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部是不管部，文化局是动员局！——在市委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的发言

　　<重庆、蔡炎>

　　[编者按：蔡炎系重庆市文工团话剧演员，解放前先后在国民党航委会“神鹰”剧团、伪行辕政治部“前锋”剧团、“剧人之家”(其成员均系胡匪宗南部下的反共分子)和国民党军校“血花”剧社等极端反动的戏剧团体中任职，由普通演员，一跃而成为“红小生”，“名演员”，擢升“国民党少校社员”，“剧人之家”的“副社长”，曾演出过“铁骨忠魂”、“虎河血泪”等极端反共的“戡乱戏”。解放后，即参加市文工团。几年来，一直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对党和党领导的艺术事业深怀仇恨。在大“鸣”大“放”中，他一方面打起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大主义”的“旗帜”，恶毒地污蔑党、向党进攻；一方面与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右派骨干分子王克勾结，密谋筹划，组织所谓“自由剧社”，企图拉垮四川省人艺、市文工团等党领导的艺术团体，以达到篡夺党对戏剧事业的领导权的目的。这个发言，就是他公开“放”出的一支向党进攻的毒箭，蔡炎在这个发言里，运用了右派分子惯用的造谣、污蔑的技俩，对党的领导和党组织进行了恶毒的诽谤。]

　　很多同志知道新社会的特征是公有制，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在旧社会越受打击越恨国民党，在新社会越受打击越爱共产党。

　　我在小组会一言未发，我之所以要在大会发言，是要造成社会舆论，因为文工团干部善于歪曲一切。

　　文工团的具体问题大家谈了，但在看法上以为是李、田个人之间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的，而是党的整个作风。它象“虎列拉”一样传染人，从党内传染给群众了。文工团存在着的矛盾，主要还是三大害——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李与田之间有矛盾也好，没有矛盾也好，群众都是受迫害的。李是煤油大王，田是汽车大王，二人斗法，劳动人民(群众)受压迫。李与田过去曾团结得很紧的，在对群众的宗派主义这一点上，是诚诚恳恳一致的。

　　文工团宗派主义非常严重，已经把党和群众分开了。李庆升说过：“省艺党的工作多坏呀！那么多盟员。”这说法影响我，我曾经有一个时候靠拢党，而认为民盟是落后的。文工团不只是李、田个人之间的矛盾。党员包办主角，好象是文艺思想问题，事实上是宗派主义。党员演党员，非党员演非党员，演反动派难道就是反革命吗？说不通吗！“伏”〔注(一)〕慰问解放军演出，介绍到党员时，就有声、有色吹他们的经历如何如何，那年入党的，介绍到我时，就说：“这是反动派”。我不知道这是何居心。我很不愿出席一些会议。文工团流行一种说法：“党的舞台”。好象历史上党是扮演主角，在舞台上党员亦应该包办主角。非党员演主角，好象就是党成了配角了。文工团那个戏的主角不是党员演的？〔注(二)〕

　　党员演主角，是为了提高党员的社会地位，这不是宗派是什么？党员争主要角色事实很多，田广才争“同”剧的‘孟’就是例子。〔注(三)〕这里还有窃夺劳动果实的事实。“四十年的愿望”的导演，李是挂名的，“伏”的导演是赵锵、冯维，后来加上了田广才，因为他们都是党员。

　　1956年全国话剧会演，得奖的六个演员都是党员。

　　得奖后，田、刘捐给资料室几十元，到处宣传，结果申请补助比捐的要多得多。

　　群众有成绩，不敢承认，好象不是党的成绩似的。曹樱的“小东西”表扬了一下，但又说她是：“昙花一现”。曹樱去拍电影，文化部的通知在李的枕头下压了八天，我们写了报告15天不批下来。这里，也有宗派主义的问题。

　　王大虎在报上批评了雷南的“陈白露”，纪慕弦就说：她气质好，西南第一。

　　党员同志是怕群众有成绩。我与曹樱合写了一篇关于喜剧表现手法的探讨的文章，涉及了“西”的导演、处理。〔注(四)〕我们为了研究问题，准备了两个多月，参考了三十几种外国表演理论。写好后，找田广才提意见，田只看了原稿，没看修改稿，田说：“要我用别名发表”；并说：“内部矛盾不要拿到外面去谈”。

