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若望——反党野心家

　　【文汇报讯】 人民群众已经群起反击反党野心家王若望对党的全面进攻!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最近连续召开的反右派座谈会上，作家、工人、教师、机关青年结成一条坚强的战线，揭发并批判王若望这个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理论家的罪行。

　　根据大家的揭发，王若望有一套完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比其他右派分子更可恶的是，王若望用“党员作家”的外衣，用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来迷惑人，在作家、工人、青年学生、机关青年等阶层中散播反党的毒种，企图使人们跟着他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 集右派理论之大成

　　王若望认为鸣放是他大举进攻的好机会，他抛出了许多篇带有纲领性反党理论的杂文，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理论家”。落后的资本家在看了他发表的“一板之隔”后说:“作家王若望已经出来为我们说话了，我们自己为什么还不鸣?”他是从党的内部向党疯狂进攻的右派分子。

　　在“不对头”、“步步设防”、“释‘落后分子’”、“一板之隔”、“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养牛、带徒弟及其他”等篇杂文中可以看出，他几乎集右派理论之大成。他恶毒地攻击工人阶级，说老工人座谈会驳斥右派言论是“不对头”，造谣说党是在“收”，他向工人阶级挑战，说和工人唱“对台戏”，“我们(好一个‘我们’!‘我们’——右派立场公开表露了!)也很欢迎”。王若望反对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政策，他要“改造”公方代表，说公方代表也有“两面性”，这种论调和右派的头面人物章乃器有什么区别?他在一篇杂文中，竟然攻击了党的农业合作化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政策，社会主义制度。王若望说:“事实证明，连牛带人走向集体化的结果:牛瘦了，艺术也瘦了，剧团和出版社也瘦了。”他的爱憎是如此分明。他还攻击宪法，说不要以宪法为检验鸣放的标准，否则就是“教条主义”。王若望反对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反对从政治上来划分进步、中间、落后三种人，企图瓦解革命队伍。他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对思想改造，肃反，人事科，保卫科，表示了极端的仇恨。他说:“肃反是宗派斗争”，人事科是“习惯于按照公式去理解人，按照一张三个框框的简单表格去私定终身”，是“老爷”……。

　　王若望自诩为工人出身的党员作家，但他就直接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个党的文艺政策的原则。他在向广大文学青年报告中宣扬“你们写稿子，首先不要想到政策，想到政策就糟了”。“文艺不一定要写工农兵，中国电影中都是工农兵，为啥没人看?法国电影‘禁止的游戏’受到很大的欢迎，是否有工农兵?”他反对作家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认为这一条过时了，不需要了。他主张题材无差别论，写工业农业重大建设和身边琐事都是一样的，只要“艺术的真实”。这实际上是要别人只写身边琐事。至于他所说的艺术的真实，也就是他一直在鼓吹的写生活中的“阴暗面”。他主张文艺月报要和别的杂志不同，注意别人所不注意的讽刺文学形式，多搞这方面的东西。王若望的爱憎是分明的，但他却还要假惺惺地反对刊物要有立场、基调和主流，说否则就会产生“宗派主义”。这难道不是要隐蔽地取消我们刊物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战斗作用，使它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吗?王若望对革命文学如此仇视，对“反动作品就不同了”。他欺骗广大文学青年说:“四川省文联，对流沙河同志(流沙河是反动诗人，‘草木篇’的作者，王若望故称他为‘同志’)的批评是过火的批评。”“二千字的东西(指‘草木篇’)却招来了二十万字的批评(这是王若望的统计)”。“‘草木篇’中‘梅’还好，可以发表。”

　　他反对这一切是为的什么?人们从“养牛、带徒弟及其他”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答案。这就是，“对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尚有生命力的各种风习制度，各种传统和遗产——等等各个方面”都要保存，不能“把它们一脚踢开，另起炉灶，”这还不明白吗?他是要“尚有生命力”的没落的旧制度复活。的确，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混在党内的作家头脑中是“尚有生命力”的。

