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给南开大学党组织的信 　　<南开大学、朱一玄> ## [朱一玄：南开大学中文系讲师] 　　我曾经以候补党员的资格在党内过过几年组织生活的。后来虽然由于我自己条件不够，未能转正，但由于在党内所受的教育，我我认识到党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因而纵然我被取消了候补党员的资格，仍然和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正是基于这种浓厚的感情，当我看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的时候，我特别要给党提意见，希望党及时恢复并且进一步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是不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呢？以我个人的看法（也有别人提到）比解放初期，是降低了的。 　　天津刚解放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共产党员，的确称得起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在各种工作中都看到共产党员在带头，有一次，全校清洁运动，我和一位党员同志在一组，他冒着冷风比谁工作得都起劲，以带动群众。现在的高教部副部长黄老，当时是天津市委文教部长，到学校里来和教师们座谈，穿的是农民们常穿的那种棉鞋，吃自己带来的土烟，有人把烟拿出来招待他，他都不肯吃。辛毓庄同志不算低级干部了，生活艰苦到连买纸烟的钱都没有。但我知道，全国人民也知道，就正是这些艰苦朴素的优秀党员（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党员）领导全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谁看到这种情况，能不对共产党员肃然起敬呢？能不觉得共产党是人民自己的党，是自己的救星呢？ 　　有这样的事情，使我们传为美谈；有一位共产党员银行干部，（某同事的亲友）在他前一天晚上接到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把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一切不管，第二天早晨就很愉快的走了。 　　所有干部，全身衣服都很赃，油垢得厚，但我从心里愿意和他坐一起，认为他的艰苦朴素，真是值得我佩服！也的确是在那些干部的带动之下，全国出现了俭朴的良好风气！ 　　亲爱的党，不多说了，总之，那时您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真是高呵！ 　　领导权的问题，在我的心目中没有发生过。不让这样的党来领导，让谁来领导呢？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党决定整风时止，领导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仍然很高，这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是在提意见，那些成绩不在这里说了。 　　可是，为了爱护党，我必须着重的提出缺点，纵然可能说不对，我也不管了。正象党经常教导的那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我感觉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具体地说，党在我的心目中及我联系的部分群众中（不多）的威信，比解放初期是降低了！ 　　为什么会降低呢？是一些什么现象使群众对党不满了呢？ 　　当然总的说来，是党中央所指出的“三大主义”的“三害”了。 　　但具体到南大来说呢？ 　　中心问题，是一个问题。 　　以学校领导干部来说：从解放以来，党的总的作法是在一切部门尽可能的用党员代替非党员的领导干部。旧的人渐渐换下去，新的党员干部渐渐换上来。在有些部门由于党的干部还没有那个能力，就派进个党员作副职或当秘书。虽为副职或秘书，实际上是权比非党干部的正职大的。 　　与此同时，跟着来的思想工作是党能不能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呢？是党懂得马列主义，什么都能领导。 　　这些放到领导地位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在能力上，在资历上，在威望上都能使大家心服呢？是不是把工作都作的很好呢？往往是党员布置，群众跟着走。群来对党的干部不心服，就很难发挥积极性，也有人觉得自己话不被重视，有意见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吧！ 　　无形中，群众觉得他和共产党不是“一家人”了。起码不是知己朋友了！也就是说党逐渐在脱离群众了。 　　我校在配备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时，是可以称得起“不问资历，大力提拔的”的。也就是说从资历上，从年龄上，从专长上，从经验上，有些干部在群众眼中，是觉得提拔的够快的。我曾举过罗振涛同志的例子，从工警级提到科长级，没有特殊的模范事迹，是很难令人心服的。反过去说，郭平凡在解放前是科长级，在三反肃反等运动中，并未听得说发生问题，在评优中又曾被评为优良工作者，现在却降到了科员级，这现象除了用宗派主义解释外，又能怎样解释呢？ 　　好！在职位上大力提拔下，分配房子自然要提高到和他职位相称的标准了。到评定工资（调整工资）时，又有二条，职位提高了，工资也要跟着提升，这样，工资也要跟着提升了。 　　这些被提升的同志，又大多数在做行政工作，看不出有什么突出的特长，又未必是优良工作者，他们一级一级的提升了，让那些比他们资历老、经验多，反而在他们下边的人，怎么去想呢？很可能，他们的解释，提升的原因，就是由于入了党。我看，把入党和提升职位联系起来，是不见得妥当的。 　　又听说有些党员干部的爱人进学校工作，特别容易，非党干部的爱人得到照顾就很难，如果这种说法有根据应该是和“特权”联系起来看。 　　有些党员不遵守学校的制度，到卫生室看病，不象群众那样守制度；有人骑公家自行车到街上办私人的事。特别刘副校长坐公家汽车到俱乐部跳舞，无论从行政角度，还是从党的角度，都是很不应该的。现在当领导不同旧社会，旧社会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今天呢？领导就得是在各方面能为群众表率。作为共产党员，要求还更要严格些。 　　从南大党的领导机关说来 ，从前总支委员会时期。金鼎同志在这里，总支人数不多，联系群众还比较广些，现在成立了委员会，书记和部长都不是在广大教师有联系的，因而就更脱离联系了。 　　邢公畹同志担任了工会宣传主委，他说，有一次党委会有一位姓曹的同志找他给他下命令，官气十足，因而我他对党委会的印象很不好，公开发言，撤回入党申请书。这里我不愿深责邢公畹同志。我认为党的领导同志的作风恐怕有所改进才对。 　　许多非党同志都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我认为这问题不能从具体负责同志解决，应该从党的领导思想上解决。 　　还要说一下对党员的态度。现在一般情况是，群众有话不敢也不愿向党员讲，当然是怕说错了，挨整。从党的方面却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是和党的群众路线大相违背的。 　　事情说的太琐碎了，总结一下吧。 　　由于以上的原因，群众见了党员往往随便应付，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表面上说共产党很好，实际是对许多党员很有意见。这些情况又恰恰是党员汇报不上去的。党与群众有了距离，群众不觉得党员是他最可信赖的知心朋友了，这不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么？群众再认为党员都有特权，工资高，权力大，本领不强，这不就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么？ 　　好了，我不要再写了。希望我这些意见，能作为党的参考。也许很不对，但我觉得以我和党的关系来说，我是不能不写的。 　　 （中文系讲师 朱一玄）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辑(第二集)》(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19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