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乐社社员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辨明了大是大非

　　肥东县安乐社的大放大鸣从8月8日基本结束以后，即转入了全社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到8月28日已告一段落。经过辩论以后，社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气象。

　　在大放大鸣中，部分富裕中农，以及少数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党的攻击集中在下列几个问题上：(一)他们说：现在的口粮比解放前少了，现在的口粮不够吃，统购统销不好；(二)他们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苦了；(三)他们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道路不如资本主义道路好。对于这些反动谬论，积极分子和绝大多数的贫农、下中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良心”，纠纷要求明辨是非，要求给那些反动言论和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以驳斥和反击。

　　党支部和工作组根据以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有计划地、逐个地展开了全社的大辩论，辩论的情况如下：

　　现在的口粮比解放前是多了还是少了？现在的标准够不够吃？统购统销好不好？这是一个意见最多的问题

　　在全社放出的一千九百三十一条意见中，就有七百多条是属于粮食问题的。他们认为“什么问题都好讲，就是粮食问题讲不通”。党支部和工作组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先后召开了党、团员会(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和贫农社员座谈。在这些会议上，一方面，通过摆事实、算细账，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启发他们进行自我教育；一方面解除他们的顾虑。通过教育以后，群众觉悟过来了，干部腰杆也硬了。就这样：层层沟通思想，步步扩大骨干力量，因而给全社的大辩论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经过大辩论后，大家得出了下面几个结论性的意见：

## 1．口粮比解放前是多了而不是少了

　　贫农陈邦桂说：“解放以前，我租了地主十六亩半田，一年什么都算上也只能收到三千八百斤，交租、人情往来和那些千捐万税只少也得二千二、三百斤，再加上一年要留二百五十斤种子，七折八扣的，一个人一年只能吃上二百三十六斤。到了春天，就得吃榆树叶、槐树花。土改以后，生活有了改善，每人每年能吃到三百八十七斤。现在又好了一步，每人每年能吃到五百二十斤了。你们说这是多了，还是少了？”贫农张开发说：“我家六口人，解放前种了地主十二亩田，丰收年的粮食也吃不到过年。野菜、树叶是家常饭。解放以来，生活步步上升，可是有些人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我父亲就是这样。他现在天天吃干饭，连稀粥也不愿意吃了。可是他也说现在的粮食少了。有人说，现在的生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我说：现在是小二姐上楼梯，步步登高。”孙本传、孙本和和孙本海是弟兄三个。在辩论会上，老大孙本传算过自己的细账以后，说现在的口粮比解放前多了。老二不同意说“这是吹大牛”。可是，他刚说了一句，老三孙本海就质问他了：“解放前，我们弟兄三个都帮大工，出的牛力气，吃的猪食。那一年不挨饿！到了过年的时候，地主、富农家有猪、有肉，七酒八席，可是我们农连年饭米都没有！解放后，咱那一年挨过饿！那一年缺过年饭米！这才几年，眼泪还没干，你就忘啦！”新上中农高爱权在辩论以前，曾说：“口粮不增加，枪毙我都要退社。”在大家的启发下，他也算了细账。解放前，他全家每人每年平均只能吃到三百三十斤。解放后，每人每年增加到四百六十斤。现在每人每年则吃到五百二十斤。

　　各个小社也算了一个小社的账。如卫高小社，解放前，平均每人每年只吃到三百斤，解放后合作化以前，平均每人每年能吃四百四十斤，而在合作化以后，每人每年都吃到五百二十斤。

　　全社也算了一笔大账。解放前，贫农和下中农，每人每年平均只能吃到二百八十斤到三百斤。下中农一般平均只能吃到三百五十斤到四百斤。超过现在口粮标准的只有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在全社的五百六十七户中，解放后比解放前增加口粮的有五百十七户，占全社总户数的91％，比解放前减少的五十户，只占全社总户数的9％。

