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头子章乃器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千家驹、吴大琨、冯和法、王达夫、何萼梅>

　　人民日报8月29日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中指出：“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从历史上看，有几种人。一种是民主革命阶段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一种人是本来属于反动统治集团，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前后才投到人民方面来，却没有接受改造的人物”。“这几种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章乃器究竟属于那一种人呢？照表面上看，似乎属于第一种，至少在有些人看来，章乃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对民主运动有过一些“贡献的”，他不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吗？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吗？章乃器自己也说：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他“在解放前参加政治生活廿多年中，尽管有那么多的威胁利诱，决心不反共。”（见章乃器本年8月17日在粮食部大会上的检讨）。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历史是最无情的，我们从章乃器在解放前所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中证明了章乃器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证明了章乃器这个右派头子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关，根本就没有过来，或者说他是用两面派手法蒙混过关来的。因此，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得不现出了原形，把他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野心，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的前面了！

　　现在我们就用章乃器自己亲笔写下的“供状”来驳斥章乃器“决心不反共”的无耻谎言，来看看章乃器是怎样—幅丑恶的面貌。

## （一） 章乃器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就号召一切反共势力团结起来，进行“彻底的有效的反共”！

　　1927年蒋介石反动派叛变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异常艰苦的残酷的斗争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投到它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本方面去了。而章乃器正是这样一个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1927年12月15日创刊了一个彻底反苏反共的“新评论”半月刊，开始以一个政治投机家的面目出现。在“新评论”第二期上章乃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反共势力的自杀”，在这篇文章里，他十分强烈地表明了他的“反共”态度。他表示“伤心于这次广州的变故”，（注一）他怨恨地说：“共产党的势力，实在是自命为‘反共’的人一手造成的”。他责怪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共’为门面话”，进行内部纷争，形成“反共势力的自杀”，并且“还替共产党造势力！”他责怪国民党以外的反共势力北洋军阀们看得“地盘还要比反共要紧”，“所以不到大祸临头的时候，总不会抛弃地盘思想”。他责怪帝国主义列强“在国民党宣布反共以后，它们仍旧是帮助军阀来对抗国民党”，他还责怪中国的资本家，“在总工会飞扬跋扈的时候”，“连应该做、可以做的事都不敢做；应该讲、可以讲的话都不敢讲”，“那种懦怯无能的样子”，“比较欧美资本家真真差远了”，他对“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翘然独存，不闻以一矢相遗”（注二）感到痛心疾首。他大声呼吁一切“反共势力”，“不要涣散”，不要“自杀”，不要“为共产党造势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激起了章乃器那么疯狂的反共叫嚣。他号召一切的反共势力——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以外的反共势力，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国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列强都团结起来“去设法对付那控制广州的共产党。”他甚至诬蔑中山先生的联共联俄是“饥不择食”，诬蔑工人是“被共产党诱惑去送死”；他痛恨各种反共势力的不团结而登出了绝望的衷鸣：“觉悟，觉悟，死临头恐怕也不会觉悟的吧！”章乃器在呼吁各种反共势力团结之后，向国民党反动派献计说：“我觉得这反共势力，倘使真要达到反共的目的。首先，要做反共势力中心的国民党，能够赶早用纪律来解决内部的纷争，努力去完成国民革命。反共工作，第一要积极的致力于阐明党义，增高宣传效率。我觉得四月间南京政府宣布清党的时候，吴稚辉和李石曾的几篇文章，要比那几位有枪的人，所杀共产党的几千百条性命有更大效力。”他要资本家和国民党政府“延揽人才”，因为“人才是不可以埋没的，在政府和资本家手里落第的人才，难免就要到共产党那里去应试。在政府和资本家失去了一分人才，便减少了一分实力，同时却使共产党增加了一分实力，这一进一出是多么大的损失！”章乃器真是“千方百计地”为国民党和资本家的反共大计打算盘。最后他说：“倘使能照我上面所说的，我敢说共产党的势力，确是可以不反而自灭的。就是共产党党员，也尽可以心平气服，不必再做什么捣乱的勾当了。”

