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右派分子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言论

　　“思想改造本身有问题，人家有人家思想，他可以保留自己看法，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改造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呢？ 别人有不同世界观根本谈不上什么改造不改造的问题。要别人改造是根本的错误，由于改造结果造成教条主义的盛行，使人民的脑筋僵化。以前对知识分改造粗暴地看成是对敌人斗争，这是严重的错误，肃反运动过火情有可原，思想改造过火是不能令人容忍的，我有反感，思想改造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思想改造运动中，清华大学批判了×××的思想，常委组织人来检举×××，简直是伪造材料，我自己就做过假见证，有很多人是很顾意做假见证的，这些人是踩在别人身上前进。清华批判×××的哲学思想，同学那有那样的本事，他们反对的理论是那里来的，只有问清华党委”。

　　“党众矛盾的几个基本原因，是很多非党知识分子还拖着资产般小资产般的尾巴，一下难以去掉，而在运动中党员性急，在他们是恨铁不成钢。然而群众思想确实一时扭不过来，这中间往往发生矛盾。1952年武大思想改造时，×××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决不意味着一个月内不能提高一大步。我就因为两星期内不能提高一大步，把我们撤除了。”

　　“徐懋庸初来时还好，后来变坏了。据说，当时孙祥露、张瑞瑾与周鲠生不对，于是凡是周鲠生时来的人都认为是周鲠生派来的。那次思想改造是一次宗派斗争，这是把政治斗争庸俗化了，歪曲了这次运动。张勃川来了宗派并没十分发展，但现在是否还存在，党委值得研究。”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几乎成了每一个总结报告中的神圣公式。在这个陈腐的公式中，不该（？）掩藏着许多污秽的东西。先说思想改造吧。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乃至于反动思想，原是不足为怪的，要改造，这也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改造。按照中央的方针，主要通过自我改造。可是我们学校，却主要是强迫改造，大会小会地斗。同学批评老师的态度和蔼一些，就要被扣一项“右倾”的帽子。几十年以前的老账，硬要人家关在房子里回忆出来。作检讨的时候，报告人哭了，就说是假装的，企图蒙混过关；笑了，又说人家满不在乎；不哭不笑，是无动于衷。有的时候，讲了几句就被事先准备布置好了的同学们撤下台来。这不但不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不合乎人情。被这样斗过的虽然不多，但是它在老师中的影响是深远的。根本方针都搞错了，难道还可以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吗？为了重新估价，接受教训，我们觉得可以在教师中做个调查，看究竟有多少人的思想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觉改造的？又有多少人是被迫作检讨的？再说党委宣传部的平时思想工作，完全是无计划的。教师的政治学习，几年来都是东杀一刀，西杀一刀，形式主义非常严重，不论任何学习，都是计划一大堆，会议一连串，即令一个问题没解决，到头来还是‘感情为主’，去年学习‘八大’文件，党委宣传部等了好久得到省委的通知书，才匆匆忙忙地作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动员报告，成立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教工学习委员会（指派的）。罗鸿运同志把我们找去开了好几次会，一直没有搞清楚学习目的是什么（党委的目的是照抄省委的）我们的任务也是糊里糊涂。当时群众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有文法科的一些系和马列主义教研组，比较偏重于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讨论：而在理科和文法科的另一些系则希望要学习就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一个老教授并且表示：‘讨论精神实质，我不参加。讨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时，一叫我就来。然而党委宣传部并没有重视群众的这些合理愿望，一方面认为光学理论不好，应该多联系批判自己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能为当时还没有条件去批判领导上的‘三害’，这种看法当然有合理的部分，学习理论当然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批判教条主义，但问题在于党委对于如何结合文件的学习去批判教条主义没有作具体的研究，而是从‘凡是知识分子都有教条主义’的空洞概念出发去布置学习。更错误的是害怕群众去触动领导上的‘三害’。所谓没有条件，实际上是领导上缺乏随时检查工作纠正错误倾听群众的意见的负责精神，一讲学习，就是强调群众的自我批判，而不愿意让群众批判领导的缺点，这是他们在政治学习中最大的片面性错误，也是平时发扬民主不够的具体表现。这种片面性同时也造成了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员和领导者总是以改造者自居，群众总是被认为被改造者的片面教育观点和作法的错误。在有一次学委会上，我们曾经建议现在党委认为没有条件让群众发挥自由思想去触动领导的‘三害’，只是体会一下精神实质，空空洞洞地联系一下教条主义，就不如干脆不来订计划呀，开会呀，与师群众地百（白）搞一番， 因为群众对这里搞法实在够讨厌的了，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还看不懂‘八大’的政治报告吗？何苦叫人们一定要在小组会上免费应付一下呢？罗鸿运同志坚持说我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言下之意，是想要人相信：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看是看得懂的，就是要这样督促一番才会去看啊！当然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而在我们教工学委会的最后一次会上，罗鸿运对学委的工作作评论时，仍然来了一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真是天晓得。这个公式实在是，‘三害’的防空洞，在反对‘三害’的同时，必须把这个陈腐公式也反掉。”

　　来源：1957年9月1日《武汉大学右派言论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