　　经过这样辩论以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现在的口粮比解放前的确是多了，而且也是够吃的。但是，大人、小孩一律五百斤的口粮标准则是不合理的。如果仍旧按照这个标准，也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大人少、小孩多的户口粮吃不完；另一种是，大人、小孩的人数差不多，口粮就够吃的；第三种是，大人多，小孩少，特别是单身汉则不够吃。因而群众普遍要求实行“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

## 2．现在的口粮标准不能再增加

　　对于这个问题，社里首先算了全国的大账，1956年，全国六万万人口，全年收入粮食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每人平均只摊到六百一十斤。但是，为了发展生产，社里还要留种子，留饲料；国家为了发展其它的生产，比如纺织厂要浆纱，烧酒也要用一部分粮食；为了预防灾荒也要留一部分粮食。这样，全国每个人的口粮也只能摊到五百斤。

　　根据这个情况，各个小社也算了账。如孙一社，1956年，在家的人口是一百四十七人，在外的人口是六十八人。在外的人口，每人每月以二十八斤计算，全年就需要三万二千六百多斤。但是，该社去年缴纳的公粮和卖的余粮只有一万四千斤，全给他们吃，还差一万八千六百多斤。群众说：“要是都象我们这样，工人、军队、干部都要饿肚子了”、“要是都象我们这样，不仅不能增加，不要减少了”。

## 3．工人、干部的口粮标准也不能减少

　　那么，工人、干部的口粮标准是否高了呢？能不能“把他们的口粮标准降下一些来，增加给农民”呢？社里也算了几笔账，而且算账的结果证明：工人、干部的口粮标准并不比农民的高。

　　比如工人，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每月四十五斤米，虽然比农民高一些，可是他们的活也比农民重得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人的家属和孩子是“以人定量”的。平均起来，用粮标准比农民还低些。如果同样是五口之家，要体力劳动的工人每月四十五斤，妻子和大孩子每月二十七斤，三岁的孩子每月十三斤，一岁的小孩每月九斤，全年平均每人只合二百九十斤七两米。而农民的五口之家，每人每年留口粮五百斤稻，折米三百五十斤，比工人家每人每年平均用粮还多吃五十九斤九两米。

　　又比如干部。干部的用粮更少。如果同样是四口之家，干部每月二十八斤，家属二十七斤(最高标准)，五岁小孩十六斤，二岁小孩十三斤，平均每人每年吃米二百五十二斤。农民四口之家，每人每年五百斤稻，折米三百五十斤，比干部家每人每年多吃九十八斤。群众说：“这样一算，工人、干部的口粮也是紧打紧，不是人家多了，倒是咱们高了。”群众一致认为这些人的口粮不能减。“我们穿的布，吃的油，吸的烟，用的农具，那样不是工人制造的。”“好日子才过了几天，要不是共产党解放军打跑了日本，消灭了国民党，我们那有今天的日子，要是解放军吃不饱穿不暖，蒋介石再回来，美国再来侵略，咱们的饭碗还能保住呀？”“现在的干部都是为咱们办事的，他领导咱们搞生产，争丰收，这样的干部，怎么能不给他们吃饱？”

## 4．一定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个办法就是好

　　贫农完礼智说：“在国民党的时候，粮食都掌握在地主、富农和奸商的手里。他们说涨就涨，他们说落就落。割麦子以前，他们假惺惺的借给你一斗(十八斤)米，可是到了收麦的时候，要还他五斗(八十五斤)。到了种麦子的时候，他又用一斗大麦换我们三斗米，这样一翻一复，一石米翻到秋天就是十五石。我们明知吃亏，可是有什么办法！只得打破门牙往肚子里咽！好容易盼到共产党来了。现在，春天是那个价钱，秋天还是那个价钱，一动不动。谁说统购统销不好，让他出来讲个道理给大家听听。”陈发权说：“解放前，有一年我借了人家三石多小麦，第二年就还了七石多米，因为还不起，我把一条牛都顶上了，要不是统购统销我早就变成光蛋了。有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为什么不凭良心？1954年发大水，咱们县、咱们省都受水灾了，要是在过去，大肚子们(指地主、富农和奸商)可又要发起大财来了，咱们也就倒霉了，说不定咱们村就要逼死几条人命。可是那年因为实行了统购统销，全国都来支援咱们。要不是统购统销，要不是政府支援，我们吃什么？”中农刘传海说：“粮食统购统销是卡得紧些，可是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以前，打个比方说：这样东西早上是一块钱，可是到晚上就涨到两块钱；今天先贱后践，明天先落后涨；有时候一天几样价钱，谁也不知道他能涨得多高，落得多低。存钱不保险，存粮也不牢靠。现在，一天是那个价钱，一个月是那个价钱，一年也是那个价钱，就象钉子钉在板上一样，一动也不动。我说这个办法就是好！”