　　一方面，章乃器对共产党是表示那么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新评论”第四期所写的一篇“党国的新命派”中说：“倘使稍微地意志薄弱一些的人，总不免对国民党灰心”，“但是我呢？我决不灰心。”“我仍旧把“党”“国”两个字用在一起。”章乃器说他“爱护党真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不过他爱护的“党”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党”，而不是“共产党”。他在“党国的新命派”一文中怎么说的呢？他在该文第六节（全文共分九节，在“新评论”第四——八期连载，第六节刊在第七期上）上说：“我们虽然没有天天喊着‘反共’！‘打倒共产党！’……但是谁都见得到只有我们是彻底反共的——我们所主张的才是真正有效的反共方法。我们所主张的反共方法虽然说的很多，但是归纳起来不过是：要有革命的反共，不要有不革命反革命的反共。”

　　原来章乃器所主张的是“革命的反共”，而不是“不革命反革命的反共。”不过章乃器认为只有他才是“革命的反共”，却未免不够谦虚，因为蒋介石、汪精卫何尝不是打着“革命”的招牌反共呢？汪精卫做了汉奸之后，他也还是念念不忘“国民革命”呢！一直到今天，蒋介石不是还在台湾大唱“反攻大陆，完成革命”吗！所以“革命的反共”这块招牌似乎还不能算是章乃器的“独得之秘”，不过他们相同的是要革人民的命，革共产党的命。章乃器在当时狂妄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只有革命的反共，才是有效的反共。只有革命的反共理论，才是有效的反共理论，谁都晓得，最危险的要算是青年心中的共产毒……。所以要从青年的心理中逐去深入的共产毒，只有灌输比共产学说更完善、更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可憐！可憐的青年人！怀了一腔的革命热忱而找不着革命的团体！‘急不择食’就先到共产党里去混了。”

　　章乃器向来是以善于“制造”所谓“革命”理论自居的，在那个时候他以为吴稚辉、李石曾之流的理论是“适合我心”的，他也认识到，资产阶级是反共的主力，只可惜他们“懦怯无能”！这就是章乃器所谓“解放前参加政治生活二十多年中，决心不反共”的真相！原来章乃器是一个“革命的”反共专家，是提倡“真正有效的反共方法”的先驱者！”

　　现在他又“制造”了一大串所谓“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等等荒谬的“理论”，仍然想欺骗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他所指引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死路，可见他的思想体系三十年来如一日，原封未动。我们能够说章乃器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真的过了关的吗？

## （二） 在抗日战争以后，章乃器背叛救国会发表了臭名远扬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继续进行反共的阴谋！

　　章乃器也许会说：那是在1927—8年，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中国的革命的时期，他自然也不例外。从抗战前后，他不是不再“反共”，参加了民主革命的行列了吗？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看：

　　1937年9月1日，章乃器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这是他自“七君子”案件出狱后，背叛救国会，向中国共产党放出的第一支毒箭。毛主席曾批评他是“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注三）当时中共在上海的同志，曾对他做了不少工作，想挽救他。今年8月17日，他在粮食部大会上说他的这篇文章不是批评共产党，他也没有看到过毛主席的文章，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在1937年9月1日发表的他的这篇“少号召、多建议”的矛头，是完全针对着当时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月25日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发的。

　　第一、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宣布决定抗战，但所采取的政策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的片面抗战”，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的主张，发出了“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只要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有些正义感的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正确的主张和必要的号召是一定拥护，至少也不会反对的。但是，主张“革命反共”的章乃器却起来说话了。他说：“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些充实起来”，章乃器的毒箭不是对着中国共产党还有谁呢？

　　第二、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合作中，毛主席强调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对国民党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迁就，而要把国民党争取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来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章乃器就对此进行恶毒的诬蔑，他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线一毫的国力”。他这些话的用意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作无条件的投降，否则就是“标新立异”，没有“心肝”。

