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司法人员的谈话(未定稿)

　　<文汇报、杨重野>

　　星期天的下午，我的朋友来电话约我去公园吃茶，还说要给我介绍个新朋友。

　　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头了。我们在槐荫下选了一个茶座，这个不大不小的槐林，枝叶扶疏，很像一把伞，遮住了初夏的阳光。

　　我的新朋友是个司法工作者，很健谈。开头我们天南地北的扯了一阵，接着很自然地便把话题扯到司法工作上来了。我把我的新朋友的谈话，作为语录体记下来，这就是这篇文章。

　　*　　*　　*

　　自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各单位都先后鸣起来、放起来了。可是司法界呢？打个譬喻说，还在春梦沉酣之中。难道司法界没有矛盾吗？难道他们不愿意鸣、放吗？都不是的，司法界的矛盾很尖锐，也很突出。他们所以不鸣、不放是“非敢后也，盖有待也”。待什么？待他们的领导同志挂出“本园今日开放”的招牌。

　　我一向被认为“牢骚大王”，今天，记者先生，当你发发牢骚，你听听，牢骚之中是不是也有点真理？

　　说起司法机关，大家知道，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统治阶级法权意志的。它要求掌握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但是法律究竟是一种政治性的专门科学，因此审判员不仅要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也要通晓法律，熟悉审判业务。说真的，我们的业务就是政治。你想，用法律的意旨打击了敌人和犯罪分子，保护人民和人民的利益，能说这不是政治吗？可是我们司法界的领导方面，在选拔审判人员的时候，只着重他们的政治条件，不注意他们的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

　　不怕你笑话，我们个别的审判人员连民事的权利、义务都分不清，在办理一件典当纠纷的案件时，判决强制典房人回赎房屋。回赎是人家的权利，人家要放弃这种权利，法院为什么要强制人家行使这种权利呢？还有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判决离婚的妇女，因为离了婚的丈夫被判处长期徒刑，自己无力扶养，她来上诉要把孩子送给有扶养条件而愿意扶养的人。她怕是男方刑期满了，出来干涉。她不懂法律，因为法院管不着这样的事。可是我们的审判员却拿出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后，哺乳期间的婴儿以不离哺乳母亲为原则”驳回了她的诉讼。那个妇女痛哭流涕的说：“娘身上的一块肉，谁不疼呵？我也不能看着我的孩子饿死呵？”我们审判员教育人家一通，要人家勉为其难，克服困难。实际上这一条是指男女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对子女有争执而言的，法院怎能管人家把孩子送给人呢？

　　（结果吗？当然执行不通，区妇联就不同意，孩子还是送给别人了。判决对当事人无约束力，这样的判决顶什么？应该说，审判员和工程师、医师一样，必须是专门人才，不能够把他们看成是普通的行政人员，只要有政治条件，任何人都能干。）

　　在提拔干部上也是强调政治身分，忽视业务能力。北京市中级法院有那么一位从来没摸过审判业务，一直当总务科长的老党员、老干部被调升一个区的基层法院院长。还有一位老干部是个检查员，初小程度，也没作过一天的审判工作，被调到丰台区当院长。这位院长看不懂判卷，找秘书代他划稿，结果因为不能担任这个职务，而带着法院院长的头衔到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去了。

　　你问我们的院、庭长吗？说来也奇怪，法院本来是办案子的，可是，这几年我只记得高级法院五院办过一个二审的案子，其余的就没直接办理过案子。他们的领导方法只是一般的行政领导，很少直接接触业务，而又不深入下层，了解实际情况。他们整日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作指示，下决定。由院、庭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很少吸收实际办案子的审判员参加，而有关政策、法律的文件，往往只有院、庭长才能看到，审判员一般的是看不到的。

　　我方才说过，一个审判员，如果不懂法律和审判业务，他审判案件就很容易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即使他具备了多好的政治条件，也很难说完全称职。但是，有一条：可以学习呀，学习，学习再学习呀!党不是告诉我们不懂别装懂，老老实实学习吗？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我们司法界偏不重视业务的钻研，对法律科学学习的空气极为稀薄。一讲法，不是说你的是旧法，就说你的是“西餐”。“西餐”指的是苏联经验，你看滑稽不？

