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孝通在四川、云南、江苏等地到处点火 　　<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 ## (一)在四川 ## 费孝通到四川来“点火”掀起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康振黄(成都工学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在书面发言中揭露了费孝通打着“视察盟务”的招牌，到四川来“点火”的情况。费孝通在成都的几次座谈会上，别有用心地一再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了解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谈起来就容易通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有许多共同地方的，容易互相了解，容易彼此知心”等，还挑拨地说：“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知识如何被人估价，是否被人赏试和尊重的问题，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问题，如果对一个知识分子估计不足，承认不足，那是最受不了的”。费孝通还说过，根据他的了解，很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很有意见的，原因就是领导上没有给知识分子的知识以应有的估价。有些学校领导上给教师评定等级只以政治表现上看，认为各项政治运动中积极，对领导百依百顺，肯听话的人就是积极分子，领导上对这些人评价就高，其实领导并不真正认识知识分子的知识，也没有给予应有的估价和尊重。康振黄问：费孝通说这番话的居心何在？是不是要离间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把知识分子拉在自己的周围以便向党进攻？ 　　费孝通介绍如何“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办法，用心非常恶毒。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有人不明确如何“共存”、“监督”，前不久我们在北京的一件事情就具体说明民盟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医学教育会议后，民盟有些代表到盟总部说这次会开得不好，总部很快把意见通知了卫生部和教育部，结果原来开的会不算数，决定重开，因为民盟有专家内行。 　　费孝通还深入到几个大学去开座谈会，要大家把一切问题和意见都谈出来，他可以帮助解决。在成都工学院的座谈会上，教师们谈了高教部对西南学校照顾不够，人力物力配备都差，教学、科学研究的时间还没有完全保证，并希望有个安静的阅读环境和多一些图书杂志。费孝通当时表示很关心这些要求，对高教部对西南学校不重视愤愤不平。以后在民盟的座谈会上，费孝通大谈西南学术界有人材，几年来这些人材被埋没了。费孝通还讥笑有些学校照高教部指示办事为“奉公守法”，并举例说：“高教部要我们民族学院订什么科学研究规划，我一个电话就给他顶了回去，我说我们不搞，结果也就不搞了”。费孝通这番话希望起什么作用，不言可知。康振黄说，费孝通在成都来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用甜言蜜语的捧的方式，用专家的面目来迷惑一些知识分子，骗取知识分子对他的信任；第二，用轻蔑否定的口吻散布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说党不了解知识分子，离间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第三，利用民盟组织抓了些人替他壮大向党显示威风和施加压力的声气。 　　康振黄还说，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里，提到“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二本书。意思是要静静地做做功课”。费孝通这样写是恶劣的，第一，照他这样说，好象我们的高等学校是办得坏得不得了，连一间房子两本书都没有，这是一种污蔑；第二，座谈会是去年暑天的事，费孝通发表文章是今年3月末的事，这中间，成都工学院的基建情况和图书情况你了解没有，知不知道我们的科研楼正在兴建？知不知道我们的图书杂志比去年多了几倍？老拿住似乎永远不变的情况到处渲染、叫嚣，意图何在? 　　康振黄还说，他在北京盟总部一次会上发言片面偏激，费孝通不但当场赞扬了他，而且在5月份还特别写一信来叫把那次发言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可见其拉拢人、笼络人向党进攻真是无孔不入。 　　