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主义商兑 　　<河南、栾星> ## (栾星：作家，河南省文联创作部主任，作者署名“引车”) ## 1 　　关于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界从两头展开讨论了，一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讨论，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这两项讨论，目前还在各据疆界的进行着。但就涉及的理论性质来看，却是互通的，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如能贯通起来加以探索，会更易于收到左右逢源之效。作者这篇文章，就是试图以这种方式把问题排比起来，并和几位同志商讨。 　　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讨论，是由刘大杰、姚雪垠二同志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三篇文章引起的①，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是由何直、周勃、张光年三同志的文章引起的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废的问题上。问题显得十分明确与尖锐：“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是怎样、何时形成的呢？”“要不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参加讨论的人是必不可免要接触这一问题的。 　　“唐”或“宋”，“要”或“不要”的回答，也许是容易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却十分复杂。 　　“现实主义”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文学术语了，几乎所有谈论文学艺术的文章都提及与使用过它。它的涵义是什么呢？可大可小，可广可狭，言人人殊。这次讨论，也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起码有这两种不同的趋向： 　　刘大杰、周勃同志的文章，都是受了苏联理论批评家雅·艾尔斯布克斯著“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一文③的启发，联系我国理论工作状态，把问题提了出来的。他们指责人们把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扩张得很大；指责人们把文学史上的复杂的文学流派划分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范畴，并把文学史看作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并发展的历史。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只是在近代文学中才形成的，它的涵义要比目前通常使用的更固定、更小一些；既不能把它和“真实性的概念”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它和“艺术反映现实即反映生活真实的历史”等同起来。张光年同志也偏重于把现实主义固定在一个更小一些的领地内。这是其一。 　　另一种意见与此相反。他们把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联系起来，视现实主义为文学艺术史上进步文学的主潮。它的领地要广阔得多，不仅包括近代文学，也包括古代文学在内。近年来许多文学艺术论文都反映了这一观点，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主张。 　　意见分歧，大体如此。由于对现实主义理解的不同，自然，对问题的结论也就互异了。 　　为了便于把问题剖析开来，本文也就不能不首先谈一谈究竟应该给现实主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 ## 2 　　过去我们阅览“文学概论”一类的读物时，常常会遇到“定义”之类的解答的。要给现实主义找一个固定不变的界说，却不大可能。许多文学术语，随着人们的理论研究及思维活动的日益复杂，不断获得它的新的意义与内涵，现实主义一词，正是如此。 　　现实主义是一个译名。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找不出它的语源。我们阅读早些年的欧洲文学思潮史一类著作时，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就是专指十九世纪在西欧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风尚而言的。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札克、佛罗贝尔等人，是它的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现代生活为题材，以社会环境及人物精神风貌的精确描写著称。这是它的特色。因而，法国作家丢兰梯在他自己的杂志“写实主义”中，把现实主义称为“社会环境的精确的再现”，英国女作家乔治叶丽阿特在一本小说的序文中，也宣示她的任务，是以“裁判所的证人在宣誓之下来作证言”的那样的“精确性”，来描写人生④。这种文学风尚和十八世纪那种崇尚作家主观想像，要求个性绝对自由，打破一切形式羁绊的浪漫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因而前一辈的文学批评家或文学史家，都习惯的看它作继浪漫主义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风尚，称它为浪漫主义的“反动”或“否定”。 　　但与时推移，现实主义一词日益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后来，相当大数量的文学史研究者，不仅把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类乎这种文学风尚的作家，都划入现实主义之林，而且又把这种文学风尚的传统，上溯了好几个世纪。高尔基在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写作的“俄国文学史”中，关于现实主义创始与奠基的话，就是一例。冯雪峰同志在一九五二年所写的“略论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一文，则把现实主义的领地，一直扩大到古代文学中去，把从“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名著，都划入现实主义范畴。 　　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主要对象，作为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法则来看待的。随着这一法则的被普遍运用，现实主义的新的意义也更加明确：它不仅不再被局限于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文学风尚的专门称谓，而成为历史上一切进步文艺的主要特征。那就是被雅?艾尔斯布克所责备的，把它和文学真实的反映现实这一使命联系起来，把它和“艺术反映现实即反映生活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一特点，作为一个普遍的观点，曾被反映到苏联大百科全书二版关于现实主义一条中⑤。 　　不仅现实主义一语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如我们常用的自然主义一语，它的涵义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作为十八世纪西欧文学史上自然主义，是忠实于自然，忠实于生活的意思，在本质上和现实主义是相通的。