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章乃器对于工商业者改造问题的几个论点

　　<冯和法>

　　有的同志批评章乃器同志最近所发表的言论是在争鸣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的突出的典型。我认为这句话丝毫没有过分。他在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书面发言中说：“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前文发表在“工商界”月刊6月号上，单页已在座谈会上分发，后文发表在6月9日大公报上，我除了基本同意几位同志已提过的批评，尽可能不予重复外，这里根据他在上述两文中的几个论点，提出我的不同的看法(以下括号中的引文都引自他的文章，不另注明)。

## 所谓“积极性”与“企业心”

　　他认为，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姑不论这句话是否正确，但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这样的文章中，为了帮助工商业者改造，对于工商业者的优缺点，应该怎样提法呢?他还是采用了“哗众取宠”、取媚落后的办法，在论到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和“企业心”的时候，不知是“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就说了许多不符常识的话。

　　他认为，“在民族资产阶级消灭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是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这当然是不错的，问题是必须分别工商业者的哪一种积极性，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呢?还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在他的文章中，对于这一点不仅是含混的，而且还是偏重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何以见得?他说，“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理由也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材”。他是把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看作为“企业心”，“图利”和“企业心”是两件事，如果说“图利”在目前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消极的一面，那末“企业心”正是积极的一面。这话的不正确本来不是什么“理论”问题，只是常识问题。过去工商业者的所谓“企业心”不正是为了“图利”，企业心越强不就是追求暴利越力吗?这种为了“图利”的“企业心”在工商业者没有改造好以前，不可能是一种积极性，而正是一种消极性；只有经过很好的彻底的改造以后，才能把这种“企业心”改变为对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他也谈到工商业者的消极和积极的这种两面性，但是，在他看来，消极一面不是工商业者阶级本质所决定的，而是外力造成的，因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说：“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积极潜力可以发挥；消极的一面是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所以，在他看来，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主要的只是“自卑”和“畏缩”。这种“自卑”和“畏缩”是怎样造成的呢?就是由于“有这么一些人：调子过高，脱离实际，行动过火，超过必需，结果徒然引起工商业者的消极”。简单些说，工商业者有消极一面完全是那些“教条主义者”(?)一类人应该负责的。这是不是他在“睁开眼睛撒谎”呢？

## 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

　　他把官僚主义视作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东西，对于这一点，已经有许多同志给予了正确的批评。但在他的原文未发表以前，可能他认为是别人误解了他的意见。现在看他是这样写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官僚主义是一种工作中的错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存在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更其严重；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发展到最高形式的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根本的制度问题。像他这样的理论家，难道会不知道：不同性质的两种东西是不能比较的这个起码的常识吗?决不是的。他说：“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情形很明白，他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

　　请看，他是怎样来形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法的。他说，资本家“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就可以大赚其钱，同时也搞好了企业；反之，如果五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那就要破产”。并且说，在这次整风中所揭露出来的许多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这些话不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而认为是批评吧?这是不是“睁开眼睛撒谎”呢?他把资本主义企业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强对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说成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对于我国为了安排失业，因而有些地方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说成是比资本主义还危险的官僚主义。

　　资本主义是代表一种人吃人的生产关系，这种基(1)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必须完全予以消灭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华”。至于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那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虽和资本主义有关，但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力是我们社会主义所必须继承下来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不是另有用心，那末，高喊反对“教条主义”，自己却连这一些常识都没有，就未免使人不解了。

## 剥削与不劳而获

　　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同志也已作了正确的批评。

　　他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他说：“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不知是一种什么逻辑!

　　第一，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通用，并非“一般是可以通用的”。例如，剩余价值当然是剥削和不劳而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剥削和不劳而获都是剩余价值。例如，前资本主义的一切剥削，就不是剩余价值的剥削。同样，不劳而获固然也有属于非剥削的，但剥削总是不劳而获。例如我们现在的公债利息、养老金等收入，在形式上也是不劳而获，但是决不同于定息收入，因为公债利息和养老金是劳动收入的延续部分，而定息只是一种剥削或者剥削的延续部分。第二，定息是不是剩余价值，这是目前大家还在争鸣未决的问题。“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这句话还待有力的说明。我自己是不同意把定息仍视作剩余价值的，因为剩余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要以生产资料资本化和劳动力商品化为前提。但是，定息在实质上完全是一种剥削，不过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而已。在这点上，我同他是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的。