　　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予人民以爱国自由，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主张。当时“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治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注四）毛主席指示说：“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注五）但是章乃器是怎样的主张呢？章乃器首先反对动员民众，而帮助国民党政府继续“统制”民众。他说：“对于民众组织方面，我们现在就用不着而且不应该再提出原则的‘开放民众组织’的政治号召，而只须在这个原则之下，从实际方面多建议一些如何加强民众组织和如何彻底克服偏见的计划”。他的计划又是些什么呢？那便是加强“里弄组织和职业组织”，它的实质就是加强国民党用以压制人民的保甲制度。其次，章乃器反对给予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而主张加强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他说：“国策的详细内容，和大政的具体步骤，人民是不应该要求知道的。好比坐船—样……我们却只好信任舵师”，他是要人民“信任”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这样的舵师，他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特别在这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我们为民族的利益打算，不能不多信讬一些政府，使他能够运用较大的权力，同时保守较多的秘密。所以，我们要求民主，但是决不能马上梦想一个典型的民主，时代和环境是必须顾到的”。章乃器出狱一个月，就开始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制造舆论了。

　　第四、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然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改革，以适应抗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月25日发表了一个“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抗日的民族团结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是争取抗战胜利而必须坚持的原则，其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更是针对着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财政经济政策而发的、但是章乃器却说：“在金融方面，目下已经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了，我们便不必再以‘实施战时金融政策’的口号来号召，而且也不必再来一套耸人听闻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倘使我们认为财政金融当局过去的措置还算得当，那么，现在除了多信任他们一些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章乃器这时候就公开为官僚资产阶级作辩护说：“过去的措施还算得当”了！

　　第五、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企图利用抗战来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军队遇到日本侵略军，往往是不战而退，在1937年9月前，日本就一举占领平津，向整个华北和其他各地进攻，在上海、察哈尔等地都燃起了侵略的野火。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这种丧城失地，不战而退的政策，普遍地表示不满和谴责。于是，章乃器又出来给国民党反动派的作战策略辩护了，他说：“在军事方面……一时一地的攻守进退，那是军略上的问题，是军事当局的职权，是国家的最高秘密，人民是没有理由过问的。”章乃器就是这样露骨地为国民党的不战而退的失败主义作辩护的。

　　章乃器的这篇“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采取了答辩的方式，是完全攻击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我们把章乃器的这篇文章和毛主席在1937年8月所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对照地读一下，就知道章乃器的用心是多么狠毒，他的文章与毛主席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是为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而发的！

## （三） 他无耻地颂扬国民党的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作掩护

　　1940年3月10日，章乃器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的“星期论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歌颂备至，给国民党企图通过伪宪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大力帮忙。

　　1940年初，自从汪精卫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汉奸政权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就和汪精卫争夺“卖国的权利”，以所谓“军事限共”，“政治防共”等恶毒方法，企图消灭共产党，以便向帝国主义投降。当时国民党强调所谓“统一”，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来掩护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在一月间，毛主席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献“新民主主义论”，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投降的战斗意志。同时，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抗战、团结、进步”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驳斥国民党的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阴谋，指出国民党的所谓统一，是一种假统一，不是真统一，目的“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更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注六）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当时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用以反共的假统一论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当时一般进步朋友所知道的。

　　但是，“革命的反共”专家章乃器，又以巧妙的辞令，来为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进行辩护了。他提出“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这个漂亮的题目，以所谓“宪政”和“道德”作掩饰，要求全国人民服从国民党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

　　第一、他无耻地为国民党的假统一，真独裁说尽了好话。他说：“在目下，没有统一，就没有抗战，即国且不国，还谈什么民主？”他又说：“抗战以后，我们已经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统一起来了；这是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功业，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它，而要极端珍爱它”。这是他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章乃器居然在今年8月17日粮食部大会上说：“对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我向来是反对的”。实际上，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拥护，不但拥护，而且还嫌不足。他说：“自然，这个统一还不够，我们要有进一步的统一。”

