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教授的遭遇——访何挺杰教授（未刊稿）

　　<文汇报、朱嘉树>

　　（敬爱的何老师：）

　　听了你的演讲，我竟至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而痛哭起来，我非常同情你近几年的不幸遭遇。当你谈到你被宗派主义折磨得几次想要自杀的时候，我的心像被针刺一样。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以往一直是个乖孩子。当整风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帮助亲爱的党来整风。何老师，谢谢你，你的讲话给予我很大启发。从今天起，我要勇敢的投入运动中去，像个共青团员的样子，向“三害”作无情的斗争！

　　 你不相识的学生罗××

　　今天我去北京师大访问何挺杰教授，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来信，这是其中的一封。其实，我也正是为着他的演讲而去访问他的。

　　前些日子，听说师大的整风搞得不够好，我接连往学校跑了好几趟。各式各样的座谈会以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什么群众论坛，看样子是挺热闹的。可是相熟的几位老教授却在一边提醒我说：我们的运动不是自觉的开展，而是群众自发起来的呀！

　　就是在这种自发的群众论坛上，何挺杰教授发表过一篇动人的演说。事后有人告诉我，如果想了解师大的宗派主义，找何先生谈谈会有收获的。

　　当我敲开何教授的门，觉得很面熟。原来几天以前高教部举行的一次政治课教授座谈会，他曾经参加。当我向何先生问起时，他苦笑着说：

　　“可不是，高教部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把我给考证出来了。其实我早已个教政治课，而是资料室的一个贴报员。”

　　“怎么从教授变成了贴报员呢？”

　　今天我们的谈话就是环绕着这个题目进行的。虽然他的听众只有一个人，他仍然很激动。一开头，何先生就提出宣传马列主义该不该有罪的问题。

　　“当然，在解放前宣传马列主义是有罪的。想不到解放后在宗派主义的排挤下，也成为有罪了！”何挺杰先生这样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同时向我介绍他过去几年的情况。

　　解放前，他在浙江英士大学教经济学。当时曾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写进讲义里。1949年他由教育部介绍到北京辅仁大学领导政治课，并开了两班政治经济学，辅仁的党组织很信任他。所谓“士为知己者用”，那时他每天工作在十二小时以上，往往到深夜二三点钟才能休息。他累得吐血发胃病，胃切除了4／5，出医院的第一天，他就急忙赶到学校。

　　院系调整时，辅仁并入师大。当时许多非党教师都调走了，他还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岗位上，后年又继续担任教研组主任。

　　有一天，党总支书记姚同志突然告诉何先生，要他去通知一位林教授，即日把教的课停下来，理由是林先生把流通费用的公式算错了。当时何先生坚决反对，认为这点小错不值得这样干，就是停课也应该到学期终了。姚同志粗暴的说：“反正党已经决定了！”结果，林教授还是中途被调到武汉去了。”

　　说到这里，何先生很气愤。他说：“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林先生和一个女人一同逛北海。他的声调因气愤而亮亢起来：“这和我们党委书记何付校长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可是，一个被发配出去，一个却稳坐校长办公室。这是我初次领教宗派主义的厉害。”

　　“当然，宗派主义也饶不过我，不久我也被撤去主任的职了。”何先生激昂地说，这一回更妙，事前连通知也没有。那天他正准备主持教研组开会，突然间有人在会上宣布：“现在教研组主任改由姚森同志担任！”

　　不久何先生又病了，但在进医院的前一天，还不曾离开讲坛，想不到这却是他的‘最后一课’了。出院以后派他做资料室主任，系主任表示，这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何先生说，当时他并没有体会这是“排挤”，还是全心全意的想把资料室搞好。他认为资料员的知识必须广博，因此常常抱病为资料员讲课。无奈这位领导姚主任并不看重他的一番心意，经常打击他。何先生摇头叹息说：“师道苦矣！”原来姚主任是辅仁1950年的毕业生，还是何教授的学生呢。

　　在这位学生的领导下，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后，何先生又降为贴报员。当时连剪报都没有资格，怕他在选择的时候出什么毛病。除去贴报，在清洁扫除时，还要这位五十岁的老教授去扫地、抹桌子。那年冬天，何先生的气喘病很重，系主任已经准他休假，可是领导何先生的资料员不答应，要他把工作带回家去做。何先生只好背着一大捆报纸，步屣艰难的去挤公共汽车。

