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党员”激烈反对北京日报“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志愿”的社论

　　新华社北京5日讯　北京日报7月29日社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结合整风第四阶段，很多干部都以此作为武器来批判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是也有人激烈反对这篇文章，下面就是一个自称为“一党员”的人给北京日报的信。

　　北京日报社：

　　你们在报上展开的“共产党员应不应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时，我根本不想看，我不看也知道是说些什么东西。今天看了你们的社论，无比的愤慨，使人实在再也无法克制和忍受。

　　我不想象你们一样教条主义的讨论，只想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来让你们自己去考虑，在你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好从大官的位子上跑下来，从普通干部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才能“心心相印”，将心比心，才能从良心上作出结论。

　　在全国范围内，“先专后红”“专而不红”的倾向普遍流行，这一点大概你们不会不承认吧，不管你们是心里承认，口里不承认也好，眼睛不看，口也不承认也好，这一事实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它不仅前一、二年存在，“红专”辩论后的今天，仍然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这也是不依你们的意志而转移的。你们越不承认（不管你们不敢承认或高高在上看不到），它就越发展、越普遍。

　　这种倾向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流行和继续发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请看看这么一个例子吧！

　　我是47年参加革命的干部，搞过地下工作，也打过游击，在我们当时的游击区里，一个地主恶霸曾亲手杀害过几个我们的同志，国民党保安队通过这个恶霸多方向我们进攻，这个罪恶就更算不清了，这个恶霸（也是联防主任）结果在我们的一次包围中被我们打死了。我更记得，在这次战斗中给我留下的是我健康中最致命的残毁，更记得的是我们的好几个同志也在这次牺牲了。当年这个恶霸的小公子和最小的小姐，还是小娃娃。曾几何时，革命胜利了，十一年过去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恶霸”在我们的大学毕业后，在我们的一个设计院里当上一个九级技术员。那位小姐也快大学毕业了，还和我们的一位“老干部”结了婚。革命胜利后这么多年，我的工作和生活是怎么样呢？50年进干校学习，年底至52年搞了2年土改，土改结束后，52年底至54年搞贸易，在业务部门的名义是挂上了，实际上天天是搞运动，抽出来任“专职干部”，一个专职完又一个专职。55年肃反又是搞项目。肃反结束，56年初至现在在设计院生产管理、文印等科当一个二十一级科员。

　　我自从转业以来，一直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的，从56年起，我开始“不安心”了，不仅“不安心”，而且不服气。我看到一批一批大学毕业生参加进来工作，领导上把他们当成“宝贝”，为了“减轻他们的事务”，“事务”只好我们“万金油”做，替他们抄东西，他们说什么资料、图纸替他们找，送到他们手上，一句话，美其名是为了革命工作，实际上是供他们使唤（可能这句话词句上有错误，我意思不是这样）。他们工作专业、清闲，可以不参加社会活动，不过问政治，提拔快、升级快、业务学习快，真是“老子打天下时，他们还是小娃娃”，现在反而待遇比“老子”高，被重用。所以，看到这些，我就不服气，这些具体问题，你们在写社论的时候，有过考虑没有。老是用教条主义训人，我已经听得讨厌了，简直是放屁。

　　也许我太激动了，可是事实确实使人太愤慨了。以上的例子是少数吗？不是，是普遍的。虽然具体情况不同，性质是一样的。象我这样既从未犯过错误，也积极工作（这一年多我已经一点也不积极了，过去担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已在我的消极对待下，全部摆脱了），为什么比不上一个刚参加革命不够三几年的小娃呢，如果说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是革命的工具，我的看法是，我们这些不老不新的工农出身没有文化的“万金油”干部，已经成为被遗忘的历史工具了。

　　很明显，过去是搞武装斗争，搞社会改革，工农干部是最革命的，可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党所需要的是另一批干部了，彼一时此一时，这还不明显吗？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吗？我不怀疑，党今天的干部政策工资政策就是这种目的，鼓励人们向“红而不专”发展，虽然它又反对“红而不专”。

　　搞政治工作，大家都说成是“万金油”。这不尽然，应该说高级干部、领导干部是不属“万金油”之例的。你们光用政治挂帅，要搞政治工作的干部安于“万金油”现状，能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你们不考虑一下，“万金油”们为什么想当技术干部呢？（这里你们已经承认了）仅仅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大帽子能压服人吗？应该从政策上去检查，如果政策是鼓励大家当技术干部，虽然政策不是鼓励大家发展个人主义，而是通过人们的个人主义向科学技术发展，否则，政策为什么不一视同仁，而厚此薄彼呢？既然政策（干部政策和工资政策）有厚此薄彼之分，也就是承认人们在现阶段还有个人主义的存在。也许你们否认政策有厚此薄彼之分，说政策是公平的，对搞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是平等的，甚至说成是鼓励“以红代专”的，说是可以这么说，可是事实上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倾向是“专而不红”“先专后红”，并没有“红而不专”的丝毫倾向。如果说有的话，是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也就是彼一时此一时。过去的厚此薄彼是鼓励政治，所批判的是批判某些同志重政治不重业务，现在正好相反了，还不明显吗？

　　现在自叹变成“万金油”（有些不仅叹息，而是闹）的这些同志，在3年前，可以说是党的最忠实的基层干部，曾几何时，我现在不仅为自己的遭遇（相比较下的不平等遭遇，如果在革命队伍中大家一视同仁，无厚此薄彼之分，环境生活再苦，也是愉快的）愤慨，而且怀疑，怀疑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怀疑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依靠谁，什么人）的正确性，虽然它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加速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但它的危险性比较起来不知要大多少倍。

　　如果组织知道这封信是我写的，被扣上“党内右派”，丢党籍无疑。也许你们会千方百计侦查我的真名。这都是多余的，问题、思想不解决，是不能不让人说话的。不写真名，是为了避免横加的压力。不通的，即使扣上“右派”，丢党籍，斗争，还是不通的，可能会更糟。

　　 一党员1958年7月29日

　　来源：1958年8月11日_第255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