我们今天流行的自然主义的涵义却不是如此；它主要是包含了被否定的内容，如照像式反映，人的动物性的描写等，成了反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之一⑥。 　　在讨论现实主义时，名词虽同而涵义有异的这一情况，是应该予以注意，并辨识清楚的。 　　前述分歧意见中，坚持第一种趋向的同志，主张把现实主义固定在一个更小的涵义上，要末视它为近代文学中一种文学流派，要末视它为单纯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是要把现实主义还原为它的最初的或接近于最初的涵义。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了。假若一定要如此，那就会使理论工作陷入许多无法解脱的困难，又使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揭示的，古今进步文学所共具的现实主义法则，无所依凭。 　　现实主义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今天应该给它这样一个确切的概念：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思想，它的基本标志，简单的说，就是“真实的反映现实”；在哲学意义上，它依凭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从它的扩大的意义上说，它不再是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文学风尚（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专指，而是古今进步文艺所共具的艺术特征。通常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是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相对而言的，是它的另一被缩小了的涵义。 　　张光年同志不同意何直同志将现实主义视为“文学的客观法则（原理或规律）”，允许我这样发问：文学有没有“客观法则（规律或原理）”呢？这一法则又是什么呢？很显然的，文学是有它的客观法则的。这一法则，在人类社会尚未进入阶级社会的初民文学中存在，在阶级社会中附有阶级烙印的文学中存在，在阶级被消灭后的文学中还要存在。这一法则当然不会是黑格尔老人的“绝对精神”，也不会是梁实秋教授的“人性论”，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生活是第一性的，创作是第二性的；作为意识形态一种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否是现实主义首先是从它能否真实的反映现实这一角度来检验的。取消现实主义的这一哲学命题，就要挖空现实主义的精髓，置现实主义于死地。 　　周勃同志说：“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以人们生活的客观现实为自己的创作对象、创作依据、创作源泉，……而一切反动的文学流派……在意识反映物质这一点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是一个必然随之而来的诘问。的确，在文学反映现实（“意识反映物质”）这一法则上，一切文学——包括反现实主义文学在内，都是如此的。正如唯心主义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是由“颠倒的世界”（阶级社会）造成的一样。但唯心主义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毕竟不是一种正确的反映。反现实主义虽然在文学反映现实（“意识反映物质”）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反映。“真实的”这一概念，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分水岭。是否合乎真实，不能脱离开具体的历史范畴而架空起来；一方面取决它是否合乎自然形态的真实（浪漫主义除外），一方面取决于它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评判某一作品是否真实以及它包含的现实主义的深度与广度，这是文学批评家以及文学史研究者的责任；把文学作品作社会的、历史的以及艺术上的分析与评论，它的客观意义，也就正在这里。 ## 3 　　弄清了现实主义的语意，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问题的争论，也就容易解决了。 　　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在作者看来，现实主义是与文学史俱来的。鲁迅先生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假如那时候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了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⑦这是初民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从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史来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则开始于诗经。现实主义源远流长，不仅与文学史共始终，而且是文学史的一条其大无比的主流。 　　写到这里，我感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何时形成这一提法，是不确切的。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它具有贯通文学史的连续性；作为创作方法，它是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过程；很难说它是什么时候才“形成”的。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有一个相同的意图，企图以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某些特征，来规范中国古典文学；这里最流行的一个公式，是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曾说：“实现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举法国的巴尔札克为例，很明显的它主要是指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而言的。对于十九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恩格斯的话无疑是一种天才的概括，他总结了它的在创作方法上的基本特征。但恩格斯的话，显然不是对整个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而言的。在恩格斯的时代，根据习惯，现实主义一词还只能是被局限在他所叙述的范围之内。 　　问题再进一步分析。假若像某些同志主张的这样：现实主义的形成只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萌芽相联系，现实主义只能发生于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发动进攻或发展的那个历史时代，显然，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前引雅?艾尔斯布克的论文中曾说，现实主义的发生过程同下列情况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反封建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先进文化和科学的整个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解放和发扬个性的斗争等等。用这一观点说明欧洲文学近代现实主义，或者是中肯的，如用以估量中国，那仍要碰壁的。