　　肃反开始的时候，据说目标是要每系斗出一个反革命。当时何先生是属于历史系政教专业的编制。系主任王同志、政教专业主任张同志都是肃反五人小组的。当时他们指示同志说：“找不着坏人怕完不成任务！”

　　政教专业绝大多数是党团员，于是何先生就成为预定的“反革命”。所根据的材料是30多年前的一件恋爱事件；还有就是反动统治时期何先生曾在武汉被捕受刑，以后又释放了。有些人就硬说他在那时出卖过党和同志。

　　何先生补充说，他和他哥哥何挺颖郁是大革命以前参加党的。他曾经担任陕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左倾路线”把他打下来，抱病到上海，以后又到日本，没有和党接上关系。他的哥哥何挺颖在井岗山斗争时期做过党的工作，后来牺牲了。

　　想不到这些历史都给他带来了不幸。肃反中一定要他承认，陕西省委被破获是由于他的“出卖”。何先生说：“机关破获距离我被打下，已经将近一年，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省委的地址。再说，当时西北归冯玉祥，武汉是桂系的，两方面常常打仗，又怎能互通声气呢？”

　　何先生说，一些根据常识判断就能解决的问题，斗他时一古脑都搬来作为“罪证”。他谈到在抗战前曾经来往日本两次，当时到日本掏20大洋买张船票就可以，根本不必用护照。可是这也成了被斗的关键材料。说他没有特殊身份，怎么能来往自如？何先生说，我死也不能承认“国防间谍”这个罪名。身为五人小组负责人的历史系主任王同志威胁说：“我们掌握的材料比几部经典著作还厚！”

　　何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肃反中我虽然受过一些委曲，伤心的倒不是父母祖宗被辱骂；也不是那些幌来幌去的拳头；而是我教育过我心爱的一些学生，在搧动下竟变得失去了人性。要是谁吼的嗓门小一点，就好像立场有问题！”

　　谈起往事，何先生伤心的哽咽起来。他说：“在旧社会我被捕受刑，抽皮鞭、踩扛子，我都能挺住。因为我仇恨反动统治者，我可以反抗。这个社会是我热烈追求的，我恨什么呢？想想只有自杀。我曾经托妻寄子，要我的妻子答应在我死后改嫁。当时我们全家人同声哭叫毛主席！”

　　何先生的话使我感到黯然。他继续说道：“我连自杀的方式都想过了，可是没有去死。这一点倒应该感谢教条主义。当时五人小组宣布：肃反中自杀者作为反革命论。我不愿背着反革命的恶名死去，更不愿妻子儿女背着反革命家属的恶名生活一辈子。所以我活了下来。”

　　党是英明伟大的，决不会冤枉好人。何先生的历史已经查明作了结论。(这些历史早已三反前交待过了)可是肃反以后还把他降为五级教授，不让他开课。

　　在整风开始时，何先生实在蹩不住，就去问了政教专业的张主任(现在是党委宣传部部长)张部长到今天才坦白说，他过去有一个主导思想：只有党员才能教马列主义。

　　何先生笑着说：“马列主义是真理，谁都有宣传真理的权利，为什么一些党员偏偏要垄断马列主义呢？”何先生曾经找许多党内同志谈过，他们都表示党从来没有这个政策。他幽默地说：“即使退一步说，非党员不能教马列主义，那也得有一个过渡时期呀！听说京剧的旦角演员要逐渐由男过渡到女，但是梅兰芳和程砚秋却无须挨斗。再如我们现在用牛耕地，将来要过渡到用拖拉机，但也不能一下子把牛都杀光！”

　　从这里，他又谈到师大的三害。他认为有些党员的三大主义实在可怕，要不及时的整一些，可不得了。

　　随着何先生的谈话，我的心情也开朗起来。我问他对整风的看法怎么样？

　　何先生很乐观，表示自己是整风的积极分子。有人劝他要提防整风中的逆流，他说他相信党的政策，还说他的目标是三害，并不是个别人，只要把三害赶出师大，同志还是好同志，他照样爱戴他们！

　　听说何先生在他的讲演中表示：今天在整风运动中，也应该吸收一些真正的积极分子入党！当我问起时，何先生说：他的哥哥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继承哥哥的遗志，他一定积极争取入党。

　　 (编者注：这是文汇报没发表的稿件)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三)》，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出版。原题：控诉“宗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