　　第二、他用了巧妙的言词，来为国民党制订伪宪法制造理论根据。他说：“宪政的要求本来是由觉悟分子提出来的，广大群众虽然在意识上需要宪政，然而是不会直接提出来的，所以倘使颁布了一个宪法而使觉悟分子起了反感，那倒不如没有宪法”。这话好像是很晦涩难解，实际上是说，宪政是由国民党提出来的，就是说要依照国民党的意志办事。他说：“现在，政府又要征求全国的意见了，我们大家应该热烈贡献意见。在上者，‘防民之口’，固然成为扰乱的原因，人民应该说话而不说，而以‘腹讲’为事，也是扰乱的原因。”这就是说：人民对于国民党的伪宪政只要“热烈贡献意见”而不要加以批评，甚至“腹腓”也不应该，章乃器真是比蒋介石还要专制。他又说：“除此以外，还有多数少数的问题……要会议这到团结意志的目的，少数派固然要服从，有意见，不叫嚣、不跋扈，而多数派要能以教育的态度发言，使少数派内心诚服，然后少数派才能自然服从多数。”章乃器这里所说的“少数派”是指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多数派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当时无论是伪国民参议会或准备召开的伪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党都是多数派。章乃器不但要少数派服从多数派，而且还主张多数派以“教育的态度发言”，对少数派“教育”一番。最后，他和当时国民党党棍一样，把一切“光荣”归于蒋介石，他说：“蒋委员长对于宪政，曾有‘重礼守法’四字的名训，所以要在守法之外，还要重礼，就是这个意思”。这真是无耻之尤！

　　第三、他以蒋介石所倡导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信徒的姿态，借口所谓“忠诚”和“信义”，要全国人民服从国民党的独裁，特别是要共产党听任国民党的摆布。他说：“在党派关系上，忠诚要表现为政策的表里一致”。这是指谁的政策呢？好像是批评国民党的政策，但我们一看上下文就知道他是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他说：“一切口是心非，外表团结，内里磨擦，外表拥护，内里夺取的政策，都应当一扫而空”，这几句话就说得很明白了。他认为，归根到底，“一个领袖”就是“团结之道  建国之道”的根本。他说：“要邻里和睦，贤明的家长总要嘱咐众人不许互相冲突，而要把一切纠纷报告到家长面前来解决。这是对团结的忠诚，也就是对邻里的信义。不如此，纠纷一定要层出不穷，而终不免于决裂。邻里间的事情如此，党派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章乃器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中特别为“一个领袖”歌颂，他很知道，只要“一个领袖”赏识了他的“才华”，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章乃器的堕落和无耻，竟至于此！

## （四） 竭力为国民党反动旅的恶性通货膨胀辩护，建议国民党反动派采用希特勒的办法，建立经济上的法西斯统治，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政治上，章乃器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人民，拥护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在经济上，章乃器的主张是怎样呢？这也可以从章乃器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经济论文中得到答案：

　　第一、章乃器公开提倡希特勒式的绝对统制，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提供理论基础。

　　1941年12月他在重庆星五聚餐会的演讲中说：“战时金融政策，现在很多人主张采取德国式的绝对统制，以前我们和肖梅先生、若湖先生根据上海情形，主张采取英美式的自由经济，现在我却主张双管齐下，以德国式的统制为主，英美式的自由为辅了”。这说明章乃器在抗战以前，在上海这一时期，他同政学系头子张公权、张肖梅等在一起，是崇奉英美式的自由经济的，这时便主张以“德国式统制为主，英美式的自由为辅”了。他在“战时经济政策的展望”一文中更进一步说：“大公报社评的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经济独裁’，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但是在用语上，我觉得首脑二字比独裁好些。”说明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什么双管齐下，而是主张“经济独裁”了。从“经济独裁”的理论体系出发，章乃器提出了所谓“立体发展论”，以便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1942年3月，章乃器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发表一篇所谓“工业的立体发展”，那是希特勒统治德国人民的一套办法在中国的翻版。他说：“现代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的工业发展也应该是立体的发展。”所谓“立体的发展”是什么呢？“德国纳粹专政后的四年计划，就是立体发展的典范。”“为着战时经济自足自给系统条件的完成，他们是用高度的组织力量把国营工业和民营工业打成一片，成为一个立体的完整的生产系统”，“这种工业立体发展所造成的强大的战斗力，是不能不使我们赞佩的。”他竟对全世界人民公敌希特勒赞佩得五体投地，这里章乃器的面目暴露无遗了。