　　他又说定息同银行存款的利息不能说“有本质的不同”，“而只能说，一般是不同的”。既是“本质”相同，又是“一般”不同，这究竟是什么，实在费解。但是，有一点很明白，就是，他认为目前有些人的定息是由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取出来，投入企业的”，所以，现在的定息就是过去银行存款的利息所转化来的。在上面，他提到资本家为了“图利”，又为了“企业心”，现在直截了当地把资本主义剥削说成为单纯的“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好像“图利”的成分都没有了。银行存款投入企业，不正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就是发生剥削作用的过程吗?既然存款变成了资本，这些资本又根据定股而取得定息，这种定息又有什么理由“必须区别看待”呢?

## 两面性与阶级关系

　　对于这两个问题，他是转弯抹角、掩掩饰饰的，而在实质上就是否认现在工商业者还有两面性和阶级关系的存在。

　　上面说过，他在文章中已说到两面性，但认为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是“教条主义者”造成工商业者“自卑”与“畏缩”。他说：“教条主义者的理由是：工商业者容易骄傲自满；仍然给他们戴上这顶两面性的帽子，对改造有利”。这不仅是否认两面性的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挑拨离间。请指出，那一个“教条主义者”是这样说的?即使有个别人这样说，也只能由说这话的人负责。

　　他说“教条主义者”把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还是“笼统地”说成“政治上革命与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的‘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以致“工商业者是惊心动魄的，是不能接受的”。这不仅是无中生有，吉诃德先生斗风车，而且，使工商业者“惊心动魄”的、吓唬别人的人，不是别个，正是他自己。现在对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的一般的说法是，两面性或者两重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世界上没有矛盾的事物是没有的，但是矛盾的性质是发展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仍还相当浓厚的资本主义的消极性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面性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不同于工人阶级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所谓“反革命”“五毒”等等说法，是他自己臆造出来的，应该负责的也是他自己。

　　他认为毛主席所说的“任何阶级、任何人都需要自我改造”，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而不是政治上、经济上的两面性”，所以“工商业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样说法好像他又承认了工商业者两面性的存在。但是，这是一种偷天换日的勾当。他把工商业者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和“任何阶级、任何人都需要进行自我改造”等同起来，就成为：工商业者的两面性是和“任何阶级、任何人”一样，根本不存在阶级本质的区别，工商业者也就不再存在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两面性了。他说：“从思想、作风来说，也不能说先进就是清一色，落后才有两面性。先进和落后都有两面性，而只能是积极面和消极面的比重有所不同。此外，积极面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作风，消极面就是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思想、作风，也很难因阶级不同而得出不同的解释”。这不是说得够露骨了吗?有意曲解毛主席的话，这是不是“正派”呢?

　　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他同样是转弯抹角、掩掩饰饰，实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本质差别的。

　　他认为，“阶级本质同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剥削，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人的阶级特性却绝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绝不是先天的、本质的，而只是后天的、习染的”。这话是可以作不同解释的。(2)如解释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则有可能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解释为资产阶级分子的“阶级特性”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那是完全错误的。他口口声声说别人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者”，自己对于哲学的初步知识总不至于太茫然的。个人和阶级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一般之所以成为一般，就是由于特殊中包含着一般的原故。资产阶级分子的“阶级特性”的共同点构成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离开了特殊就没有一般，离开了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没有了资产阶级。这个简单的常识，他是不会不懂的，否则再去学习一下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的矛盾的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也就会懂了。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工商业者和工人是同样的人，只有人的“共性”，没有什么阶级特性。他说：“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有许多工人想当资本家；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想当工人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样，还有什么“阶级特性”呢?“我国目前正处在人的阶级特性基本消灭，大伙儿共同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这句话似乎含蓄了些，实际也就明白表明了他是不承认工商业者和工人目前还是有阶级本质的差别的。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国宪法规定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领导关系也就被抹煞了。他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始终只能是先进领导落后，而绝不可能是先进领导反动”。这话的含义似乎不够明确，但他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只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分别，这点似乎是可以明白的。如果是这样，那末，既然“不能说先进是清一色的”，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成了问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领导谁，也同样成了问题。

