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乃器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罪行

　　<徐崇林、童少生>

　　1951年夏天，章乃器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并担任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可是这个右派头子，一开始就心怀叵测，阴谋实现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和平土改，破坏土地改革运动，企图在农村留下资本主义复辟的祸根。现在，请大家看看他在土改中是怎样诋毁党的政策，公开包庇地主，打击农民，阴谋实现和平分田的罪行。

## 一、争夺领导权，阴谋搞和平土改

　　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参加土改工作的目的，是支援农民打垮吃人的地主阶级，并使各界人士在运动中受到锻炼和改造，因此，当时中央三大运动委员会所订的参加土改工作团团员须知规定：全体团员到达地方后，即分散参加土改，受当地统一领导。章乃器是团长，但他首先就破坏这个规定。土改团到重庆后，在第—次会议上，他就要西南土改委员会把土改计划送给他，似乎这个计划要经过他审核同意才行。土改团团员分到各地参加工作后，章乃器一再强调要与当地土改领导机关“共同负责”，想形成双重领导。当时川南地区在整个土改领导机构中釆取从上到下的混合编制，许多团员能共同参加—个乡的土改领导工作，他甚为满意，而对于到川北地区的团员分散到各乡参加土改的做法，极为不满。他在土改团的第二号通报中公开批评川北区党委使团员过于分散，不能执行对团员进行结合工作、检讨提高思想的领导工作，并认为造成这个情况，就是“一切依靠地方”思想的错误。章乃器当时是参加川东区合川县云门区的土改工作。他到达这个地区后，完全目无当地领导，自成一个系统，采取独立行动。如他到云门区后，同川东区党委的土改团驻点干部周建立同志完全不联系，就自行决定以云门区所属的十一村（离镇最近）和四村为工作点，使川东土改团的工作计划不能顺利执行。向泽生（原为云门区云门乡十一村村长、团支书，现为云门区副区长，中共区委委员）说：“当时有个川东土改团，又有个北京土改团（我们叫它章团），我究竟该接受哪个团的领导，把我弄糊涂了。”车家瑞（原为中共云门区区委书记兼土改工作队的区指挥员，现为中共合川县委书记）说：“我们当时是把章团放在监督的地位，我们区、乡的有关土改的各种会议都邀请章乃器参加，平时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但章团的会议从来没有找我们参加过，后来事实告诉我们：原来他是站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立场来搞土改工作的，恐我们摸到他的底。”章乃器不仅在工作上争夺领导权，他还为他的这种反党行动找理由。他在土改总结中说：“用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完全必要的，即使我们的意见与中共领导同志有矛盾，也应据理力争”。章乃器为什么要“据理力争”土改领导权呢？十分明显，他是想夺取领导，以便为所欲为地实现他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和平土改的理想，同党的路线对抗，破坏土改运动，为地主阶级留复辟的余地，使资本主义在农村里的根子不致于斩断，将来可以借尸还魂。这从他在土改中的种种反动活动，可以完全得到证明。

