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株毒草: 批驳右派分子谢庆利的“首长分配上的不合理”

　　<陈光>

## 文章的本意所在

　　右派分子谢庆利披着研究分配问题的外衣，向党射出了毒箭。其实，谢庆利关于“首长分配上的不合理”的文章，并不是什么研究分配问题的文章。一个真正研究问题的人，首先，应该忠于事实，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如果所提出的事实本身就不真实，那怎么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又怎么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呢?谢庆利的文章所举的事实，有些是夸大的，有些则根本是歪曲。他列举了一些所谓“事实”，然后说：“国家为了满足首长的这些需要，总还要支出几万元才行。如按利息千分之六计算，一个十级干部的消费，每月总要400元才行……，”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那只有鬼晓得，现在，暂且不去管他这一点，我们只就他列举的“事实”来看吧!他说住房子一般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住一所，这是似是而非的，这种有无限伸缩性的说法，如何能够计算出一个消费的数字呢？突出的问题是说汽车，他说现在首长的汽车“不是真正为了工作”，他在这个武断之下，把司机、汽油，统通算在十级干部的个人消费之内。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高级干部坐汽车开会、作报告、研究工作，不是为工作是为了什么?不错，在过去一个时期，少数同志看戏、接小孩、买东西等私人事情使用汽车的现象是有的，这在我们国家生产水平还很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富裕的情况下，人们提出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私事，在这些高级负责同志的活动中，占多大的比重呢？谢庆利为什么要把这些次要的方面夸大起来而否定了根本的事实呢？况且，在谢庆利要求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看戏、接小孩、买东西使用汽车的现象，已经是非常少见了，谢庆利为什么看不到这些事实呢？为什么把过去次要方面的缺点夸大起来，以至作出完全歪曲的论断，说首长的汽车不是为了工作呢？何况工作与生活不是可以绝对划分的，某些高级干部在生活方面使用汽车，有时还是不可避免的，是不能算作缺点的。谢庆利还把家俱、澡堂、食堂、甚至连通讯员、媬姆统通都加起来算作十级以上干部额外的消费，这真是可笑之极！谢庆利写这篇文章在有些地方是费了很多苦心的，但为什么对这些最平常的事却如此颠倒黑白信口开河呢？这一切的歪曲还不够，他还要捏造出什么“某些幼儿园、学校也只准某一级干部的子女才能进”的特殊“事实”来，这一切夸大、歪曲、捏造，不能不使人发生疑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象是研究问题吗？这象是为了帮助党和国家改进工作而提出的意见吗?

　　其次，假如真正是研究问题，那么，不管他所研究的问题是大是小，不管他分析问题的能力如何，他对一个问题的观点，总是一致的，分析和结论，总有一种自然发展的一致性，但是，谢庆利的这篇文章，却处处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矛盾！矛盾之一：就是他一方面也说自己承认按劳取酬的正确分配原则，但是，他同时却拿国家高级领导同志的生活水平与农村的茅草屋和城市里的小木板屋作比较，不看劳动简单和复杂的情况，不从劳动方面看对整个社会的贡献，而片面地在生活水平上作比较，是根本违反按劳取酬的原则的，何况，这种比较还是事先把两种生活水平都加以歪曲过的。一方面，他首先对国家和党的高级负责干部的生活水平加以歪曲，甚至还加以捏造；在另一方面，用茅草屋代表农民的生活水平、用高不过一丈的小木板屋代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作这种比较，不仅否认了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且抹煞了几年来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城市居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事实，也抹煞了这一切改善的由来。矛盾之二：他说他是拥护“真正”的按劳分配的，他攻击现在按劳分配不能“真正实现”，其理由：一是没人能计算出高级负责干部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二是由于“某些人宗派主义作祟，‘各尽所能’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照理，应该是针对这两个“缺点”，提出解决的办法，求得按劳分配的“完满实现”的，但是谢庆利却不，他接着在这里别有用心地引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增产节约”，加以曲解，混淆是非。这些问题与按劳分配原则的本身和按劳分配完满实现的条件并没有直接关系，其意不外乎，从高级干部生活条件来诋毁党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谢庆利却不敢解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不敢拿出全面的事实。试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担是挑在谁的肩上？在我国经济如此落后而且遭受到反动统治严重破坏的基础上，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重担是挑在谁的肩上？又是哪一些人数十年艰苦奋斗，直到近几年国家生活安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时候，才按照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的？谢庆利射出一连串的暗箭之后说：党政首长的消费“享受”应“平均降低一半”。这就不能不使人要问：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就能“完满实现”了吗?这是根据什么原则呢？这样的结论不是和前面的分析风马牛不相及吗?矛盾之三：一方面谢庆利明明知道我们国家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道这里除定息的场合之外已没有人对人的剥削，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进行分配的，但同时，他又一再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比作：“资产阶级”、“剥削者”，甚至在一顿捏造之后直接诬蔑我们国家为“封建因袭制的复活”。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种不平常的自相矛盾，究竟是为什么?

