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揽洪、陈占祥反党联盟在替谁叫嚣?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水利规划组组长　钟国生>

　　右派分子华揽洪、陈占祥和他们的同盟者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把自己伪装成为代表“人民利益”说话的样子，采用了一系列的捏造、挑拨、煽动的手法，妄想夺取党在城市建设方面的领导权。

　　陈占祥在他那篇“北京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文章里，用尽一切恶毒的词句，他高声叫嚣：“城市建设与群众利益不密切了!”还污蔑说：“缺乏了当年整修龙须沟这么一股劲。”真好像他们多么关心人民疾苦的样子。但是在铁的事实面前，右派分子们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 谁说“整修龙须沟的劲不在了!”

　　解放以后，一九五○年我们修了龙须沟下水道工程，这的确是件值得歌颂的大事。因为它鲜明地反映了我们城市建设上的阶级路线，标志党所提出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这个工程也正足以说明，只有在党领导下劳动人民才能翻了身。连右派分子也不敢公开否认这些事实。于是只有采取另一个阴险手法，恶毒地说：“这股劲越来越小了”，似乎党在一九五○年还关心群众，这几年就不关心群众了。这完全是右派分子们对党和政府的污蔑和诽谤。

　　事实上，八年来，正是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都坚持贯彻了“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机关服务”的方针。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在解放前，劳动人民居住的像龙须沟那样令人苦痛的地方又何止一处呢?龙须沟只不过是其中一条。八年来，我们先后消灭了长达三十公里的臭水沟和数不胜数的臭水坑。像李广桥、御河、铜法寺、四平园、右安门里的臭水沟早已都变为宽阔平坦的道路。蚊蝇嗡嗡、臭气熏天的龙潭、陶然亭也已经变成了山青水秀的公园。我们修了将近三百公里的下水道，比过去几百年修的还多。在今天，我们下水道的工人们正在通惠河、护城河的沿岸修筑长达二十公里的污水干管，准备逐步地把城区最大的臭沟——护城河变成清洁的河流，难道这不是证明我们整修龙须沟的劲头越来越火了吗?

　　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劳动人民被挤得无处可住，不得不住在许多用垃圾垫起来的低洼地方，像草厂大坑、司家坑、泡子河、城根等这些严重积水的地方就有二百多处，有些地方的居民，一到下雨就心惊胆战，大雨时床都能漂起来，甚至墙倒屋塌，生命难保，那时候老百姓的疾苦又有谁来过问?解放后政府在这些地方修了下水道，帮助居民修缮了房子，那种惨凄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

　　解放前大街小巷是什么景象?真是污水满地，粪便遍街，垃圾如山，真是“无风三尺土，遇雨一街泥”。那时全市的污水池只有可怜的几十个，国民党腐败到连几个公共厕所也不肯修，请了美援才凑了十一个公共厕所。老百姓喝自来水谈何容易!那时官立的公共水站只有四处，城里有不少地方的居民要从几里地以外担水吃。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条件还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用了很大力量改善居民的环境卫生，到一九五六年全市污水池发展到一千六百三十五处，修建和改建的公共厕所有八百四十二个，比解放前增加了几十倍，许多胡同的道路改善了，有的修了污水管，而且帮助居民改善了八千多户的户厕，公共自来水站发展到一百四十处，供水面积扩大了五倍。居民取水的平均距离缩短到一百公尺左右，像二闸附近的农村，过去吃坑边井水，又苦又涩，长虫子，闹痢疾，现在也安上自来水了。右派分子凭什么昧着良心污蔑“城市建设和群众利益不密切了”呢?这是什么居心?

　　几年来，政府不但解决了许多居民要求解决的切身问题，而且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进行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城市建设。由于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一九五四年以后建设了新的自来水厂，供水能力增加了四倍，而且为了解决首都工业，生活，河湖，菜地等各项用水问题，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永定河引水工程，光是参加义务劳动的军人、干部、学生等就有五十四万多人次，人们实现一千多年以来的理想，当滚滚的永定河水流入北京的时候，渴望着水源的人们是多么兴奋啊!但这一切却引起了右派分子们的憎恨，在陈占祥心目中，这些引水计划都不过是什么口头建设，不过是“令人兴奋而已”，这正暴露出右派分子对一切社会主义成就怀抱着何等仇恨的态度。

　　当然，由于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是落后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居民生活的改善只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整个城市建设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经济力量，从工业需要和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分别轻重缓急逐步进行。我们需要做的事很多，不可能在一个早晨解决所有要求解决的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但是，陈占祥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的否认我们城市建设的巨大规模，却阴险恶毒地把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建设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大喊大叫“和群众利益不密切了”，这些人表面上好像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是想破坏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 “居住水平下降”论纯系造谣

　　右派分子华揽洪和陈占祥也没有什么两样，在向党进攻的手法上还更加阴险些。华揽洪假惺惺地披着“学术探讨”的外衣，装着“关心人民”的样子，大声疾呼：“党不重视居住建筑”“居住建筑远远不够”，还说什么“解放后人民居住水平比解放前降低百分之三十！”华揽洪这纯粹是无耻的造谣！

　　大家都可以看到，解放后我们北京在建筑上是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就。解放前一九三○年——一九四八年十八年间，全部新建的房屋面积不过二百五十五万平方公尺，而解放后八年，就新建了一千八百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约相当城市原有建筑面积的一倍，其中居住建筑即达七百四十六万平方公尺。这正说明党是如何的重视居住建筑，难道摆在我们面前一座座的崭新的建筑是右派分子一笔可以抹掉的吗?

