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贤镛十年来坚持反党立场，从极端个人主义变成右派分子

　　<李树村>

　　《解放军报》记者李树村报道  福建省晋江军分区宣传科长刘贤镛（少校），是一个由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政治上蜕化变质，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右派分子。

　　刘贤镛１９３９年入伍，同年入党。１９４７年，他在胶东南海独立团任营的副教导员时，因在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丢失阵地，受到撤职处分。刘贤镛并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反而从此产生了对党不满的情绪。１９５３年，他打报告要求组织上撤消处分；１９５５年，又向南京部队领导机关提出控告，企图翻案，但都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他的反党情绪越加发展了。

　　在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中，刘贤镛身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却逃避严肃的政治斗争任务，躲在宿舍里看旧小说，并写信给军分区副政委刘国兴同志，说他是个身心残废的人，身上有像黄忠似的箭伤。他血口喷人地说，射他的箭是“来自自方，而且是居高临下射中的，因而入骨中毒特深”。刘国兴副政委找他谈话，指出这封信的错误；他竟辱骂刘副政委是“深居简出的皇帝”。他还借工作上的意见不合，对参谋长进行了人身攻击；党委让他和参谋长交换意见，他不但不检讨自己，却提出所谓十二条意见，讽刺挖苦领导同志和军分区党委。当天下午并给党委会送去一本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他在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中共晋江军分区党委会的委员们，多蒙诲教。普通党员刘贤镛献。在书中，他又写了这样的批语：“欺骗党和上级，窃取别人的功劳和荣誉的阿尔琪卡之流的混蛋，我恨入骨髓，恨不得将他们全丢到东海里去喂鱼虾，使这些野宝贝绝踪断迹，方解心中之恨！”军分区李政委找他谈话，他竟说：“我学了党八股，我失去了生活条件，这里太黑暗……。”当群众批判他的反党言论时，他又要挟党委停止开会，并拍桌大骂党委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今年１月，他更从军分区领导骂到南京部队领导机关。在一次会议上，他咬牙切齿地说：“可惜现在没有包公，如果有包公，要抬出几口铜铡来铡他几个！”平时他也经常在科里煽动助理员反对领导。他自己承认，看到“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标语，就“觉得伤脑筋”。他还说，他想上山当和尚去。

　　整风开始后，这个厌弃人生、厌弃新社会的蜕化分子刘贤镛，忽然到处喷射反党的毒液。他诬蔑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是官僚主义机构；说在党委会的公章下，冤枉了不少好人；说坚持真理的人就要倒霉；说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一样，是非不明，甚至比旧社会还要坏。说“现在是坏人当道，好人受屈的时代”。

　　在鸣放中，刘贤镛利用大字报煽动群众反党反领导。当王华善写出批评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刘贤镛幸灾乐祸地说：“老王啊，你写得还不尖锐呀！”并且把自己写的大字报稿念给王听。他在鸣放中写了几首反动的打油诗，在一首题为“战马”的诗中写道：“主与马同征战，主得功名马得鞭。”在另一首题为“观古”的诗中，他把党和领导比成皇帝，把被领导比作奴隶；把一些领导同志比作昏君佞臣，把自己比作受害的忠臣。他还鬼鬼祟祟地跑到警卫班去点火，鼓励警卫班长张长礼说：“你们为什么不放，你跟首长在一起，对首长比较了解，不要顾虑，不管正确不正确，放出来再讲！”

　　经群众揭发，刘贤镛狰狞丑恶的面孔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他还在作困兽之斗。大家警告刘贤镛要及早投降伏罪，如继续顽抗，将自食其恶果。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