　　（党员名利思想非常严重。党员要求入党，是因为入了党，演不好戏也受欢迎。纪慕弦对我说：“你快入党吧！入了党，戏演不好也会论好。”〔注(五)〕）

　　文工团党群关系不好，贯彻群众路线亦成问题。“三反”“五反”得不到群众的信任，“三反”时主席团就没有一个群众。

　　上述种种都是宗派主义。

　　文工团长期以来，形成家长式的领导，个人代表党，从个人声望来领导群众，大家认为只要得到李的信任，就有发展。这从解放以来，到现在一直未打垮这种个人领导。由于不从党的政策出发，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工资问题，王枫、曹樱十一级，而郭莘华亦是十一级，因为郭为李所喜爱，又是青年团员。

　　青年文工团、军区来的同志受到排挤，好象林冲刺取沧州一样，先来一百煞威棒。说：“文工团有它自己的特征，有它的水平”。好象这些人就是在“水平”之下似的，就把这些人搁在一边。

　　文工团的水平，“伏”是高的。但是一天天垮下去了。这是因为行政干涉艺术。以团长、队长的身份来干涉艺术，说这是“党的午台”，他要怎样就怎样。导演无决定演员的权。我以为这应向莫斯科艺术剧院领导学习，党的领导应很好作导演的思想工作。另外，党员不虚心，不理解艺术。李庆升就说：听我的就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文工团这几年在表演上自然主义严重，但却不加分别批评别人是形式主义，这是由于党员对艺术的无知。以为把生活中的东西抓在舞台上来就是现实主义。

　　新老演员有矛盾。青年与老年打不拢。陈丽娟在台上背台，我告诉她应改过来，党员就说：“不听他的，要生活。”

　　对我的表演就是批评、斗争，我还有什么情绪来与青年演员谈艺术呢？宗派主义，亦是造成新老演员之间的矛盾的原因。现在老想青年演员拿现成货，任何人都有成长过程吗！现成货是没有的。

　　文工团的问题长期没解决，与上级的官僚主义有关。宣传部是不管部，文化局是动员局，文艺处是列席处。

　　文工团抛开了文化局，对文化局根本看不上眼，文化局到今天仍领导不起来。由于个人领导的关系，文工团领导是欺上压下，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贯，上下不通气。我曾写了个报告要到军区去，李庆升说：“任市长说了，那有男的跟女的走！”这是借领导来压人。还有对“日出”第三场翠喜坐不坐在胡四身上的处理，李庆升说，要等任市长来决定，是突出的例子。

　　上级对文工团的看法问题：肖局长在最近一次动员说：是极端民主化。我说应该看看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极端民主化是由于极端不民主产生的。

　　首长来文工团只晓得跳舞，不关心群众疾苦，不深入下层，坐起汽车来，又坐起汽车去了。不知道我们在受苦受难！

　　最近有一件事，是很好的漫画题材。彭涛同志到团内来跳舞，李团长在舞场门口象拉壮丁似的，只拉了十几对人进去。同志们都有意避开了，或看电影或逛马路，回来问：走了没有？说没有走！他们又溜了。我们写了一首打油诗〔注(六)〕，在团内流传。

　　诗云：哗啦啦，打罢了头通鼓，大小干部忙得苦！

　　哗啦啦，打罢了二通鼓，烟茶酒肉忙得苦；

　　哗啦啦，打罢了三通鼓，摆开麻将大家赌；

　　（哗啦啦，打罢了四通鼓，陪着首长来跳舞；）

　　哗啦啦，打罢了五通鼓，只听得汽车喇叭一声，呜！

　　〔注(一)〕指市文工团1954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工作，演出话剧“尤利斯·伏契克”。

　　〔注(二)〕“党员包办主角”，“党员演党员”，“非党员演非党员”，是不符事实的。文工团党员是有演主角演党员的事实，但党员亦有演特务、叛徒、日寇、地主流氓的；群众也有演主角的，就是蔡炎在“伏”剧中演的“标姆”即是主角，其他很多戏中他都是演主要角色，非党群众亦有演过党员的。蔡炎的这种说法，纯系带挑拨性的污蔑。

　　〔注(三)〕“同”、“孟”是指：“共甘同苦”一剧中的主角“孟时荆”。

　　〔注(四)〕“西”，老舍剧作：“西望长安”。

　　〔注(五)〕这完全是捏造，纪慕弦是与他谈过入党问题，但根本未对他说过那样的话。

　　〔注(六)〕团里根本没有这首打油诗，打油诗里所说的事，也是捏造的。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五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