何伟发(四川医学院民盟支部委员、副教务长)在发言中说，右派分子费孝通去年到四川医学院时，曾拍胸膛说：“我费孝通来四川主要是解决问题，否则我没有脸再来四川”，费孝通是以解决问题来离间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的。同时，费孝通还批评西南的同志是“奉公守法、向风而起”，并说西南的同志是“木头人”，“不会动脑筋”，鼓励和煽动对党的领导不满。 　　 (见1957年7月9日四川日报第二版) ## 费孝通驱使康振黄在四川点火 ## (康振黄在四川日报发表的“我悔罪”一文摘录) 　　康振黄说：第二阶段是从鸣放开始。我学会了费孝通去年来成都时“做知识分子工作”的一套手法。我抓住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向党进攻。我把党的领导和大量知识分子说成是对立的两大存在，我在盟内外的会议和个别谈话中扬言党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心情和工作，因而关系是紧张的，配合着潘大逵传达工作会议的煽动性报告，我在支部和小组攻击省委决定在财经学院办工科是不懂学校工作的复杂性，我根据费孝通来信约稿的授意，攻击有人说钻研业务的要求是脱离政治的表现是不了解知识分子的心情和劳动，我抓住个别党员过去曾经不明确和民主党派的联系说成是党没有统战政策思想教育，我愤懑地说人们这几年做了工作，努力，流汗，有体会见解，他们应该有发言权，我不加分别地说党员在走下坡路，以教育人者自居等等，这些渲染的意图和结果都是挑起群众对党的埋怨和对立甚至对抗情绪，在政治上起着反动作用。 　　康振黄说：笼络招买的手法是右派所惯用的。去年费孝通到成都来摸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底以后，对我也施同样的伎俩。他知道我抱怨西南的人才不为外面所知，特别在他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为我扬了名，使我确有知遇之感。今年在民盟中央文教座谈会上费提出知识分子当前要求是提高业务而不是思想改造，并怂恿我发言，介绍我是从基层从实际工作中来的，是从被偏枯待遇了的西南来的。我当时发言偏激而且错误地说，搞社会主义的业务不会造成脱离政治，并举一位教师因搞工程方面科学研究而更关心国家建设为例说明。费孝通对我的发言不但当场赞赏、支持，而且后来还来信要我把这个意思写成文章发表。实际上费孝通这样做，一面是用我那时发言的错误来支持他取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点，使我为他张目，扩大反动作用，另一方面抓住我好露头角的根性，显示他对我的赏识、提拔，以进一步受迷入彀。文章我照他的授意写了，只不过后来没有发表出来而已。右派就是这样招兵买马，纠合势力的。 　　 (见1957年7月24日四川日报第三版) 　　 《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 费孝通在成都“民盟在职干部训练班”点火 　　盛泽荣说，去年8月间，他被调到成都“民盟在职干部训练班”受训了一个多月，和他同时受训的有自贡、南充、内江、雅安、辽宁、三台的民盟骨干分子一共七人。这次训练的目的，是潘大逵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批基层骨干分子，接受潘大逵提出的一套反共纲领，以便回到基层去点火。在受训期间，潘大逵一再向大家强调今后民盟和共产党要平起平坐，民盟要敢于“找”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上的“缺点”，这样才能树立民盟的威信，发挥盟员的作用。 　　盛泽荣说，在他们受训期间，右派分子费孝通曾经向他们传达了章罗联盟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并曾经派他们到大专学校去专门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费孝通还要他们在向党进攻中锻炼提高自己，摸索出一套经验。费孝通曾指示右派分子卜文钦率领这批正在受训的骨干分子到四川医学院召集座谈会，煽动一批教授向党进攻。接着潘大逵、赵一明等又组织这批骨干分子到成都民盟各区分部去学习和交流点火的经验。 　　 (见1957年8月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 (二)在云南 ## 费孝通曾在云南到处点火 　　民盟云南省常委整风领导小组于7月18日举行扩大会议，揭露章罗联盟核心分子费孝通在云南的阴谋活动，民盟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主持了这次会议。