## 5．要想使口粮更宽裕一些，只有办好合作社

　　通过摆事实、算细账、回忆、对比以后，“一盆水浇在头上，现在清掉了”，“过去一肚子糊涂浆，现在清楚了”。群众一致认为，要想吃得更宽裕一些，只有办好合作社，把生产搞好。陈道英说：“要想多吃粮食，就得多生产。生产不出来，就是国家答应给一千斤也不行。”“粮食是种田人种出来的，风不能刮出来，雨也不能下出来，我们要不好好生产，光喊光叫，管什么劲？”“光靠咱自己还不行，还得靠政府，政府领导、支持我们，我们也得支援政府。”刘道林说：“有了粮食，也得精打细算。去年刘瞎子家两个人分了一千二百斤口粮，粮食一拿到手，就阔起来了：早上吃巴巴，晚上油炒饭，刚到春天粮食就吃完了。都象这样，不要说五百二十斤，就是七百二十斤也不够。”

## 共产党好不好？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苦不苦？

　　在大放大鸣时，有个别人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国民党在这里的时候，什么都由着我们，自由多；共产党来了什么事都不由我们，卡得要死”；“国民党在这里，大路上的粮食驴驮马压的，现在看不到了”；有人说：“现在的生活不如解放前好了，现在的生活就是工人、军队、干部改善了，老百姓快要饿死了”；“解放前家里有陈米烂稻，现在有三个仓库(南瓜、野菜、山芋)”等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社里首先算了三笔大账：

## 算三笔账

　　1．国民党的罪恶账。根据全社十一个小社的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49年解放以前，国民党在这里一共杀了八个人，打残废的十一人，烧房子十一间，抢了九十六户，强奸妇女十人。解放前，全社有四百零九户，占现在总户数71％，都种着地主和富农的田。1948年，全社讨饭的三十一户，每年过年没有年饭米的一百八十七户。那时候，农村的情况是：没有耕牛、农具的多；没吃、没烧的多；帮工的多；讨饭的多；穿粗布烂衣服的多；借债的多；住破房子的多。还有一多就是苛捐杂税多。根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壮丁费、保甲经费、保丁费、慰问费、会议费、招待费、杂支费、办公费、草鞋费、出伕费、草料费、钱粮费、看更放哨费、另外费、临时费……等等几十种。但是，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2．共产党、人民政府对人民的支援账。从1950年到1957年，据不完全的统计，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计有：救济粮七万五千三百五十斤；社会救济和减免八万八千零四十斤；生产、生活贷款一千二百四十九元；贫农基金贷款一千八百七十一元；预购定金三千零一十七元；兴修水利贷款五百八十五元；种子贷款五百一十一元；农具贷款四百五十五元；肥料贷款七百八十元；救济款三千五百二十一元六角，共计粮食十六万三千三百九十斤，钱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九元六角。）

　　3．大翻身账：政治翻身账：在全社生产队长以上的一百五十五名干部中，过去被人称为“穷骨头”的贫农就有九十八人，中农五十七人。在全社二十三名劳动模范中，贫农二十一人，中农二人。在二十七名共产党员中，贫农二十二名，中农五名。在三十九名共青团员中，贫农二十一人，中农十八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合作社的事，政府的事都由人民当家作主。