假若如此，中国近代现实主义，不仅唐宋没有，就是元明也不存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世界文学史具有普通的规律性：作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真实的反映现实”，作为文学史的主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及民族的文学都是共同的。但现实主义发展的道路，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必须具体研究。 　　退一步说，我们姑且认定现实主义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无管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形成于宋、于明、于清都好，宋、明、清以前的进步文学，又用什么去概括呢？若不去加以比较研究，汉自汉，唐自唐，文学史又怎样形成一种科学体系呢？从诗三百直至关汉卿，不称为现实主义者又是什么呢？正如有的同志所反问的⑧，诗经如果不算现实主义，而屈原却是浪漫主义了，那就是说浪漫主义先行于现实主义了。是不是可以作出这个结论呢？在我看来，杜甫的出现，唐人小说的出现，宋元戏唱、话本的出现，《金瓶梅》的产生，只能说是现实主义一步一步更高的发展，而不能说是现实主义到谁那里才宣告形成。为了文学史的研究上的方便，人们通常把现实主义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譬如古典的现实主义，近代的现实主义（或批判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但现实主义的传统切不断。因而我觉得，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分期的研究，代替形成问题的研究，才更科学与确切一些。 　　若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分期研究，来代替形成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一个分期标准问题。是以现实主义所反映的特定的历史内容即政治标准来划分呢？还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程度即艺术标准来划分呢？在我看来，更主要的应该是前者，或者说两者的结合。因为很难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程度上，截然划开一个界限来。讨论中不少同志把前引的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作为近代现实主义的“典范的定义”（雅·艾尔斯布克语），正像许多同志所指出的，那是不妥当的。恩格斯的话是在回答哈克纳斯女士“城市姑娘”那一具体情况下说的，只是概括了小说，或者加上戏剧，这些易于充分进行细节描写的文学体裁而言，包括不了散文、抒情诗以及其他短小的文学样式。那么在诗歌、散文、杂文之类的文学样式上，又用一个什么标准把它们的历史来划开呢？总不能说只在小说或戏剧中存在过近代现实主义吧？ 　　假若作者上述的分期标准的意见能够成立，在我看来，中国近代现实主义的形成，应该比唐宋元明都要更晚一些。若说中国近代现实主义形成于唐（刘大杰），或滥觞于宋（姚雪垠），而中国近代史却开始于鸦片战争，这将是一个天大的矛盾。这个“近代”的概念也就十分模糊不明了。而所谓“古代”“近代”等，在历史科学上，却是有它的确切的涵义的。通常把现实主义划分为“古典的”“近代的”“社会主义的”等，一方面标志着它的时间上先后与发展阶段，一方面也标志着它的与社会的政治的历史，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有机的联系。抽出了这些复杂而完整的历史内容，只独立的抓住一种创作方法，必然会使文学史和其他学科的历史研究脱节，而把文学史研究导引到形式主义的道路上去。 　　需要说明的，我并不否定近代现实主义的分期研究，应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相联系，只是不同意那种割断历史的“形成论”。因而我感到中国近代现实主义的产生，应该定在鸦片战争，或稍早于此一时期的历史现实之内。譬如把《红楼梦》、《儒林外史》看做是中国近代现实主义的产生，才更妥贴一些。这样的主张，是以以下的理由为根据的：在这些作品中反映了同时代的先进思想——封建思想的对立物，这种先进思想正和明末清初，包括李卓吾及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在内的民主主义思想相蝉联，同样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有人很重视杜甫的现实主义中的民主色彩，当然这是应该的，而杜甫的民主色彩——譬如“三吏三别”中所表现的，还决达不到这样的历史高度，它只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精华，还不属于近代现实主义所表现的思想范畴。 　　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专门讨论，非这篇文章所能详细论及的了。 ## 4 　　香花与毒草是对立的，又是相成的。承认现实主义思潮是文学史的主流，随之而来的，也就必须承认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分野，也就必须承认它们之间的斗争并发展的历史了。这一命题，并非谁的“先验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活生生的文学史实践中提出来的科学结论。 　　至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所表现的形态，却是复杂万千的：从文学内部来说，它化为各种艺术风尚与艺术主张上的竞赛与辩难；从外部来说，它又常常和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结，或直接同同时代的政治的、道德的观点以及阶级斗争相联系，纠合成更复杂的形态。文学内部的斗争，也正是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的曲折的反映。 　　这种复杂形态之一，从文学内部的斗争方式来考察，现实主义从来是把积极浪漫主义包括在自己这一方面来的；在摧枯拉朽上，浪漫主义有时打的还是头仗。例子之一，十八世纪欧洲各国浪漫主义文学，在打破古典主义桎梏的战斗中，曾建立下丰功伟绩。例子之二，前期“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在五四时期曾像燎原的烈火一样，直烧进封健主义的帷幄。五四前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客观上是纠结成为一条强大而不可分的阵线的。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被刘大杰同志所提到的李白，及明末的“公安派”，我觉得也正是很好的例子。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李白用他的文学实践，把汉魏以降的“骈丽饾饤”之习，打得落花流水，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对反现实主义的唯美的形式主义的一次大战役。稍后于李白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则是对汉魏以降的唯美的形式主义文风的第二次战役中的主将。韩愈应该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从他的思想上看，也具有同时代的进步意义。晚明公安派对拟古主义的反动，则更加鲜明的表现出反对反现实主义的精神。拟古主义是什么？当复古运动者，最初作为反对“香奁体”、“台阁体”的气弱格卑的文风而出现的时候，它是有它的破腐娇弊的意义的，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将它带到了一条贵古贱今、以剽窃摹拟为能事的死胡同里，这样就走到了反现实主义的一种极坏的倾向上来。