寸树声发言说：云南是章罗联盟的重要据点之一，在这里有章罗联盟的代理人李德家，去年9月，这个联盟的核心分子费孝通披着教授专家的外衣，打着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常委的牌子，运用合法地位和巧妙手法，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散布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民盟省委秘书长杨维骏联系了他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系统地揭露了章罗联盟核心分子费孝通在云南的活动和影响。他说：去年8月下旬，费孝通骗取了盟中央介绍函，以专家局身份调查大、中、小学及医务界、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要民盟省委进行协助。费孝通到昆明后，就利用了专家局、人大常委民族调查工作组、盟中委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四个名义，进行了广泛的活动，表面上是协助党和政府进行调查了解工作，实际上运用合法地位偷偷地贩卖资本主义货色，散布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通过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拨，形成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和不健康情绪的滋长。当时，由于我自己在思想观点上也有问题，只以为他是“进步分子”，是上级派来的领导同志，丧失警惕，被其利用。仅就现有认识，揭露费孝通在云南活动的事实和他所散布的毒素如下： 　　(一)强调落后，否定进步。搞调查工作，他提出串联扎根的办法，我们开了名单有进步的，他不好公然反对，说：“成都找了进步分子谈不出什么结果”，就强调着重多找落后的来谈，我们就落后的爱发牢骚，他说“牢骚也是积极的，这部分人的意见很重要”，又说：“有牢骚的人是因为想搞好工作而领导又不能满足他们的工作要求，所以不能看成落后”，因此，我们所开的调查了解扎根人的名单中，进步的同志就很少。他要我们提出几个有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他自己接谈的重点人，他来亲自了解。我们提出了张其浚等4人，但是后来别的人员有代表性他都不愿去谈，却专找张其浚谈了几次。省里正在进行社会知识分子调查工作，他要民盟协助。他说：“这些人当中有好多宝贝、专家在内，要三顾茅庐，登门拜访，否则别人是不愿出来的”，他强调“介绍人可以不负政治责任”，他这样主张的目的，是要让大量落后的和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涌入政府机关。 　　他一到昆明就与专职干部座谈，鼓励专职干部发牢骚，挑拨干部说：“中央就是官僚主义，有什么意见只管提，我支持你们”。今年2月三省工作会议时，他又在三省的干部座谈会上号召向盟中央提意见，进行了新的鼓动，个别干部牢骚情绪中提到中央进步领导同志的意见时，他就故意渲染，带回北京大肆宣扬，恶意攻击。 　　(二)夸大缺点，否定成绩。在调查工作中，找不到缺点费孝通就很不满意，要叫继续深入。如六分之五的时间保证问题，调查结果说明基本保证了，他就失望；从党群关系上找出了一些局部、个别问题，他就喜欢。于是他装作替领导发现问题的样子，实际上却把缺点夸大。在他所写“如何发挥云南高等学校教师潜力向科学进军的意见”中，就把云南高等学校的情况说成一塌糊涂，他说什么问题是“病在虚弱”，原因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强调了“基础差，力量弱，任务大”，散布了消极影响。他把教学改革形容成“刮风”，说成“遭得很”!只凭个别学生质量差和个别学校上学期的成绩下降，就说“中学质量降低”，要搞中学质量调查。经过各校党委和方仲伯同志与他的争辩，他的“意见”初稿经过几次修改才算肯定了一些成绩，但是，“教学工作缺点不少”和片面强调科学研究的谬论，已经在教师中传播开和起了不好影响。 　　(三)强调业务，否定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主张通过业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而费孝通却抽去业务中的政治思想，只单纯强调业务。他说：“我们的工作要从业务中来到业务中去”，而且他从未提过必须加强政治工作，也从未提过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的话，我们之间在“业务”这个问题上有着观点和做法上的分歧，就是他把业务当作唯一的，我们是要结合业务深入到学术思想观点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扩大马列主义阵地，但他强调了“搞好业务就是政治”，用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来迷糊我们。