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纸究竟应该怎样办？上海一部分报界人士思想混乱

　　<杨瑛>

　　新华社上海4日讯  “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上海报纸工作有不少进步，办报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报纸版面新鲜活泼，各报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但这时期报纸工作人员思想上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几方面：

　　一、对办报目的存在各种看法。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党员)在解放日报社座谈会的发言中认为：报纸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不决定于办报人。他说过去所以许多人不要看伪中央日报，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放在面孔上。他说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的。

　　和王中持同一看法的人是不少的。有一些人实际上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教育人民的武器，因此出现了各种错误议论。

　　新闻日报编辑部有人说：“报纸应有权力，不应跟在党委屁股后面走。”新民报编辑部有人说：“凡是读者要看的，晚报就要登，只要是读者不要看的，编辑就应该大义灭亲，一概不登。”新民报有位副刊编辑说：“心目中一有领导，版面就编得坏；心目中有了读者，报纸就编得好。”

　　解放日报编辑部也有一种论调：“凡是群众叫好的，就是领导上要批评的，凡是领导上说好的，也就是群众不欢迎的。报纸编辑部是左右吃耳光，讨好了群众，得罪了领导；讨好了领导，又得罪了群众。”

　　新闻日报编辑部还有人主张办一张反对派的报纸，说“在野报”、“民间报”可以“大胆敢言，切中时弊，讲人民要讲的话”。

　　二、对报纸的指导性与趣味性问题，是各报编辑部争论最多的问题。有的编辑部对指导性大有谈虎色变之感，一提指导性，就认为教条主义又要回来了，把指导性看成是教条主义或命令主义的代名词。有人认为过去的报纸都是教条主义的，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认为，以前的文汇报就是教条主义的牺牲品。

　　新民报讨论工作时，有人提出办报方针千万不能提指导两字。过去该报改版后提出的方针是：“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有家报纸有的人认为新民报去年发行量由两万份增加到十多万份，应归功于“‘两风一河”(台风，龙卷风和苏伊士运河问题)，过去报纸发行量少，就是受了“指导”和“进步面孔”之害。

　　有人提出：“报纸要办得象‘宝塔糖’(外表好看，味甜)，不要像痧药水”。

　　新民报有人分析上海小市民有六大特点：(1)不肯多花脑筋，不相信正面说教；(2)贪多，贪便宜，爱热闹；(3)爱听俏皮话，风凉话，牢骚话；(4)惟恐天下不乱，对奇闻怪事尤其有兴趣；(5)关心人家私生活，特别是名流的一举一动；(6)不求真，明知是谣言，也津津乐道。因而赵超构在座谈会上也再三强调报纸首先要有趣味，要使人乐意看。

　　新民报半年来报道了不少奸淫、盗、杀一类的社会新闻。在今年工作总结时，内部发生争论，趣味论者就用“出门不认货”的论调来替社会新闻辩护，他们说“任何东西都有副作用，反对副作用，就没有东西可写了。读者看了报道起副作用，由读者自己负责。”

　　三、各报编辑部负责人对“百家争鸣”也有各种理解。有的认为是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有的认为是让出阵地，开放自由市场；有的认为不怕片面，鸣起来就好，有的为了赶时髦急于争鸣，就不管后果如何，“鸣起来再说”。文汇报发动“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就是这样开始的，结果造成片面围攻领导的局面。

　　如何办好副刊，问题也很多，突出的有四个：

　　一、杂文应不应该提倡。这个问题急需解决。现在各报副刊都约不到人写杂文，自从“有啥吃啥”“全面与片面”争论之后，巴金、唐弢、林放(赵超构)等都已搁笔不写。他们认为杂文短小、尖锐，短小就不能说得全面，尖锐就不能写得有分寸，与其闯祸挨整，不如搁笔不写。党外作家还向唐弢将了一军说：“杂文能否繁荣，要看你们党员作家了”。

　　二、谈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的小品文应不应登。有人反对登，有人主张登。

　　三、新旧的比重如何？文汇报复刊时徐铸成提出过去旧的谈得太少了，现在新旧比重要“四六开”。

　　四、各报副刊如何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2月下旬，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暴露了上海新闻界在报纸功用及报纸工作规律这两个问题上，观点分歧。市委宣传部打算逐步用自由讨论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正在准备召集一次学术讨论，专门研究报纸的性质、作用与办报规律，王中同志也有这个要求。此外，市委宣传部还布置各报编辑部学习辩证法及苏联、老解放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民主报纸的办报经验，并鼓动各报党内外负责同志扩大生活面，多交朋友，多和群众接触。

　　来源：1957年3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