且听袁宏道说的：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全集第一） 　　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而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又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全集第二十一） 　　昔老子欲死圣人，庄子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人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全集第二十二） 　　“粪里嚼渣，顺口接屁”，指责得多么痛快！“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反诘得多么尖锐！中郎实在不愧为反拟古主义的一员猛将。我们不否认“公安派”是浪漫主义者，但他们主张的，一时代应有一时代的文学，诗文应有真实的内容，是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从哲学观点上看，中郎正是接受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老子哲学的影响，把它的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他的文学主张中；同时他和他同时代的先进思想家李卓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也是很明显的。 　　这种复杂形态的又一例，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有时针锋相向，有时又互相转化，在发展中互相渗透。袁宏道在论到六朝以降至于明代的文风时，曾用“法因于敝而成于过”一句话来概括这一特征。其中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他说：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饾饤之习者，以流丽胜。饾饤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已，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曾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人徒见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敝又有不可胜言者矣。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矣，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吁，诗至此，抑可羞哉！（“雪涛阁集序”） 　　六朝以降文风的蝉联关系，是否如中郎所言，那是另一问题。这里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事物相对相成，又时时转化。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的复杂形态，有时也正是如此。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是我们打开这一门径的钥匙。对这一斗争视而不见，那是有所自蔽的。 ## 5 　　阐明了现实主义的历史形态与承继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可迎刃而解了。 　　如前所述，现实主义是一条贯通文学史的其大无比的长河，那么就上层建筑的承继性上来说，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对待遗产的态度问题。割断历史，否认传统，是“拉普”派曾经犯过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曾一再驳斥这种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可以在摈弃一切历史遗产的情况下“创造”起来。列宁也曾明白不过的说：只有当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的财富充实了自己的头脑的时候，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世界上最进步最富于战斗性的文学，正由于它是在接受了历史上一切进步文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并不卑视先行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是以这一传统的唯一承继者自命。 　　过去一个时期，为了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旧现实主义的承继关系，一些同志从某些古典文学大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矛盾中找到论据，否认作家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作用，达到以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论，那是错误的。反转过来，肯定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有机的统一，从而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只能隶属或被支使于什么样的世界观，否认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积累，低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旧现实主义的承继关系，也未尝不是一种偏颇。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旧现实主义的承继，表现在两方面：作为一种文学思想，它承继了并发展了旧现实主义作家追求真实的传统，亦即客观的、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就创作方法而言，它总结与承继了一切进步文学（包括浪漫主义）的全部历史经验。创作方法，基本是属于形式问题的范畴，形式对内容而言，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创作方法对世界观而言，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有其统一的不可分性，但亦有其相对的独立陆。不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历史的积累这句话，将没法得到解释，因为历史上现实主义作家，处在不同的时代，他们在世界观上总是有差异的，而事实是，他们又都以前人的成就作为起点。 　　但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具有革新性质。所以称它力“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也就意味着这种革新性质。有的同志反对这种提法，假若仅仅是为了这个提法，我看是不必要的。革新性质的基本标志，在于它要求作家站在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度对待现实生活；作为世界最进步的文学，人类最先进的世界观，赋予了它以作家自己的及作品的灵魂。为了区别它较之它先行的现实主义更加富于思想战斗力及明确的目的性，在“现实主义”之上冠以“社会主义”四字，只能有益而无害；就使它更加富于它的名称所显示的时代特征。因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新性质，与其说是创作方法上的某些特征，不如说是它展示的思想高度。对一个作家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其说是给他规定了一种创作方法，不如说是赋予他以最先进艺术思想或艺术认识，使其获得更好的驾御与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动性。 　　