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有一段时间工作上就表现为只注意了结合业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放松了其他方面如时事政策、政治理论学习以及服务态度、团结问题等方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四)强调专家作用，否定党在科学教育事业上的领导。费孝通强调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是唯一重要的，而且关键在于要有“火车头”，他恶毒的说党委“外行”，“不务正业”，“不关心教学和科研”，并提出“要提高教学质量就要搞好科学研究，要搞好科学研究就要培养火车头”，而这些“火车头”就是专家。对党在政治思想、政策方针上的领导他就完全不提，这实质上就是取消党的领导。在他的“意见”送请4校党委提意见后，因在论点上引起了党内外教师的争论，他就喜形于色地说“矛盾出现，斗争挑起了”，到4校党委意见提出后，他又说“某校已经有所明确，某校不敢放手让大家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进行挑拨，起了制造混乱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他自己描绘成“高人一着”的样子。在我的思想上对于他“依靠专家搞科研”这点上接受了他的论点，因而不太强调政策方针和政治思想这方面的重要领导。 　　(五)笼络知识分子，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费孝通在估计知识分子和如何发挥他们潜力的问题上，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根本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潜力未充分发挥的原因是由于两个“盖子”盖着，即：政治上的盖子和学术上的盖子。他说：学术上的盖子，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已经揭开，政治上的盖子还得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来揭，并且还举了他自己作为例子说知识分子不愿谈政治和非政治倾向，就是这个“盖子”盖着。这是一种颠倒是非的恶毒诬蔑，这是解放以前知识分子所处的状况，今天知识分子的问题，不是什么“盖”着“压”着的问题，而是继续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他的目的就是指学术上不要马列主义，开放唯心主义，政治上发扬极端民主不要党的领导。费孝通就是这样偷天换日，利用了两个重大方针作掩护来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 　　(六)强调调查研究，进行片面监督。调查研究是对的，但是要看调查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费孝通就是利用了这一科学方法，来搞片面监督和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的。我们主观上虽然知道盟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帮助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改造，但自去年9月以来，就在费孝通的影响下，用了很多时间，集中很多力量搞调查研究，以致在那段时期中形成主要搞监督，放松了思想教育工作。 　　民盟个旧市筹委秘书长钱松伟在发言中揭露费孝通在进行调查研究过程中，曾经说过要找出云南特点。结果从一些片面事实中硬得出云南高等学校教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谬误结论，并用“边疆风味”、“闭塞”等挑拨性的语句，来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极其恶毒的。 　　民盟省委宣传部长丁维铎说：费孝通来昆明这一趟，是伪装起来利用民盟组织干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的，他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进攻的阴谋毒计是两个：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否定党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强调片面监督，企图把盟拉向资产阶级政党方向和共产党唱对台戏。