　　但是，谢庆利的这篇文章是有一个一贯的思想的，这就是制造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诬蔑党的高级干部为“特殊阶层”，把党的高级干部孤立起来加以打击，从而诬蔑党的领导，攻击党的领导，因为他很明白，党的领导首先是通过党的领导干部表现出来的。谢庆利没有就此而止，而且还企图挑起工农群众对党不满，煽动广大干部对党不满。而这一切，与一切右派分子的手法不是一模一样吗？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在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点火，谢庆利则在国家机关里点火，如此里应外合，不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又是为了什么呢？

　　谢庆利煞费苦心，装出一付研究经济学问题的面孔，装出一付唯有他关心我们后一代的面孔。什么研究分配问题，什么建议，一经揭穿都是假的，一切所举的所谓“事实”，一切分析，一切论据，以至于剽窃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都只是为了煽惑广大群众对党的高级干部不满，打击党的领导。这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谢庆利不仅借分配问题来攻击党的领导，而且还从分配问题的角度，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射出了毒箭。我们也必须在这方面给予还击。

## 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准动摇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它是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而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相适应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分配既然由纯粹的经济理由来支配，那末，它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那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表现自己能力的分配方式，最能促进生产的发展”。按劳分配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不足以充分满足全社会一切成员的一切需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状况还不能使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平均主义的分配，只能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者和小生产者的自私造成放弃劳动和不负责任的环境，造成生产的倒退与破坏，而只有采取按劳分配才能刺激人们去不断地提高劳动技能，发挥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面，只有按“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才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因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所要求的客观必然性，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向社会取得自己劳动报酬的唯一正确的分配原则。

　　这里，谢庆利和右派分子刘思奇一样，想利用一些人幼稚的幻想和自私的要求，大叫“分配不均”以便挑起矛盾。我们承认，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有差别的，是“不均”的，但是，这是客观的生产水平决定的，社会只有经过这一阶段，经过人们创造性的劳动，才能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

　　反对按劳分配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剥削阶级，他们所要求的是不劳而获。另一种人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往往要求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主义实质上是不平等，是适应少数人少劳多得的要求，少劳多得也是剥削思想的一种表现，但是，他们却常常用“公平”“合理”等漂亮的词句来装饰自己。这两种人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假如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分配，势必使生产遭到破坏，使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遭受破坏，使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破坏，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对按劳分配，实质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谢庆利的文章虽然不敢直接否认按劳分配的原则，但他的承认只是伪装，而反对则是他的本意。他搜寻了三点理由来反对按劳分配：第一，说什么在分配上“除了根据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以外，还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来遵循”，谢庆利在这里对社会主义分配问题制造了一条额外的“道德标准”。第二，说什么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正确计算比较每个人的不同劳动，就不能真正做到按劳分配。第三，说什么“某些人宗派主义在作祟”，使“各尽所能不能很好实现”，按劳分配就失去其前提。

　　谢庆利的这些论点有些似是而非，不揭开他的皮看，也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只要我们面向事实，面向真理，就会发现其搜寻的所谓“论据”极为荒谬。