　　经济生活翻身账：土改时，在现在全社的五百六十七户中，有四百四十二户无地少地的农民共分得了土地五千八百九十一亩六分，耕牛四十六条，大型农具五十六件，粮食三万四千五百斤。土改以后到合作化以前，又添制大型农具一百五十二件，耕牛九十五头，盖新房子三百七十五间。刚解放时，还有几户讨饭和逃荒的，以后都没有了。

　　文化翻身账：解放前，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校，可是，现在全社有一所完全小学，有学生二百一十二人，全社还有大学生三人，高中生六人，初中生十八人，高小毕业生五十二人。常年民校四所，入学的三百一十人。

　　各个小社在辩论时，也算了具体账。如卫高小社全社六十户。解放前，讨饭的八户，帮工的四十七人，背债的四十五户，没有田的有三十五户，过年没有年饭米的四十户，常年读书的只有四人(都是中农的子弟)，读年把书的十三人。合作化以前，1951年，还有二户讨饭的(两个老奶奶)，三个当长工的(放牛的)。可是，以后这些现象都没有了。现在，不仅人人穿得暖，吃得饱，而且比解放前，生活有了很大提提高。去年，全小社买热水瓶五十个，胶鞋一百双，做新衣服七百三十件，添新被子三十床，新账子十二顶。有初小学生三十二人，高小学生八人，高中学生二人，大学生一人。过春节的时候，全社杀了二十二口猪，还买了三百八十斤肉，每户平均三十斤。

## 控诉旧社会和国民党的罪恶

　　在辩论中，群众都通过回忆、对比，以亲身的经历控诉了旧社会、国民党的罪恶，批驳了那些反动议论。贫农高爱为说：“国民党在这里，好事没做一点，坏事做了一大堆。那时候，我们弟兄两个天天躲壮丁，两个妹妹都不敢在大路上走。那时候，十家就有九家空，十户就有九户的烟囱不冒烟。官僚、地主们个个吃的像个猪，老百姓都瘦的皮包骨头。到了春天更厉害，东风来了往西倒，西风来了向东歪，干一阵活，肚子就饿的唧唧叫。有些坏家伙说：‘共产党再住十年，老百姓就要绝种了’，他这是不安好心！我说咱们这里再晚解放十年，老百姓才真要绝种了！”高仁德说：“解放以前，我和老婆两个都帮工，家里只留下两个孩子，没有吃，也没有人带，活活的给折磨死了！我现在还有一个孩子，也上学了。要不是共产党来，我这个孩子也保不住！谁再说共产党不好，我就跟谁拼！”尚来有说：“我打了一辈子长工，只有共产党来了，我才不打长工了。去年过年，我吃了八斤肉，四只鸡，做了新被子，添了新衣服。好生活是谁给我的？共产党！谁好？共产党！谁坏？国民党！”贫农关社成说：“解放以前我种的李府(指李鸿章)的田，一年到头，出的牛力气，吃的猪食。欠他的租子一交晚了，不是打就是骂。那时候的命，就像一个鸡蛋搁在板凳上，一幌，就完了。共产党来了，他救了我。我死也要跟着共产党走！我辈辈世世都要跟着共产党走！”

##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那条好？

　　在大放大鸣时，有人说合作社不好，没有优越性，他们说：“合作社不如互助组”、“合作社不如单干”……等等。

## 合作社有优越性，而且很大

　　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那条好呢？通过辩论，群众一致认为：合作社有优越性，而且很大！社会主义道路好，坚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瓦侯小社为例子，群众算了几笔对比账：）

　　比单干：1955(丰收年)瓦侯小社单干户的小麦，平均一亩田只收五十七斤，而合作社今年则收七十五斤，比单干户增加31．6％。水稻每亩一百九十斤，合作社今年每亩估计可收二百四十斤，比单干户增加了26．3％。