费孝通的主要反动论点是三个：把解放后的知识分子说成是被压抑、被窒息，“生机摧残总尽”，原因是两个“盖子”，用以恶毒地攻击马列主义，否定思想改造和各种运动的成绩。他认为发挥知识分子潜力的关键是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揭开学术上的“盖子”，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揭开政治上的“盖子”，这是一种歪曲，实质上他是把马列主义诬为学术上的“盖子”，要取消马列主义；把思想改造等运动说成是形成政治上“盖子”的原因，要取消思想改造，其用心是深远的也是毒辣的。 　　民盟省委组织部秘书徐冰揭发费孝通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说，他从四川到云南都不放松。他说费孝通强调“共存要有本钱”并举例说“中央卫生部一次卫生会议开不下去，盟中央开了一次座谈会就把原来意见全部推翻”。他的用意是说：盟内有专家，共产党领导不好。他说：“中央有个费孝通能放炮，云南没有个费孝通就放不起来”。他把知识分子分作三种：一种是与知识分子有联系也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种是与党有联系但与知识分子无联系的；一种是两面都搭不起“桥”的。他用“炮手”这种恶毒的煽动来挑拨盟员与党对立，并从根本上割裂了知识分子和党不可分离的联系。 　　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方仲伯最后号召全盟说：费孝通这个章罗联盟的吹鼓手，在云南活动的时间不短、范围较宽、影响很深，他为右派在大鸣大放中准备了向党进攻的理论，在云南点了火，放下了定时炸弹。由于我们本身思想不够健康，丧失了应有警惕，以致为其所用，盟省委已经开始整风，认真检查清除章罗联盟的影响，要求盟的各级组织，结合反右派斗争，揭发费孝通的阴谋活动、影响和危害，并加以彻底清除。 　　 (见1957年7月21日云南日报第一版) ## 揭发费孝通来昆后右派的活动 　　云大连日集会批判张其浚等右派分子，从几天来的揭发证明：张其浚、王士魁、秦瓒都与章罗联盟中的费孝通有密切的联系，张其浚更是费孝通在昆明采用“扎根串连”的恶毒手法所埋下的“定时炸弹”，一条牢固的“根子”。 　　江应梁、赵雁来、李为衡在发言中说，去年8月费孝通来到了昆明，立刻找上了张其浚，认为张其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张其浚也一再表示“费是我多年老友”，自此他们俩人之间的活动频繁，到今年2月以后，张其浚不仅加紧了与王士魁的“深夜密谈”，而且有步骤地展开了猖狂进攻。 　　李为衡、郭文明在发言中说，张其浚也和费孝通一样，专门串连对领导不满情绪的人，有两位先生果然被张其浚串连起来，在鸣放中，一位破口大骂领导，一位写文章大骂寸树声赞扬张其浚。 　　 (见1957年7月21日云南日报第一版) ## 与费孝通策划于密室随即觅缝兴风作浪 张其浚曾在云大处处放火 　　民盟云大支部自7月24日以来，连日开会继续揭发张其浚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发言者相继指出：张其浚不仅是一贯争权夺利、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两面派，而且是费孝通等右派集团在昆明播下的火种。 　　揭发材料说明，费孝通早在去年8月来昆明以后，即与张其浚挂上了钩。在那段时间，不仅互相请客、吃饭、密谈，还通过张其浚邀约了费孝通所谓“对党心怀不满”的人到张家里开“小型座谈会”，诚如费孝通自供的，是为了“收集落后分子的意见，提供野心分子的宣传材料”。事实证明，费在昆明的欲望达到了，回去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等文章以及向盟中央的报告书中，大部分材料是从昆明收集的，而且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还提到他的功臣——张其浚。 　　张其浚在费孝通走后，言行大变，由过去的“消极发牢骚”突变为“昼伏夜出”四出活动，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的积极分子。他拿着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科学研究纲领到处宣传。他说：“学校不重视科学研究”，“学校政治太多了!要使学校办得好，要少开会，多埋头搞科学研究。”又说：“思想改造失败了，搞好业务才要紧”，说“学校很乱，教员不安心，只有搞好科学研究才能安定学生老师”，他主张学校回到“书院制”，造成许多学派，由老教师任“山长”，各成一派，各讲各的学。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活跃学术空气”。 　　