　　华揽洪更阴险的是玩弄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法，用平均数字来掩盖阶级的差异，他在居住水平的计算上不只是捏造了人口等数字，而且还把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混算一起，用来散布他的“居住水平下降”的谬论。

　　居住水平究竟怎样呢?让我们看看工人的居住情况吧!据一九五五年工业调查，在二百三十一个主要工业企业中，就有九万职工住进了工厂的宿舍，宿舍建筑的面积达到一百零二万平方公尺，而其中解放后新建的即有七十八万平方公尺，约占全部宿舍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三。在东郊、东北郊和西郊的工业区都新建了住宅区。而且国家还用很大力量为劳动人民修缮了旧房。无数事实表明劳动人民的居住水平正在不断的提高，华揽洪对这些事实却避而不谈。不错，在解放后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居住水平不如从前了，这就是解放前的官僚、地主和一部分资本家。在解放前，北京是一个完全消费的城市，正是有这样一些寄生的剥削阶级，他们有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住的是朱门大院。解放以后，有些官僚资本家的房子没收了，有些剥削阶级由于不得已，将一些房子出租了，因而居住水平下降，这是完全天公地道的。既然是这样，居住水平的分析必须是根据不同阶级的情况来进行计算。华揽洪正是在这里捣了鬼。

　　当然，解放以来居住建筑虽然盖了不少，但是由于各项建设的蓬勃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因而我们在解决居住问题上也不是毫无困难的，这是发展中的困难，华揽洪所以在居住建筑上大喊大叫“少了”，“总的失败了”，无非同样是想在居住建筑问题上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实现他在建筑界称王称霸的野心，如果按着华揽洪的“准则”，无非是把工业建设投资拿来盖宿舍，结果必然是延迟、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

## 华揽洪主张砍掉的是什么?

　　华揽洪的另一支毒箭是把首都解放后所修建的公共建筑，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他说：“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增长的比例轻重倒置了”，他一方面不顾事实说什么在公共建筑中“公共福利建筑是个非常不够的小数字”“直接服务于居民的商店食堂、澡堂子、客栈太少了”。另一方面却把大学，研究所，办公楼，大使馆等一律列入消费性建筑，而且危言耸听地说“公共建筑面积可以省去三分之一。”事实如何呢?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到一九五六年首都的公共建筑的总量约有七百五十万平方公尺。其中公共福利建筑如商店、中小学、食堂、客栈、医院等建筑约占百分之三十，计二百三十万平方公尺左右。这说明国家仍然尽了很大力量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完全不是华揽洪所捏造的是一个小数字。另外，公共建筑中占比重最大的部分是大学校，科学研究机构，设计机构，政府办公楼，大使馆和一些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公共建筑，这部分公共建筑约占百分之七十(计五百二十万平方公尺左右)。如果按照华揽洪所说的公共建筑的面积可以砍掉三分之一(即减少一百八十万平方公尺)，那么应该减掉什么呢?很明显，华揽洪认为公共福利建筑太少了，这当然不是他要减少的对象。而他大喊大叫的正是要把大学、机关、大使馆、研究所等砍掉一半以上，而去多盖澡堂子，食堂，客栈!

　　人人都知道，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科学的中心，在首都有很多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活动，因此根据国家的需要，建设一定数量的公共建筑，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明确地提出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干部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刚解放的时候，北京的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过一万四千人，今天已发展到八万人，当然需要盖一些校舍。这完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是右派分子却以此为攻击的目标。我们为了在科学上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建立了相当数量的科学研究机构，同时也设立了很多设计机构，我国科学研究队伍，由解放时几百人壮大到几万人，我们有许多工厂和产品可以自己设计了。这些研究所、设计院等公共建筑的出现，正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气象，难道不应该欢欣鼓舞吗?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内外压迫者，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国际活动当然会一天一天增加，目前和我国建交的有二十七个国家，有经济文化来往的有一百多个国家，我们当然需要有大使馆和一系列为国际活动服务的公共建筑，这正说明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了。此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我们中央机关为了更有效地领导六亿人民进行建设，也当然会有所发展，建筑一些办公楼也是必要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把完成这些公共建筑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而在华揽洪的眼中不仅把大学、研究所、机关、大使馆列入消费性建筑而且认为它的重要性连澡堂子、客栈还不如，他更恶毒地污蔑党和政府所以进行这些重要的建筑不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而是所谓“借口政治任务”为了“夸耀政治效果”，这实在令人不能容忍！

　　我们的城市建设正是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和经济条件，首先要保证这些政治任务，而不是什么首先解决公共福利建筑的问题，这正是贯彻了国家勤俭建国的方针，而不是什么轻重倒置的问题。实际上，党和政府在安排这些公共建筑的时候，从来是采取了尽量压缩，保证重点的措施，并且同时注意了住宅和公共福利建筑。尽管在个别单位，个别建筑上有一些缺点，但是绝不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整个说来都是“轻重倒置”了。很清楚，华揽洪所以这样别有用心的夸大事实，歪曲事实，无非是妄想用“住宅少了”“福利少了”来煽动人民的不满，用来挑拨党群关系。尽管他费尽心机用尽一切“工业化”“勤俭建国”和“人民疾苦”的漂亮词句，但是终究不能掩盖他野心勃勃的政治企图。

　　在党整风过程中，右派分子的这种手法是屡见不鲜了，正因为他们的货色是见不得太阳的，于是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伪装成为“人民的代言者”，像葛佩琦之流不是也在叫喊“人民生活在下降了”吗?在城市建设战线上的右派分子也是如此。

　　与华陈反党联盟的战斗，是城市建设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城市建设工作者，绝不能容忍右派分子抹煞我们用双手建立起来的成果。我们坚决保卫党在城市建设上的领导，粉碎华陈联盟和一切右派分子的阴谋!

　　 --- 原载1957年9月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