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艺界呼风唤雨向党进攻，梅朵是阴阴的两面派

　　【文汇报北京6日专电】 本报北京办事处在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中，已经初步查明:除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罪恶反党黑线以外，昀近又揭发了另一条来自文艺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线，牵线人是梅朵和姚芳藻。他们一方面把陈企霞的密友柳溪和丁陈反党集团的积极支持者艾青这两条线牵进来；另一方面又把受丁陈反党集团走卒李又然积极支持的唐祈、吕剑那一条线牵进来。同时还和文艺报的党内右派分子唐因、唐达成等相勾结。梅朵、姚芳藻在鸣放期间与这些文艺界的党内外右派分子八方串连，成为文艺界右派分子中的“红人”，而且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其总目标是进攻党的文艺领导。

　　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梅朵是一个阴险的两面派。他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政策；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反对党的文艺领导。他的反党活动采取了比姚芳藻更为隐蔽的手法。

　　6月初，当姚芳藻在柳溪等的授意之下，写成“作家们的窃窃私语”(未刊出)，准备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的时候，梅朵与唐达成互相呼应，同时抛出了两篇文章，妄图从理论上攻倒党的文艺领导。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文艺报第十期上发表了“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他在攻击了党的文艺领导思想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后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理论不仅仅是作为个别理论家的个别论点而存在着、传播着，而且是曾经作为一种正确的理论被肯定在我们的文件中，以供大家学习的。因此，这个影响就特别深刻、特别严重。”矛头直接指向周扬同志。梅朵在6月3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文汇报的“反对曲解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讲话”，借反对歪曲毛主席的“讲话”之名，恶毒的攻击党的文艺领导。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说，在文艺领导思想中，对毛主席“讲话”中许多论点的理解，是存在着教条主义的。虽然评论中没有一字提到周扬同志，但在评论发表后，梅朵在办事处得意洋洋的说:“这篇文章是反对周扬的!”同时他又组织杜黎均批评周扬同志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与他的评论配合。如果不是反右派斗争开始，他还计划要组织一系列批评周扬同志的文章。梅朵这篇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评论，不但在写作前与文艺报的唐达成、侯民泽商量过文章的论点，共同确定了文章的重点是反对工农兵方向、反“教条主义”，而且写成后还送给唐达成、侯民泽讨论修改。唐达成写反对周扬同志的文章，也事先把他的主要论点告诉梅朵，彼此呼应，完全是一种阴谋。他们抛出了这两株毒草以后，以为形势对右派大为有利，甚至已经考虑到“收拾残局”的问题。梅朵就曾得意忘形地在办事处问另一记者:“如果周扬下台，你看谁能代替?”这位记者认为他的想法很奇怪。梅朵讪讪地说，这是假设，周扬大概不会被撤换，可能性很少。这席话完全暴露了理论批评是他的假意，攻倒党的文艺领导、让右派分子上台是他的真情。

　　鸣放期间，梅朵还积极参与了唐达成、唐动、侯民泽等分裂文艺报的阴谋活动。唐达成等告诉梅朵，文艺报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方针，他们就退出文艺报，另办“同人刊物”，或者在文汇报编一个文学评论周刊。梅朵积极支持他们的计划，答应由文汇报每月送他们编辑费二百元，并且向他们献计，如果唐等出面不便，可以由他出面主编。企图在文汇报上开辟另一个进攻党的文艺领导的阵地。

　　梅朵对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有着刻骨的仇恨。早在“大众电影”工作时期，他就抗拒电影局的领导，想与钟惦棐合谋，以他们的资产阶级的艺术纲领篡改“大众电影”的编辑方针，经常假借钟惦棐的意见作为中宣部的意见，在电影局制造局与部的对立。他在肃反中受审查后，对电影局的领导更加怀恨在心。文汇报复刊不久，他就与钟惦棐沆瀣一气，在文汇报上敲起了“电影的锣鼓”，向人民电影事业发起了总攻击。他不但极力向编辑部推荐钟惦棐的文章“为了前途”，要人民电影事业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而且还计划组织一系列的文章围攻电影局。他要唐达成写文章批评黄钢同志，要侯民泽写文章批评陈荒煤同志的文艺思想，要周文博写文章批评“中国电影”。在吴祖光家里要与田庄订合同，写攻击电影局的文章，并约好写多少文汇报就登多少。他甚至授意姚芳藻向蔡楚生同志进攻，企图从内部来攻破电影局，以达到他攻垮党的电影事业的目的。

　　不仅如此，梅朵在鸣放期间，还散布流言蜚语，企图为反革命分子胡风翻案。他在办事处有次谈到胡风问题时说:“肃反时为胡风问题的嫌疑整我，现在中央把鸣放政策提出来了，有很多文艺上的做法倒和胡风的意见书一致；当初整胡风，现在他有的意见倒是正确的了。”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

　　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梅朵不但在办事处积极指挥记者放火，而且亲自出马“揭盖子”。他曾经亲自到人民大学去“摸情况、揭盖子”；以后他又鼓动新华社记者、右派分子丁宝芳为文汇报写诬蔑人民大学的专电，对我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污蔑。

　　梅朵一贯以“进步”的幌子掩盖他反党的真实面目。揭开他的历史来看，根本就嗅不到一些“进步”的气息，而是一个老牌的右派。梅朵曾在1939年混入共产党，1941年在四川江安被捕后叛党变质，还向敌人出卖了当时剧专地下党组织的五位党员。梅朵被捕后，在敌人面前表现得极为卑躬屈节，在从江安押往成都途中，临时监狱被日寇的飞机炸毁，被捕的人四散逃走，梅朵居然又自动向国民党宪兵队投案，对敌人表现了十足的奴性。释放后，1946年在上海结识胡风后，又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往来密切，并与胡风分子勾结，对当时正在上海上演的田汉同志的进步话剧“丽人行”进行了十分恶毒的攻击。完全和胡风一鼻孔出气。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梅朵一面步步设防部署退却；一面散布空气极力洗刷。直到现在依然在大量事实面前百般狡辩，企图闯过关去。在办事处今天举行的反右派座谈会上，大家愤慨地指出，他想闯关，这个社会主义关是肯定地闯不过去的。要过关就得老实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

　　（来源：《文汇报》1957年9月7日，原题为：“在文艺界呼风唤雨向党进攻，梅朵是阴阴的两面派，将丁陈集团黑线牵入本报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抱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