　　比互助组：1955年，瓦侯小社的互助组，小麦每亩平均六十九斤，今年，合作社每亩平均七十五斤，比互助组增加8．7％。水稻每亩平均二百一十八斤，今年，合作社每亩平均估计可收二百四十斤，比互助组增加了10％

## 两种典型户的对比：

　　1．贫农：社员刘有宏，全家五口人，田九亩五分，整劳力二个，半劳动一个。1956年全年收入有：稻子二千五百斤，草二千四百斤，棉花七斤八两，花生七十五斤，黄豆五十二斤，共折人民币二百二十六元七角五分。(全年曾外出挑土二十天，每天以九角计算，共计十八元，此数未计在内)

　　单干户刘有成，贫农，全家四口人，田八亩二分(水田五亩六分，旱地二亩六分)，整劳力二个，半劳力一个。1956年全年收入(主粮、杂粮、杂草等)二百六十一元二角。缴公粮二百八十斤，留种子一百一十斤，共折二十五元三角，净收二百三十五元九角。少缴公粮一百五十斤，折九元七角五分，不做义务工，计十八个，每个以一元计算，计十八元，再扣除这些以后，实际收入只有二百零八元一角五分。

　　2．中农：社员刘有海，全家五口人，田十亩，整劳力二个。1956年全年收入稻子二千五百斤，草二千三百五十斤，棉花七斤八两，花生七十五斤，黄豆、山芋七十五斤，共折人民币二百三十四元一角五分。

　　单干户刘有福，中农，五口人，田十一亩(水田五亩八分，旱地五亩二分)，整劳力二个，半劳力一个。1956年总收入二百四十九元四角五分，缴公粮三百四十斤，留种子一百三十斤，折钱三十元零五角五分，净收入二百一十三元九角五分。少缴公粮一百六十斤，不做义务工，应摊十二个，每个以一元计算，计十二元，两项共折二十二元四角，再扣除这些，实际收入只有一百九十一元五角五分。同时，少卖余粮一百八十斤。

　　比兴修水利：全社挑塘二百八十八口，筑坝二十四个，可灌溉六千六百三十二亩九分六厘，并且能保证不旱。卫高小社有三十三口塘，其中，有十九口塘存不住水，结果只能灌溉一百三十三亩。办社以后全部进行了兴修，一百年没有修过的王英塘也修了。只是新修的一条坝，就可以保证四百三十亩田小雨丰收。同时，由于统一用水，打架、吵嘴的现象也没有了。

　　比劳动出勤率：办社以前，一个劳动力全年平均只能做一百七十个劳动日。办社以后，一个劳动力平均可做二百二十个劳动日，每人要多做五十个劳动日。全社一千三百二十六个劳力。全年可多做六万四千三百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以一元计算，即可增加六万四千三百元。

　　比生活：去年，安乐社虽然有许多缺点，曾经减产十三万斤，但是，社员的生活都很好。全社没有一户要饭的，没有一户逃荒的，没有一户受冻挨饿。全社并且新盖房子一百八十九间，买热水瓶三百五十六个，买被单四十二床，做棉衣服七百五十二套，卫生衣三百八十五件，胶鞋八百六十五双。

## 合作社的路走对了

　　通过辩论，群众都说：“我们合作社虽然还有些缺点，可是这条路走对了。要是克服了这些缺点，这条路就越走越宽。”同时，单干户成天喊的“优越性”的秘密也被揭穿了。在全社的范围内，共有二十三户单干户。自从合作化以后，他们都不缴公粮，不卖余粮，不出义务工，有的还进行其它的资本主义剥削。新富农孙世德就是典型例子。他家里四口人，有田二十六亩，耕牛一条，犁、耙、水车等农具样样俱全。他一贯的进行着资本主义剥削，剥削的花样也很多，如雇工剥削：他雇长工一个半，一个不给工资(56年和57年两年)，一个一天只给五角钱，一年要剥削二百五十五元五角，两年剥削五百一十一元；一年要找短工一百三十个，每个以一元计算，共计一百三十元。放债：一种是放青，今年就放大米二石五斗；一种是放钱，据不完全统计，就放债一百五十元。不缴公粮：从1953年到现在共少缴公粮一千二百八十斤。少卖余粮：1956年少卖三百斤，1957年午季少卖七百六十五斤，共计少卖一千○六十五斤。不出义务工：解放后各种义务工共计少摊三百九十五个。低价收买合作社的肥料：去年，他利用合作社收肥料不给现钱和不及时付款的缺点，用现钱一分五厘(社里的价钱是二分)买社员一斤肥料，共买三百斤。