　　章乃器还大声疾呼，号召大家，急起直追，往工业立体发展的方向努力。他主张：“经济部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团”，“邀请英、美、苏有经验的技术专家，担任工业立体化的研究指导工作。”“国营工厂（按：指四大家族的）和民营工厂（按：指民族资本）不能再处于平面竞争的地位，而应该绝对的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地位”，强制合并小型民营工厂，全面管制物资，统一运用。这些方案，正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所要求实施，但以格于形势，不无顾忌，章乃器这时就以‘经济学家’的姿态，在大公报大肆为蒋政府作理论宣传，制造舆论，真是居心险毒，无耻已极！

　　第二、章乃器公开的为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辩护。我们知道，抗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四大家族剥削劳动人民，搞垮民族工商业，为官僚资产阶级集中财富，榨取人民膏血最残酷最露骨的办法。当时一般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无不坚决反对通货膨胀而主张实行有钱出钱，没收汉奸财产，坚持抗战的财政政策来克服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危机；而章乃器在这个时候，为了向蒋介石献媚，竟丧心病狂地与孔祥熙、宋子文一鼻孔出气，根本否认有所谓通货膨胀。他在‘论恶性膨胀’（1939年9月大公报）‘物价问题的症结’（1940年9月大公报星期论文）‘涨价休战’（1942年8月大公报）一些文章中说：“货币的基础反而可说是极端的巩固”，“当前的货币问题与其说是膨胀问题，还无宁说是紧缩问题”，“战时商品，那能大量超过需要，”“通货无论怎样膨胀，都没法使物价高涨”，“物价上涨与通货无关”，等等谬论。凡曾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滥发纸币，物价飞涨，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当时蒋介石暗中下令不许报章杂志写“膨胀”二字，孔祥熙发表荒谬谈话，他说：“法币非但没有胀膨，而反感到不足，若以物价和汇价来说，法币基础，非常巩固”。章乃器为了向蒋介石、孔祥熙献媚，维护反动派政权，竟不惜昧了良心，一唱一和。既然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无关’，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物价上涨呢？据章乃器说是由于游资作祟，那么他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当时的游资问题呢？章乃器提议在大后方建立一个股票市场，使大后方的资本家也有机会可以买美国股票。他说：“我们只须问：为什么上海商人可以投资美国产业，然而不能投资后方产业，这就是因为纽约有股票市场，上海有它的经纪人，上海商人一举手之劳可以买入纽约股票，而大后方却不曾有这种设备。”章乃器很露骨地说出他主张建立证券市场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大后方的工业资金问题，目的是要为大后方的游资找出路买外国股票。而有大量游资在手的究竟是谁呢？显然不可能是民族工商业家，而是像章乃器那样的投机商人和官僚资本家，这里，章乃器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为谁的利益说话，昭然若揭了。