在这一套实质上是钱伟长、费孝通等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提出的同时，张其浚又到处散布对学校领导的不满，挑拨教师与学校领导以及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处处显示自己，企图搞夸领导，夺取学校领导权。 　　会上，江应梁、顾建中、傅懋勉等分析了张其浚与钱伟长、费孝通等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及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前后”两篇文章。一致认为，不仅内容完全一致，而且张其浚的许多言论与费的两篇文章的句子也完全相同，这决不是张其浚所说的“偶合”，而是张其浚给费孝通提供了许多反党材料，费则留给张不少锦囊妙计，以致步调如此一致，言论丝毫不差。 　　 (见1957年7月28日云南日报第一版) ## 右派分子用尽心机煽动别人反共反社会主义 费孝通埋藏火种无孔不入 　　费孝通在云南“为章罗阴谋埋下火种”的活动逐渐被揭露出来。据现有的材料证明：当时费孝通的活动范围涉及了民盟、民革、九三等民主党派和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等高等学校，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整理民族民间文艺、曲艺以及医药等等方面。 ## 一、与龚自知、秦瓒一拍即合 　　去年9月，费孝通来云南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到昆明后，即宣称他以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委身份，首先要调查研究昆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他向龚自知说：“我们都是民主党派，你在民革就有不少的旧知识分子，……最好由你开几个座谈会，让我和他们多谈谈，了解问题情况，才好加以推动。”又说：“作知识分子工作，只有民主党派方便，因为彼此都很接近，一谈就拢。”他要秦瓒去串连九三的社员，收集大家的意见。他再三向民盟的干部强调这次调查研究昆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重大意义，他说：“总结这次工作，要把它作为一个方向看，要从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创造一个多党制的政治认识。”抓住了民盟、民革、九三等民主党派以后，费孝通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龚自知以民革云南省委主任委员的职务，完全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在民革开了几次座谈会。龚自知还在座谈会上说：“费和我们是没有距离的。大家都可以谈知心话，畅所欲言，特别关于工作安排和待遇问题。”此后，费孝通向龚自知说：“党对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信任和支持都很不够，昆明特别突出。”同时，龚自知也向费孝通学习了一套“扎根串连”的联络知识分子的方法，并在民革提出要“各本所长，钻研业务，成立一些研究组。” ## 二、在高等院校到处“刮风” 　　对于云南大学，费孝通是通过右派分子张其浚进行活动的。张其浚以云大副教务长的身份，不仅与费孝通有密切接触，又曾经在他的家里为费孝通约集一些人座谈。费孝通在座谈会上首先表示：“我是约几个老朋友一吐衷曲，畅所欲言，不记名，不记录，不批评，大家有什么提什么。”他又说：“在昆明，鸣放还未开始，这一阵风还未吹到云南，这与北京、上海不同。”他希望“大家要急起直追”，又说：“我是来刮风的”。然后，费孝通别有用心地询问说：“你们对北京、上海的鸣放有什么意见？对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有什么意见？对学校开展科学研究有什么意见？”同时为费孝通在云南大学活动的，还有右派分子秦瓒，秦瓒利用他的九三学社主任委员身份，匆匆忙忙四处奔波，向诸宝楚等人说：“专家局要费孝通来了解昆明知识分子问题，你有什么意见，我可以代你反映。” 　　同样的座谈会在昆明医学院杜棻的家里也召开过。事前有人向费孝通建议，邀请昆明医学院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梁家椿(党员、民盟昆明医学院支部支委)参加，但费孝通加以拒绝，说：“他来了，别人说话不方便。”据杜棻在民盟云南省委常委会上谈，在那次座谈会上，费孝通始终是用一种煽动的口吻在讲话，要大家“随便讲”，“不要怕”。座谈会以后，费孝通还在昆明医学院进行了许多串连活动。在费孝通的煽动下，有的教师不愿给学生讲课，有的说：“教书是没有出息的事”；有的把教学任务推给青年讲师去担任，自己只愿搞科学研究。而民盟昆明医学院支部在一段时期也按照费孝通的策划办事，撇开盟内的党员，抗拒学校党委的计划，要搞“互相监督”。 ## 三、对民族民间文艺也有了“兴趣” 　　费孝通到昆明不久，正逢着省文联筹备召集关于民族民间文艺整理发掘的座谈会。关于发掘和整理民族民间文艺，当时存在着一些争论，比较突出的有两点：怎样看待民族民间文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怎样吸取先进民族的优秀文化？由于对前者认识不清，出现了不顾社会发展条件去加工制造民族民间文艺的现象，由于对后者认识不清，出现了排斥先进民族特别是汉族文化的倾向。费孝通发现了这些争论以后，即表现了对民族民间文艺的极大的兴趣，数次参加并主动要文联就上述问题举行座谈，在这些座谈会上，费孝通运用了晦涩隐蔽的手法，吐露了他的主张。首先他提出“抢救民族民间文艺”的口号，企图否定几年来党对整理和发掘民族民间文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次，他在赞美民族民间文艺的幌子下，反对吸收新的东西。他说：“一看见兄弟民族唱东方红，我就不顺眼”；“兄弟民族怎么也扭起秧歌来了!现在的东西破坏了民族民间文艺!”最后，他更提出“文学并非上层建筑”的荒谬主张。又说：“文艺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一部分不属于上层建筑。”这些明显地散布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言论，虽然立即遭到王松等人的反驳，但也有一些人拍手称赞，认为“提出了新的看法”，“很重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给整理和发掘民族民间文艺的工作带来了混乱。当省文联要求费孝通对上述问题继续展开讨论时，费孝通也感到上述发言过分明显地暴露了自己，因而采取逃会的办法，很快溜到大理去了。 ## 四、好一个“打抱不平”的人 　　在这一段时间，费孝通还看中了一个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昆明大众游艺场作为活动地点。大众游艺场由昆明市盘龙区人委领导，是一个由民间艺人组织起来、设备较差、艺人生活较苦的剧场。费孝通看过了艺人们的演出后，即大为夸奖说：“你们的表演艺术水平，不在省级剧团之下，在市滇剧团之上。”“你们都是专家，艺术事业只有专家才能搞得好。”他抓住有些艺人生活困难的情况大做文章，说：“你们现在的情况只能算是刚刚停止流浪”，“你们每天演两场，每天都是这批人，这在全国来看也是少有的，……中央和省里的大剧团每年只演几次戏，演员们都穿着呢子衣服还闹思想问题”，“厚彼薄此实在不平。”他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提，我一定帮助你们解决”，“不能让你们这朵花枯萎。”有的艺人受他迷惑欺骗，当场就痛哭起来。会后，费孝通向省文化局长陆万美说：“我不管你是不是文化局长，你知道吗，你手下的人活不下去了！主要是人!”费孝通又在另一个会议上恶毒地攻击说：“这个团体原属省领导，搞不下去就交市，市又交给区，是不是看着要垮就往下推，让它垮在基层?”费孝通去大众游艺场以前，盘龙区人委的干部即向他谈过大众游艺场已确定进行工资改革，但当工资改革结束时，费不惜向艺人们吹嘘说：“我第一次来时，你们都是面黄肌瘦的，现在你们生活已经改善一些了，个个都胖起来了，脸上也有些红光了。”于是，有的艺人说：“毛主席的阳光没有照到我们，这回太阳可算来了。” ## 五、热心“调查研究”的是什么 　　费孝通到云南来是参加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他也进行了不少的阴谋活动。据初步查明，首先他企图抛开党的领导，他所安排的工作日程竟打算“不让什么都不懂的共产党染指”。其次，他篡改了中央关于“抢救落后”，首先调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方针，企图集中力量调查内地的较为先进民族，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费常常贩运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生活文化”那一套货色，企图把调查工作引入迷途。由于费孝通热心于“调查研究昆明知识分子问题”，热心于四处放火，因而并不怎么注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他虽然去过两次德宏，但也不过是坐着汽车沿公路一转，远远看看少数民族的村寨而已。 　　此外，费孝通还便用某些中学教师对工资、工作不满，大谈“中学质量不如解放以前”。另一方面，他又以反映中学教师的呼声自居，向教育厅长徐嘉瑞说：“许多教师要告你的状”。企图在中学教师中点火，贯彻章罗联盟“把鸣放推向基层”的阴险计划。 　　 (见1957年7月31日云南日报第一版) ## (三)在江苏 ## 民盟苏州市委举行座谈会揭发费孝通的放火活动 　　费孝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时，曾承认他利用视察工作的机会来苏州点了火。