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大型厂矿反右派斗争情况

　　新华社重庆7日电　重庆大型厂矿企业在科室干部中正开展反右派斗争。据三十六个厂矿的统计，约有一万六千多人参加运动，查出右派骨干分子三十三人，并发现右派小集团十六个。

　　但运动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复杂，做法很不一致。可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有十三个单位。过去经过一段时间的“鸣”、“放”，暴露出一批右派分子，目前是以反击为主。其中少数单位对右派分子打击较狠，开始取得胜利。如重庆钢铁公司的右派分子何宜芳、肖柏仙，丝纺厂的冯痴小集团，机床厂的王达生小集团等已开始攻破。但多数单位对右派分子还打击得不够狠。第二种，是少数单位。开始发现个别明显的右派分子就马上斗开了，但反击进展不大，现准备“迂回”一下，再斗。或者发现了许多反动言论，但右派分子暴露不够明显，打算在“鸣”、“放”中加以识别。第三种，有十五个单位。过去没有认真进行“鸣”、“放”，甚至水深鱼多的单位右派分子也暴露得不够，故目前正在大“鸣”大“放”。事实证明，在边放边排中还能发现不少右派分子，如重庆钢铁公司第二厂工程师兰志铭，是大地主，原作过交大教授，现是市人民代表。第四种，是个别单位。虽然经过“鸣”、“放”，但尚未发现右派分子，或只是对本厂反动言论作了一般批判，甚至根本不打算“鸣”、“放”的(现已纠正)。

　　目前，在反击右派斗争中存在的两个问题：

　　第一，已经发现右派分子的单位，有些对右派分子打得不狠，对小集团追得不紧，主要是群众还发动得不充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揭露得不够，左派在批驳中还不能以理服人，有部分中间分子的认识还很模糊。另方面由于某些右派分子的论点较多，有的群众理解不了，没有很好的炼兵，上阵是火力不集中，没有打中右派分子的要害。

　　个别的右派分子在反击中表现很嚣张。有张牙舞爪向群众反扑的。如六零一纺织厂右派分子沈立群，当群众向他进行说理斗争时，他说“大家对我提的意见就是对我放毒”，或者用手指塞耳朵，说“不入耳之言，我不听”，说某某你同样也是臭的，你也讲过怪话等等，并扬言不管你们把我的发言登在那种报上，或全厂人都来斗我，我也不会投降。这人至今尚未低头认罪。有的是已经在群众中搞臭了，但还要死狗。如南桐煤矿右派分子蒋舜润(其夫被镇压)，仍在群众面前喜皮笑脸，满不在乎。有的则以软化的办法来俘虏有温情主义的人。如水泥厂右派分子高慧生说说：“只因我的水平低，看问题片面，希望帮助我分析，男同志是兄弟，女同志是姐妹，希望同志们要慎重，稍微严重一点我就很老火，提意见要多加考虑”等等。有的假检讨，给自己戴大帽子，但对自己的论点却解释成“没有什么恶意”等等手法来迷惑群众。

　　第二，目前已发现工人中存在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机床厂工人王永家(资本家的儿子)、赵兴全(其父劳改)等四人包围保卫科电话室，并在厂里找一所最烂的宿舍，几个人装作愁苦饥饿的样子照相，准备寄给美国记者，并声言要闹匈牙利事件，要烧房子等。二九六厂替二四八厂代训的徒工，最近到市委请愿的头子代信良、陈连坤两人，是过去上海的流氓，并有强奸幼女的罪恶行为。这次公开骂“共产党不民主”，“走上反革命道路要市委负责”，“不安心工作发生机器人身事故要市委负责”，“我们有罢工自由”等等。通用机器厂工人杨文龙(血统工人)，主张“工会不要共产党领导”，赞成铁托的理论，在批判杨的过程中，发现他与一资本家的儿子(名叫余化年，原系该厂技术员，“鸣”、“放”初期经自己申请后到车间当工人)接近，据说那人还鼓励其他的人“放”，谁“放”了就借给三十元钱，已发现有几人借过他的钱。其他如重庆发电厂，南桐煤矿，四五六厂，一五二厂等也在工人中发现有个别反动分子，这些人煽动群众，公开说反动话，甚至动刀杀人(南桐煤矿有一人杀医生未遂)等行为。

　　来源：1957年8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