　　然而章乃器的恶毒尚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为国民党反动派献计，要举办国民财产总登记（见“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一文，载1941年11月23日大公报），登记些什么呢？1．土地；2．商品；3．外国货币；4．证券；5．债权债务。登记的目的就是要使“大数游资冻结，其购买力移转于政府”。必须认清，这个政府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四大家族的政府，章乃器献计要把全国人民的财产全部登记起来，把人民的购买力全部移交给国民党反动派。这是多么毒辣凶狠的计划。大家总记得，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发行金圆券时，就曾部分地实行了章乃器的计划，即登记全国人民的黄金外汇，结果那次的登记使四大家族发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横财。如果按照章乃器的原计划实行的话，不仅外汇黄金，连一切商品，证券，都要拱手奉送给国民党反动派去独占，人民财产的损失真是不堪设想的浩劫。章乃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打算，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章乃器是热心鼓吹法西斯财政经济政策的，这也就是他的立体经济之一例。章乃器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自居，事实上，他所代表的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抗战时期一小撮最无耻的官僚资本家的利益，还有比这更雄辩的证明吗？

## （五） 不仅如此，章乃器为了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主张向美帝国主义大借款。

　　章乃器一面宣传他的为官僚资产阶级辩护的反动理论，—面则热中于走美国路线，鼓励国民党向美帝大借款。他就在“由物资问题说到战时工业”一文中说：“外交方面须向美国进行大借款，以加强货币准备，并获得预算平衡，借使人民对于法币增加其信仰。外汇管理及金银国有办法，似可撤消。”

　　可是要向美国借款又拿什么东西去借呢？照章乃器的主张：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最好狠一下子，把所有的中国海港、铁路，以及水利事业都组织起来去借美国的款项来“建设”。他说：“……借款最好是能用综合的方式。我们可组织一个海港建设公司向国外借款，作为建设所有的海港之用，再组织一个铁道建设公司，向国外借款，作为建设所有铁道之用，而不要每—个海港每一条铁路借一笔款。那样才能保证建设的先后适合国防和国民经济的要求。水利建设也可以这样做。”（注七）

　　章乃器的这种主张一下子就把中国的海港，铁路甚至水利事业都整批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办法，当然比过去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卖国政府一个个地把海港、铁路零星出卖给外国的方法要彻底多了。

　　但是最无耻的就是章乃器竟然还把这样的卖国主张说成是可以“保证建设的先后适合国防和国民经济的要求。”

　　其次，章乃器又主张让外国资本（实际上当然就是美国资本）在中国的土地上直接投资。本来，外人在我国设厂乃是过去不平等条约的一个条款。抗战后期，中国和英国、美国所订条约，把这个不平等条款取消了。章乃器就觉得这样一来，要妨碍外国资本来华投资了。他竟丧心病狂地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欢迎外人来华设厂。他说：

　　“这一次战争的教训，应该使我们觉悟，自己不能制造的物品和不能开发的资源，还是有计划的欢迎外人来办理。自然最好的方法是借外债，聘请外国技师，以至购买外国的专利，而不必让外人设厂。但如不可能，让外人设厂终比没有好。”（注八）

　　那么，如果有人问，这样一来，岂不要把我们中国的民族工业都搞垮了吗？但是，按照章乃器的“理论”，这是不要紧的，他说：“我们要防止不合理的国际竞争，然而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我们要竞争，还要学习，然后能有飞跃的进步。倘使国内已有的竞争不足以策进步，我们就应该欢迎外厂来竞争。这是一种竞争，同时又是—种学习。‘无内尤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我们不能盲目让外厂自由发展，也不能盲目的反对外厂。”（注九）

　　原来章乃器的心目中，帝国主义在华设厂，竞可以通过竞争，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因此得到发展。按照章乃器的逻辑，如果没有了这些“外厂”的“竞争”，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反而要衰亡的。这真是典型的汉奸理论！

　　不仅如此，章乃器的向美国大借款的计划是完全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心意的。他在1942年1月6日写了一篇“由物资问题说到战时工业”的文章，这正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1942年3月21日签订所谓“财政援助借款协定”的前夕。宋子文向美国借得五万万美元的大借款，作为平衡预算，稳定币制之用，实际上是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向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革命根据地进攻的财政资本。章乃器预先得到了风声，他就先意承旨，向他的主子宋子文及其后台老板美同帝同主义献媚，为宋子文大借款制造舆论，铺平道路。我们知道，当时重庆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党报）在英美借款成立以后，在社论中一再指出，不能作为发行法币的准备，（因握有大量法币者，不是小户平民，而是屯积居奇的官僚资本）主张提出一部分借款作为提高产业基金。而章乃器呢，他的主张与新华日报社论针锋相对，而与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完全合拍。章乃器究竟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呢？还是为官僚资产阶级捧场呢？于此也可得到证明。