但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常常遭到教条主义者的歪曲。人们怀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主要的，锋芒是指向教条主义的。 　　这次讨论中，人们很热心的来审查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用意是好的。但我感到，如以咬文爵字的态度去反教条主义，不仅损伤不了教条主义毫分，反会把问题导引到一个新的死胡同里。最近“长江文艺”三月号发表的郑秀梓同志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些看法”一文，就表现了这种咬文嚼字的态度。在他认为只要一个“真实的”概念，就可以把“历史的、具体的”以及“与用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包括在内了。当然我不否认郑秀梓同志的文章有他自己的逻辑力量，但假若像他表述的那样，把其他语句都删去，只保留下“真实的”三字，是否就会比目前的“定义”更好一些了呢？我看是更糟一些。固然，“真实的”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标志，是古今中外现实主义所同具的，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真实性上所要求的深度与广度，却是一切旧现实主义所不及的。否则只有“杭育杭育派”或巴尔札克，就足可以了。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定义”很难是完全科学的，吹毛求疵，当然也有充分的可能。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有这么三段话：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牲，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社会主义的胜利，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空前来有的风暴般的成长，阶级的消灭，人剥削人的任何可能性的消灭，以及城乡对立的消灭之日益增长的过程，最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成长的空前未有的成绩——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创造力在质上和量上的增长，以及各种形式的艺术和文学底繁荣的可能性。 　　假若不吹毛求疵，我感到这里是基本上概括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以及作为它所处的时代的根本特征的。第一段阐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特征及作家的任务，第二段规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与创作他自己所喜爱的艺术形式，第三段从先进的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等的发展，展示了文学艺术走向繁荣的无限可能性。有了这些，不是相当完善了吗？而且“定义”的说法，也是有些夸张的，章程本身并未把它表述为“定义”。 　　几年来，我们的文学工作中存在着许多“清规戒律”，这谁都不否认。但“清规戒律”不在这个“定义”里；教条主义比人们所指出的这个“定义”所存在的缺点所包括的，要广泛复杂得多。 　　譬如“题材大小论”，并不见于这个“定义”的规定吧？但几年来却十分流行。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评论文学作品，产生过单纯从主题、题材出发的简单现象，甚至在总结某一文学部门的工作时，也要把有关作品所描写的题材归归类，当做领导工作是否正确的标准之一。这个“定义”何尝提倡过与支持过这种主张。 　　关于革命文学运动，鲁迅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曾这样指出过：“我们的批评常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应该承认，直至今天，这一情况仍旧严重存在。关于题材问题只是一例。 　　鲁迅先生也曾谈到过题材问题。他说：“我想现在应该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当然是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共知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相关；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题材，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老，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全部作品的生活真实，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⑨马克思主义能够从一滴水看世界；任何不被人重视的题材，在伟大作家的手里，都能够成为不朽的名作的。 　　中国有句旧诗：“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比这么一个“海阔天空”还要广大的，可以使作家充分发挥创作才能的文学领地。教条主义者没有这样的胸怀，只有像鲁迅先生所讥讽的，比“水浒传”中“白衣秀士”王伦还要小的扁狭气量⑩。——怎不叫人婉惜！ 　　鲁迅先生所说的“理丝有绪”的比喻，真恰切不过。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而言，我感到社会主义就是“绪”。只要作家努力的是社会主义思想深度与广度的追求，是生活真实的追求，应该解开一切题材上的、创作方法上的以及风格梳派上的教条主义紧箍咒，任其高翔远飞！ 　　教条主义是祸害无穷的，不少积极力量被压抑着。人们要求打击教条主义，以至怀疑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上来，这一心情就可以理解的。但由此而达到废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论，作者认为却也是错误的。 　　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问题，虽然说来很可悲，事实却是如此：我们过去研究得十分不够。特别如何把这一先进的文艺思想，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还是近几年才大规模开始的事，因而问题广，疑难多，论点杂，也是必然的。我希望把讨论持续下去，经过不断探索，质疑辩难，意见也就自然会接近起来了。作者这篇文章，则希望得到批评。 　　 1957年2月初稿，3月修改 　　①见《文艺报》56年16期、21期及22期。②见《人民文学》56年9月号、“长江文艺”56年12月号及“文艺报”56年24期。③载“学习译丛”56年7月号。④转引自胡里契“欧州文学发展史”，沈起予译，群益版，189页。⑤引见雅?艾尔斯布克文。⑥参看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查良铮译，平明版，43页。⑦“且介亭杂文”93—94页。⑧参看《文艺报》56年24期“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讨论”。⑨“且介亭杂文末编”130—131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⑩“且介亭杂文末编”77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奔流”1957年5月号）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