## 二、包庇地主，打击农民，破坏运动

　　土改工作刚开始，章乃器就强调严禁打人的政策，强调坚持合理合法的斗争，要在大规模的群众革命的阶级斗争中不发生任何打人的事件；还迫使川东区党委派去的同志宣布：“干部打人，干部负责；干部暗示打人，干部负责；群众打人，干部负责”的条规。实际上，他是在为地主撑腰，束缚群众的手足。原农会主任汤文清、武装委员陈海隆揭发，章乃器曾对他们说：“斗争地主是打垮他们的封建势力，今后他们还可以作事情，你们当干部的那个能认识多少字，你们过去种地主的田，地主还是拿房子给你们住，现在不要作过分了，万事要合情合理”。原云门乡十一村副村长陈伯均揭发，有一次老农民平兴发在斗争会上用手指着地主王显文骂了几句，章乃器当地主面就说我们农民横不讲理。他还说：“你们今天当了主人，就该讲道理啊！地主站着你们也该站，地主坐你们也该坐，打骂地主土改法没有这个条文。”向泽生、蒋戈、常吉全等同志还揭露，有一次开了一个三千人的斗争大会，斗争地主兼工商业者汤丙荣，当时登记苦主（受地主欺侮的）就有四十多人，正当农民朱子文控诉地主汤丙荣激起了群众愤怒，纷纷要求惩治时，章乃器立即出面说：“地主兼工商业者的财产，是做生意赚来的，不是靠收租来的，并且赚的钱又是向国家缴了税（应该说向国民党反动派缴了税），不应该拿经营商业的钱赔偿农民的损失。”立即就挫折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情绪，使这个大会开过冷下来，群众不欢而散，有个老农民蒋绍文，是地主汤丙荣的佃农，特地从官渡乡赶来参加斗争大会，听了章乃器的这一席鬼话他说：“赔偿我们农民的损失已无望了”，结果愤愤不平的饿着肚子回去了。这次会议以后，被斗争的地主，越斗越威风，气焰更加嚣张。农民对章乃器恨之入骨，而地主则歌颂他，说：“好在章团长来了，否则我们要吃亏。”“章团长是为我们办事的。”有个地主王作舟甚至公开对农民武装队队员说：“章团长说过，你们整地主这样毒辣，是不符合政策的。你们今天背的枪杆，恐怕还背不稳当，说不定二天还掉过来的。”

　　不仅如此，章乃器对于地主的赔罚（即应赔偿农民的损失）一再主张有就赔，没有就算了，不要追，公开地保护地主的经济基础。向泽生、蒋戈揭发，地主兼工商业者郑崇文拿了十几匹布出来赔偿农民损失，章乃器知道了，就强迫农民把布退还了郑崇文，并指责农民说：“地主兼工商业的不赔，你们收了他的要犯大错误。”还有一天晚上，把全村的地主都弄来斗，并把地主郑旭等捆起来，准备吊他们，章乃器立即把向泽生叫去，问向：“你们真的掌握了情况吗？为什么要这样来整他们（地主）。”但事实证明，当晚郑旭在水井里和其他地方就藏着黄金六两四钱，银子三沱，还有大洋数十元，连同其他地主拿出来的，全村当晚获得了黄金六两多，银子三沱，银元1,620元，棉纱37并，还有许多衣物等件。向泽生还揭露，当他把这些退财带回村时，在路上碰着章乃器，他看见这些退财，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一样痛，他愤愤地说：“斗是斗得好，但这些东西还值得研究。”农民汤士忠还揭发，有一回，地主王仲文对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凶，不要追得这样紧，章团长说的，你们分得的果实，不一定稳当。”结果，汤士忠便把自己得到手的水车、磨子等都送还了地主王仲文。地主威吓农民的这些话，的的确确都是从章乃器那里得来的。当时，章乃器经常借口与地主谈话，邀集地主“摆家常”，这些谈话都是避开了村干部和武装警卫人员的。地主还常常去向章乃器汇报，如地主郑旭、王若吾同他往还密切，而且常在街上一道吃茶，高谈阔论。

　　章乃器不仅软化农民斗争意志，公开包庇地主，更恶毒的是把斗争目标转向农民。原云门乡农协会组长贫农蒲玉文揭发，在他斗争地主王显文时，章乃器竟至煽动反动的三青团团员孙福安捆绑和殴打他，并追逼他替地主王显文赔出胡豆2斗5升，包谷2斗5升，还逼他出卖肥猪两条计90多元作赔款，当时农会主任汤文清认为这是不应该的，章乃器却严厉责备汤文清说：“你是农会主任，蒲玉文包庇地主，你也同意吗？”向泽生、蒲全安揭发，这件事完全是章乃器的诡计，他当时见地主王显文不肯交出赔偿，便借口来和干部研究斗争的方式方法，提出贫农蒲玉文有隐藏地主财产的嫌疑，弄得农民群众内部紊乱，自己斗争起来。农民蒲全安说：“农民斗地主，章乃器马上就出来干涉，说这是不合理的，那是不合法的，可是农民自己斗起来了，他不但不说这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反而主动出主意，惟恐斗不起来。”章乃器究竟站在什么立场搞土改，他的居心何在？这不是十分明显吗？