　　彭真同志有一次说：“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真对。纵使统治阶级变了，事实是不能变的。譬如说“故意过失”是判刑的根据，这一点不论是旧法还是“西餐”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法律是科学，我们不能忽视法律科学性的研究。退一步说，我们自己有一套，可是我们既没有成文法，也没有人动脑筋去总结我们的经验。我们在执行刑事政策上，时左时右，摇摆不定，有时刮东风，有时刮西风，现在好像正在刮旋风。

　　你问起党群关系吗？我正想谈呢。前不久楼邦彦同志在市委召集的座谈会上说，在司法界，党与非党之间的墙是既高且厚。事实确是如此。本来，在国家的权利机关里，有更多的老党员来担任领导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让一些业务熟悉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的非党人士参加，这样才能更好地作好领导工作。可是北京市14个区级法院的正副院长、中级法院的院庭长、高级法院的院庭长，以及行政上科长以上的都是党员。在干部提拔上也是党员快得多。前边我谈过总务科长作基层法院院长的例子，相反地，有一个区法院的很能干的庭长却调来当总务科长。使人感到“用人唯亲”。

　　另外，同是审判员，但一些较重要的政治活动，常是党员包办，加薪晋级党员就比较容易，而论起业务和才干，非党人士往往比党员强。这样使得一些非党人员的审判员，拿自己比别人，就产生一种感觉：“总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知识分子不被信任和不被尊重的情况，在司法机关也非常突出。一些文化较高、业务能力强的知识分子，多半是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的，但是他们都天天替领导同志写总结，写报告，有时还代拟报刊上发表的文稿。还有少数知识分子被分配去作一些极不相称的工作，例如，一个非党员的老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只是因为他是旧法人员，就让他抄写文件，刻蜡版，一直作了好几年，最近才调走。还有一个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学外交的，英、俄文都不坏，但是至今还是每天用大粉笔写公告牌，打电话请请审判员。

　　肃反运动是使知识分子最受刺伤的问题，当时被斗的差不多都是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在内。在斗的时候“尽情一快”，而到收兵的时候，弄清了问题，却没有给他们应有的温暖。在解释的时候，不是正面的承认斗错了，而说什么“这些同志也该检查检查，为什么要大家怀疑？”用我们旧法的术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这样就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只好自抚创伤，强颜为欢。

　　不但肃反如此，审判案子也有这类现象。有的案子弄清楚了，被告无罪，但是不宣布无罪，而宣布教育释放。意思仿佛说，反正你有错，要不，法院为什么逮捕你。

　　法院应当守法的，以身作则嘛。但是我们法院却作了一些显然违法的事。我们法院组织法规定，年满21岁的才能任命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可是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审判员被任命的时候才18岁，今年不过20岁。他以前在国务院当工友，毫无法律知识。

　　还有这么一件事，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下来视察以前，中级法院就从内部抽调了20多人，让他们从档案库把六七年的案子都搬出来，对过去法律手续上欠缺的、不完备的进行补正，把过去请求党委批示的也都撤下来了，这样搞了两三天。这不是多余嘛，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公布以前，法院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加强和争取党的领导有必要的，如果说不妥当，也没有什么原则的错误，今天这么一搞，仿佛当初倒是错了似的。同时，过去法制不完备，有些手续欠缺也情有可原，这样搞倒不是实事求是了。而且这样做对干部留下了很不好例子，将来领导上来检查干部的工作，他们不是也可以依样画葫芦吗？

　　我们司法界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司法界很糟糕。你别笑我这又是两点论。的确，成绩是主要的，缺点也不少。你想，人民的司法机构是在摧毁反动的司法机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几年来在法律不完备的困难情形下，各级法院审理了几万件民、刑案件，特别是在配合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和各项中心任务，发挥了人民司法机关的威力，能说成绩不是主要的吗？当前的问题是：审判工作的质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就是矛盾。这个矛盾应该在整风运动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我希望我们司法界的领导同志能够“大开辕门，排队欢迎”，让帮助整风的党外群众大鸣大放起来。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三)》，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