渴念知识。道理很显然，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正因为是有知识。知识是他们的命根子。在平时，是他们赖以安身之命的东西，在今天，正是他们用以为人民服务的唯一资本，如果说，知识分子有时也希望抽出一定时间来参加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话，那么，他们更大的希望是有较多的时间能坐下来安静地钻研知识，“借书满架”，“偃仰啸歌”于其间，千古以来，这是读书人的一大乐事，你不能说这是“纯业务观点”，这是脱离了政治，因为你不能说业务中就没有政治，须知知识分子之干预政治，在多数场合下，是必须通过他们的业务的。这些年头，情况的确有些反常：学校里面，运动一个接连一个，组织多，会议多，冗长的报告多，各种名目的学习多，再加上社会活动多，总而言之，干扰实在太多，经常是乱糟糟的，闹哄哄的，好象不如此，就显得政治空气不够浓厚似的。“能不能让我们多安静一点呢？”大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搞行政工作的人，整天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东一把，西一把，什么也没有抓住，解放几年来，我就深感老本钱用光了，再这样下去，怕要不成为知识分子了，真的在学校中老是采取搞运动的作法，的确要加以很好的考虑。

　　党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尽管在大吵、大闹、大鸣、大放，而总的情况是紧张在逐渐趋向缓和，证明党提出这样的方针是完全及时的，英明的，它大大缩短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矩离，但是方针的提出只是给一切问题的解决指出了方向，并不等于说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因为要“放”不要“放”，要“鸣”不要“鸣”，是“长期”或暂时，是“监督”或排挤，似乎主动权还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诚然，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党的领导并不是动摇了，而是更巩固了，某些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言论马上受到了反驳；可是，共产党如何进一步信赖知识分子，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能毫无顾虑地提出他们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意见，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知识分子对党的这一方针也不应有些怀疑，必须记住，只有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坚决地加速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主人，也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