　　由于章乃器这一系列反动活动，使这个地区出现了和平土改的危机。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分析：1．该地区地主应赔罚数是八千担，而已赔罚数只两个千余石。地主衣服穿的很坏，并未低头，甚至认为“政策变了，政府对地主开明了，不要紧了”。表面上承认赔罚，实际上装穷顽抗不缴。2．“干部打人，干部负责；干部暗示打人，干部负责；群众打人，干部负责”，这已经变成运动中的法律，结果群众的义愤也在制止之列。这自然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这自然不易掀起群众革命的声势，使地主依理服法，不敢胡作非为，不敢抵抗。这就是章乃器在这个地区搞土改的结果。不仅如此，章乃器还得意地认为，这是成熟的经验，自己拟发出第三号通报说：“实际工作中证明，斗理斗法是使地主真正低头完全被斗垮的最有力的武器”，通报川南、川西、川北各队推广他的成熟的和平土改的经验，企图在全四川掀起一个和平土改的逆潮，破坏全川的土改运动。

## 三、诋毀党的政策，违抗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

　　中共中央西南局为及时纠正云门区出现的和平土改的危机，曾发出指示。指示说：“土改运动的目的，不只是分配了土地，更重要的是在树立贫雇农领导权，巩固团结中农的基础上，巩固起人民民主对地主阶级和反动分子的专政力量，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不准他们进行任何反攻。我们之所以反对“和平改造”，就是因为他即使真正分了田，也没有打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主阶级还有力量进行各式各样反攻。所以，“要告诫所有领导土改的同志们，千万不要迷恋于运动在形势上似乎还顺利，似乎很合‘政策’，似乎很‘正常’。必须了解：如果这个运动地主威风没打塌，农民没有真正起来自觉自动的行动而只是听任干部的摆布，那个运动不仅不是什么符合政策或所谓‘正常’，相反地他正是违背了运动的目的性，因而也就不符合政策，不正常。”指示特别强调指出：“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些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不明显，不需要激烈斗争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或者竟是地主阶级的观点。”这个指示揭穿了章乃器的反动立场和罪行。他为了违抗西南局这个指示，煽动团员并亲自下村访问农民，收集材料，证明群众基本上已发动，地主基本上已打垮，掩盖他的阴谋。他还恶意挑拨说：“经过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三个战役，还说地主尚未打垮，则人民政府何在？”又说：“大地主的顽抗是一个阶级被消灭时应有的挣扎。难道地主阶级中不应该有忠臣烈士吗？”他竟把顽抗的大地主称为忠臣烈士。可见他同我们完全是站在两个根本不同的立场上。后来，中共合川县委根据西南局指示，进行加工纠偏，章乃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他说：“搞是搞出来些（指退财），但还是死了不少的人（指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公开诋毁党的政策，给群众泼冷水。又如全乡召开斗争大会公审王显文等不法地主，曾邀请章乃器作赔审员，但他始终婉言谢绝。斗争会结束后，不法地主王显文被处死刑，当场执行，有人问章乃器的看法怎样？他以怀疑的口吻说：“斗的好，但有个问题还值得研究，人民法庭应该是讲理讲法，这样的审讯，是否真好？”同时，当他看到团员中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逐渐少了，同农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去打垮地主阶级的人多起来了，就恶意诬蔑农民是狭隘性、报复主义和保守性的阶级，并批评一些团员是小资产阶级没有稳定的立场，多接触农民，就站到农民阶级立场上去了，做了群众的尾巴，以此来动摇一些人的思想，使他们不要去支援农民对地主的斗争。

　　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推翻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伟大革命运动。在这场严肃阶级斗争中，章乃器却死死地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立场上。由此可见，这个右派头子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是最阴险、最凶狠、最毒辣的，我们必须同他坚决斗争到底，把他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揭露出来，让全国人民看清这个假君子、流氓政客的丑恶面貌。

　　 1957年9月12日

　　（来源：《章乃器反共三十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整风工作委员会编，1957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