## 反党纲领的主要内容

　　替这个右派分子总结一下，王若望在政治上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宪法、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竭力要恢复资本主义统治；在组织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领导下的各种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而企图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思想来纂夺党的领导和改造党；在文艺上反对工农兵方向、反对思想改造、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而妄想把文艺事业拉上资产阶级方向，这就是王若望反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套完整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下，王若望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甘心情愿地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一名急先锋。他不仅仅写了许多反动文章，而且还卑鄙地使用了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四种手段，在党内外散布和进行了一系列的煽动性言论和行动，直接向作协党的组织和中共上海市委开火。

　　王若望首先是以捏造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段向党进攻。他除了化名俞田在“文艺报”对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进行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以外，还捏造了所谓“宗派集团”作为他反党的本钱。他把伟大的肃反运动诬蔑成“宗派斗争”，甚至造谣说作协的肃反是“为了搞夏衍”“要整夏衍的那帮人”，这样就把在党领导下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歪曲成为一批人整另一批人。他这种恶毒的诬蔑的昀终目的是反对市委，他阴险地捏造说:“我当时是看清楚这个局势的，但不敢讲”，因为这个“宗派集团”是“市委也支持了”的。

　　其次，王若望又玩弄挑拨离间的手段。他人前一套，人后又是一套，经常用阴险的手法分裂党内和作家内部的团结；他打击一些人，拉拢一些人，煽动一些人，而这一切阴谋活动的锋芒则是对准了党的领导。王若望首先抓住了他曾经担任过一个时期副主骗的文艺月报编辑部，企图挑起文艺月报编辑部同志对党不满。当文艺月报在王若望错误领导下由于没有及时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而受到党组织批评时，王若望竟说这也是“宗派集团”在“整人”，说文艺月报成了“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恶毒地把过去一切原则性的批评都和“宗派主义”联系起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北京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上海方面有一些人就把文艺月报当做箭靶子来攻”，把文艺界诬蔑成一个从北京到上海、从中央到地方的巨大的“宗派主义”的“统治”；他还假惺惺地装做为文艺月报打抱不平的“勇士”说:“按理说我已不在月报工作了，满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要为他们说话。”他想借此拉拢一些人，想把文艺月报推往不要党的领导的绝路，以乘机把这个刊物篡夺过来。他暗底下还煽动一些人来反对作协和市委的领导，他凭空捏造说，关于作协党组的名单是由这个“宗派集团”向市委提出的。

　　王若望还善于把个别同志的缺点夸大成为整个党组织的缺点，把局部的、个别的缺点夸大成为根本性的错误，以煽动党外作家对党的不满并分裂作家内部的团结。例如他抓住了个别党员对老作家不够尊重的缺点(而这种缺点在党内是进行过有原则的批评的)，到处加油加醋地百般渲染，故意捏造说:“解放区作家打击非解放区作家”，“工农兵作家排挤非工农兵作家”，说什么“一旦权在手”就“整人成性”了，简直把作协党的组织描绘成为一个“暗无天日”的“宗派集团”，他咬牙切齿地说过:“我就是要放火!”

　　王若望也恶毒地把党内的事情加以歪曲再传到党外去，来挑起有些党外作家对党的不满，以换取他反党的资本，如肃反排队等机密的问题，王若望也都向党外泄露，而且还加上了渲染和煽动。他的破坏团结、挑拨离间的手段是无孔不入的，例如当党外老作家魏金枝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有些事实和观点有错误的文章后，王若望就火上加油地立即寄出一封挑拨离间的信，妄想煽动魏金枝起来反党(魏金枝在座谈会上揭发了这一阴谋)。王若望在大鸣大放中表现得如此“积极”，但在平时，除了搞反党活动外，他就消极怠工，要别人替他看稿子，自己却去为饭钱、小菜钱奋斗(他说写大作品是为了饭钱，杂文是为了小菜钱。)

　　王若望这种恶行有他的历史根源。根据许多揭发的材料，在1933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王若望1934年曾被捕，被捕后为国民党写过“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材料。1942年他在山东分局曾经用托匪王实味的攻击方法攻击党组织，受到党的严正批判。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