　　解放战争时期，章乃器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呢？正当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接近土崩瓦散的时候，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企图恢复“政府信用”，章乃器在1947年大献殷勤，充当谋臣策士。他在“如何恢复政府信用”一文中说：“在这种制度之下，政府可能有威，但不易有信。因此，目下要恢复政府信用，必先从建立民主制度入手”。（注十）章乃器所主张建立的“民主制度”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就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假民主，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搞的伪国民代表大会。章乃器不仅主张实行这种民主制度，而且还策使他的情妇孙采苹当上了伪国大代表，作为他卖身投靠的桥梁。章乃器这样热心支持伪国大就是要恢复国民党反动派的“信用”，来巩固它的反动统治。

　　不仅如此，章乃器在接近解放的前夕，还在主张继续向美国大借款，以巩固信用扫地的伪法币制度。他在“对改革币制的看法”一文中说：“不能再采用没有准备不能兑现的管理通货。今后可能采取的币制，似乎只有金汇兑本位”。（注十一）又说：“我们便得在借到十亿美元的大借款，以填补过渡期间的赤字预算”，“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出来，改革币制是需要多么大的一笔借款。”原来章乃器所主张实行“金汇兑本位”，是要向美国“借到十亿美元”作为法币准备，把中国货币权拱手献给美帝国主义。同时他还主张“生产品的输入却必须扩大”，以便让美国的剩余物资大量倾销，来破坏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章乃器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企图把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章乃器很知道，要维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达到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就必然要投靠美帝国主义，他虽然耍着两面派的手法，对国民党小骂大棒场，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一致的。这也说明他是一个中国资产阶级中对民主革命始终动摇、反抗的反面人物。从他解放以前二十多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言论来看，他始终是一个依附官僚资产阶级的丑角。

　　（*    *    *）

　　章乃器是惯于在自己脸上贴金的，他说自己是什甚“在资本主义泥坑里追求社会主义”的人，是什么“出污泥而不染的光明磊落”的人，是什么“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眼球—样”的人，是什么“死了把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的人。但是，历史是最无情的。事实胜于一切雄辩，章乃器在人代大会发言中还以“曾参杀人”的故事来诬蔑揭发他的丑恶罪行的人们，他还企图把铁证如山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全部赖掉。自然，这是一种徒劳。无论如何，章乃器在解放以前他自己亲笔所写的一系列的论文，黑字印在白纸上，他是绝对赖不掉的。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章乃器的亲笔自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自称“出污泥而不染”的章乃器，原来是一个三十年来彻底反共的家伙，是一个披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外衣而混进了新中国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忠臣孝子”。他既没有过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没有过土改这一关（关于他破坏土改的罪行，另有详细揭发）。也还没有过“五反”这一关（关于解放后的五毒罪行另有详细揭发），因此自然更不可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过去三个关他都是用两面手法混过来了，但在社会主义这一关头，他却无法再行蒙混过关了，我们的结论是：章乃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手！

　　（注一）指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所领导的广州起义。

　　（注二）这是广东省军阀李福林通电中的话，章乃器深为同情，并作声援。

　　（注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2月第一版，第353页。

　　（注四）同上第349页

　　（注五）“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同上第303页

　　（注六）毛主席：“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同上。第690—691页

　　（注七）我国战后经济建设的两大问题1943年5月，刊载大公报星期论文。

　　（注八）同上

　　（注九）同上

　　（注十）工商天地1947年4月。

　　（注十一）工商天地1947年5月。

　　 来源：《章乃器反共三十年》，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整风工作委员会编，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