　　第一个荒谬的论据是说社会主义分配除了根据按劳分配规律以外，还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在这里，他首先把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割裂开来。什么是社会主义道德呢？社会主义的道德就是集体主义思想，它的出发点，它的标准，是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它表现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要使这种道德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善于把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而这就与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生活的改善，都依赖于生产的增长，依赖于公共财产的巩固和发展，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公共财产的增长，人民的生活不可能改善，因此，离开前者就是空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最基本的是通过忘我的劳动来表现的，而按劳分配能够使全社会的成员把个人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也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它有利于人们发挥高度的劳动热情。这种分配原则，怎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呢？怎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互助合作关系呢？难道平均主义造成懒惰，造成生产衰退才是符合“道德”标准吗?难道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不劳者获，使劳动者日益贫穷痛苦是符合“道德”标准吗？这一问题再次证明了我们与右派分子确是没有共同的语言。其次，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友爱互助的关系，除了通过忘我的劳动和每人按劳动取得报酬这一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外，也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再分配中对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直接对丧失劳动力、缺少劳动力者与灾民的救济的支出来表现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家也已作了巨大的工作(这里包括国家的抚恤、救济等支出，工厂企业的劳保，农业社对鳏寡孤独的五保等)。这些事实，谢庆利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呢？谢庆利叫喊“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实际就是为了在分配问题上挑起群众的不满，以便他那一伙右派分子好混水摸鱼。

　　谢庆利第二个荒谬的论据，是说人们不能精确的计算每个人的劳动，所以按劳分配不能真正实现。这种说法的用意也是极为恶毒的。虽然，把各种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计算出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但是，各种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是可以作比较的，人们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是可以作比较的，工资的等级就是根据客观的比较制定的。党的领导干部根据国家统一的制度取得工资，不仅毫无特殊，而且国家在规定工资制度时，已经根据党的克己精神，使党政干部报酬较低。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由于辛勤的劳动与正确的领导所带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带给全体人民的幸福难道是可以计量的吗？至于高级工作人员和基层一般干部的工资，是否过分悬殊呢？只要看看党中央负责同志最高工资只相当于十个乡长的工资，就可以明白并不是过分悬殊的。至于其他照顾有不合理的现象，今后也将会逐步地调整和解决。谢庆利所说的按劳分配“不能真正实现”，其用意无非是想用否定按劳分配实现的客观可能来诬蔑国家的分配制度，攻击党的领导干部合理得到的分配以及必要的工作条件。

　　谢庆利的第三个所谓论据，更是容易看穿的，他企图夸大我们个别单位和少数党员的一些宗派主义错误，而一笔抹煞我们党和国家使用干部的基本方面，攻击我们不能做到“各尽所能”。我们党使用干部向来是遵循“德才”兼备的政策，从执行的情况看，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适合的，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几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家在培养干部和使用干部方面，是更有计划了，更是按照各人的所长来决定工作了。但是，我们也要说清楚，作为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劳动者，是否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努力地工作，那还有他本身的思想观点问题，有些人很少考虑国家的需要，过分强调个人兴趣，或者认为在什么地方提拔快些待遇高些，而不安其位，为此而找出什么“不适合”、“英雄无用武之地”等等借口，比如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不愿让党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一个学经济专业的被分配做财经工作，也说是不合适，象这些借口不积极工作，不发挥出他的能力的现象，难道也是党和国家没有使其“各尽所能”吗？这不是不能“各尽所能”的问题，而是有些人不愿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尽其所能的问题。不愿尽其所能的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根本不感兴趣甚至是仇恨，这种人不管你把他放在什么岗位，他都是不愿意为社会主义尽其所能的。他们只有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活动才有一种疯狂的积极性。当然，工作分配不恰当的个别现象是有的，但是，党始终注意不断地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发动的整风运动，正是为了普遍地检查和改进工作。显然，谢庆利说在我们的国家里不能各尽所能，是恶毒的诬蔑。

　　谢庆利的荒谬论断，只能说明他的本意在于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

　　谢庆利借研究分配问题之名，想把党的领导干部说成是“特殊阶层”是“剥削者”，来打击党的领导干部，挑起人民群众和党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煽动人民群众对党不满。同时，他从分配问题这个方面，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谢庆利是一个什么人，不是很明白了吗？

　　 来源：原载1957年8月号《学习导报》，选自《批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