　　孙世德的阴谋被揭发以后，单干户的秘密被揭穿了。群众的眼睛亮了。过去一些曾经羡慕过他的清楚过来了。有的说：“过去上了他的当，差一点把路走歪了”，有的说：“孙世德的‘优越性’是从黑路上来的”，贫农和下中农说：“以前，我们受过资本主义的苦，孙世德的臭钱不值得稀罕，要是都象他那样，黑太阳又出来了，我们又要变成地主的佃户和长工了。”群众一致要求：“对单干户要团结，可不能让他搞资本主义。政府一定要给他堵死。”

## 大辩论以后的新气象

　　（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真象大白了，是非分清了。干部和社员办好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工作积极性和生产情绪普遍高涨，社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气象：）

　　一、卖节约粮。安乐社今年午季是个缺粮社，原来全社要供应三万多斤粮食，政府已发下粮票八千四百多斤。辩论后，由于社员觉悟的提高，勤俭持家的风气开始推广开来，全社掀起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把节约粮卖给国家”的高潮。计：全社退回粮票四千二百多斤，仅在8月21日一天，全社就卖粮食一万二千多斤。

　　二、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据不完全统计：原来二百八十七亩草比庄稼高的旱地作物，全部都锄了。全社八百九十六亩山芋追肥的已有二百四十九亩。二百七十七亩单季晚稻，已薅两交草的有二百三十九亩，其余都薅了一交。全社五天内，积肥一万二千○二十五担。小完社过去牛桩边的屎，都没有人拾，现在不仅拾牛粪，而且还砌了两个厕所。每天还抽出十几个劳力到店埠镇上去积肥。卫高小社的农具已经油漆一新，并实行了专使专管的办法；十二条耕牛，已经包到户喂养。各个小社都制定了秋收秋种计划。有的已经把明年的包产任务分配到队。社员高爱全说：“现在混工分的少了，闲人少了。干部也参加生产了。家里的陈粪少了(按：过去有的社员把肥料不卖给社里，留着下自己的自留地)。都象这样搞，我们的社保证能一年强似一年。”

　　三、政治觉悟提高了。在大放大鸣大争以前，在全社一百三十名干部中，积极的二十七人，占干部总数的20．7％，不推不动的六十三人，占48．5％；落后的四十人，占30．8％，现在积极的六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的50％；工作一般的五十四人(比以前也积极了)，占41．5％；落后的十一人，占8．5％。在二十二名(春天的数字)党员中，过去有十四人不愿意干了，现在有十人都又积极起来了。他们说：“以前象睡了一场大觉，现在惊醒了，要是再睡下去，咱们的社会主义就要受损失了。”贫农毕士真说：“我们办社也要斗争，不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就要破坏我们，资本主义就要向我们进攻。社员徐老头子，过去对合作社的耕牛、农具非常操心，因为怕讽刺，不敢多管了，现在也积极起来。原来有些群众不愿给干部搭饭或故意做南瓜汤给干部吃，现在见到干部倒茶拿饭显得格外亲热了。

　　经过这次大辩论，邪气被打下去，正气开始抬头了，坏分子被搞臭了，社员的思想大大提高，干部群众感到这次整社解决了大问题，有的群众说：“过去整社象田里过水(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整社象火里烧铁”。

　　 来源：安徽省9月6日“内部资料”和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