## “脱胎换骨”与工商业者的改造

　　在这个问题上，他故意地弄了许多玄虚，实质上只是一句话；工商业者已经不再需要“本质”的改造。

　　“中国资产阶级必须脱胎换骨，从新做人”。这句话是那一个“教条主义者”说的?这句话正是章乃器自己在1952年2月2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题为“放下旧民主主义的武器，向新民主主义投降”一文中说的。这总不会是“睁开眼睛撒谎”或者“健忘”吧。

　　对于这句话，要区别两个问题：一个是工商业者过了五关”，现在已经不同于1952年情况，还说要“脱胎换骨”，是否正确，这是可以争论的问题，后面再谈。一个是“脱胎换骨”这四个字是不是“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问题，这对于时间性是没有关系的。现在他把“脱胎换骨”四字说成了神秘主义，信仰主义，而在以前他自己也采用了这四个字。这是他觉今是而昨非还是“健忘”，只有他自己来解答。

　　他对许多问题好像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实际上是在故弄玄虚。“脱胎换骨”本来是一句比喻，一句形容词，说明本质的改造，正如他所说的，“为要说得动人一些，以‘脱胎换骨’为比喻，也是可以的”。那末，为什么又说成“神秘”，“使人望而生畏”呢?同样，“超凡入圣”还不是同样是一句比喻，一句形容词，而他却说：“那更是想入非非的粉红色的梦”。正和他对斯大林的一句“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话加以莫须有的曲解一样，对于这些字句纠缠不清，正是他声东击西地所企图达到的愿望。

　　不论他对“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等比喻说成怎样，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改造已近八年，生产资料已经交出之后，还把改造说成是本质的、本能的、需要‘脱胎换骨’，这就把改造神秘化起来了。”从而他认为“这对于他们的继续改造并不是鼓励，而是阻碍”。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究竟工商业者目前是不是还要改造?是不是还要“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在座谈会上许多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少工商业者自己都是认为需要“脱胎换骨”，进行“本质”的改造的。说这话的人是不是“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呢?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工商业者。

## 目的与手法

　　在这两篇文章中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不符常识的话，难道真如他所说：“原来是只准备提出供内部讨论的；所以许多意见是不成熟的”?这样想法就是太天真了。他的这些话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上面说过的，在争鸣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

　　他在文章中一再强调工商业者的“心情”和感情，说哪些是他们所能够接受的，哪些是他们不能“服气的”。他的目的很明显的是想在工商业者中间找市场，引起他们的共鸣。他的所谓“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就是企图取媚和争取一些落后分子。的确，他的话曾引起一些人的鼓掌，也找到了一些市场。但可惜的是：“民族资本家进步了”，而正是他自己“反而落后了”。工商业者批评他的言论是毒草，是对他们的改造“帮倒忙”，一切甜言蜜语是掩饰不了毒草的实质的。他所找到的一些市场、鼓掌者，不能代表工商业者，只是一小撮的落后分子，而且，这些人也正在明白过来，将不再成为他推销资本主义私货的街头巷尾了。

　　他所用的手法似乎是很聪明，实际上是很笨拙。他最惯用的是嫁祸于人的办法。例如，他说：“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这是一种煽动和挑拨，用自己的话嫁祸于他所认为的“教条主义者”(？)。这种例子在他的文章中还很多。又一手法是偷天换日的手法，就是他说了一些正确的话，对于这些话，别人也是相同的，但他说“教条主义者”就是不懂这些，以证明他的正确。再一手法便是掩耳盗铃，他歪曲毛主席的话来作为他否认工商业者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两面性，就是这种手法。再有，那便是自相矛盾，“睁开眼睛撒谎”了。

　　我们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不结合实(3)际，脱离实际。但是，我们决不容忍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也就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大放大鸣不仅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且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然而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思想行动都是错误的，在帮助党整风中，如果谁想钻空子，把我们拉向资本主义的倒退路上去，那末，全国人民对于这种言论不但要“围剿”，而且一定要聚而歼之。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原载1957年6月14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