费孝通在苏州点了什么火呢？最近，民盟苏州市委举行的几次整风座谈会上，初步揭发了一些材料。 　　早在1955年底，费孝通就来苏州召开了高教、中教两个座谈会，宣传他的所谓知识分子存在对党不满的“六不”思想，为向党进攻播下火种。今年四、五月，这个章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以全国人民代表身分到吴江视察工作，他又利用途经苏州的机会，先后召开一次高教座谈会，三次中教座谈会和一次机关人员座谈会，大肆放火。他所以对苏州特别有兴趣，因为苏州中教界盟员人数较多。费孝通提出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是些平时对现状不满，敢发牢骚，对党有意见的人，另外也可请一些平时不大出来，不大说话的人参加，便于“团结多数”。 　　在座谈会上，费孝通一再宣扬他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的文章。他在第一次中教座谈会上说：我写好了“早春天气”后为是否拿出来考虑了好几天，交给人民日报又压了几天才登。报上登出来，第二天即收到反映。一个失业知识分子写信给我说：“你说知识分子早春有了温暖，我还在严寒之中。”所以知识分子虽遇早春气节，寒意还存在，何时转暖要看今后鸣放……。” 　　费孝通在座谈会上以“组织撑腰”的保证，煽动大家向党进攻。他说：“知识分子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民主党派就要管闲事。你们谈了，我可以带到中央去，组织可以撑腰。我是人民代表，也有责任把大家的意见带到中央去。”并说：“我好管人间不平事，人间不平事向代表提。”他对发言激烈的人表示赞赏，并不时插话加以鼓动。如第一次中教座谈会上，有人攻击学校成立评优委员会由行政指定是看不起知识分子。费孝通便说：“盟员对党员意见应反映，党若不说话，我们到市委来说。”这时有人说：“我们做惯了贯彻党的意图、做助手，不独立思考。”费接着说：“现在我们懂得很多，有条件了”，“监督要两相情愿”。四中教师殷小沅、五中教师陈友声发言，充满了对党的攻击，费认为很好。他说：“今天谈的问题很多很好，你们可以就一两个专题，整理一个材料交把我。”并说：“盟员人代可以讲一讲，跑一跑调查一下，收集具体材料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去讲，只要有根据，就有分量。”在江苏师范学院盟支部座谈会上，有人反映了对院党委在肃反和工作安排上不满，费乘机进行挑拨，他对已改业的几位文科教授说：“其他人都安排了，只有你们没有安排，你们自己要想办法，提出意见。”第二天召开中教座谈会上，他又用师范学院的例子进行挑拨，说：“有人讲师范学院很好，昨天会上大家谈了很多问题。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大家的话已开始说了。”当他听到有人说苏南工专迁校是领导官僚主义决定的，他便说：“对迁校问题可以写文章。”有人谈到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疏忽，使盟员程中青一度没有领到选民证，经盟市委反映已解决了，费孝通对这件事非常注意，他说：“这是一个侵犯人权、违反宪法的问题，很严重。可以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可以在人代、政协会上讲，这样作就是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费孝通在苏州期间还进行个别串连活动，散布毒素。如他听到苏州高中教师陈廉贞因工作安排问题对党不满，工作消极，便找陈谈话，答应陈如不愿在苏州工作，欢迎陈到北京去，介绍去民族学院或争鸣月刊或光明日报工作。他还对盟市委副主委兼组织部长江维宽说：“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有问题。从西南看，没有解放初期那样了，现在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他说：“苏州市的盟员发展工作太慢，应当向上海学习。盟务工作如有困难，可直接写信来，我可以帮助你。”企图通过江维宽把苏州盟组织变成反党集团。 　　费孝通在苏州放火之后，还不肯走。理由是要在苏州写好到吴江视察的文章。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苏州参加政协会议，看看他活动的结果。后来，江维宽向费孝通回报了政协会议中教界小组在预备会议上向党发出攻击的情况，他又作了最后指示，认为这些材料不仅小组里谈，要把典型材料，拿到大会上去揭发。会后，费孝通心满意足地带了一分材料到无锡去了。 　　 (见1957年8月5日新华日报第2版) 　　 来源：《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