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任步芳>

　　新华社沈阳9月28日讯　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共有成员三千八百三十四人(民盟九百四十三人，民革四百四十四人，民建一千二百一十三人，民进九百八十五人，九三学社一百七十八人，台盟三十一人，农工四十人)。截至8月份的统计，已揭出右派分子一百零六人(民革十人，民盟四十六人，民建二十八人，民进七人，九三学社十三人，农工二人)，占全体成员的2．76％，占参加斗争人数的3．54％。其中已经登报的约六十人。此外，还有疑似分子一百二十四人(民革十一人，民盟三十一人，民建二十四人，民进四十六人，九三学社十一人，农工一人)，占全体成员的3．23％。

　　各民主党派省、市委员以上共二百九十八人，其中左派八十七人，占29．1％，中左三十一人，占10．4％；中中九十六人，占32．2％；中右四十六人，占15．4％；右派三十八人，占12．7％。

　　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大体上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过去反动统治者的爪牙，如敌伪官吏、警宪、党棍等，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如赵鸿翥(省政协委员、民革省委员、东北财经学院教授)、程厚之(民盟省秘书长、省社会主义政治学校副校长)等，都是民愤极大并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第二类：是敌伪时期的御用科学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官运亨通。如许冶同(九三成员、东北工学院教授)曾任国民党兵工署少将，时昭涵、刘景琨(均为九三成员，化工研究院工程师)都是伪资源委员会的当权派，他们不满于现在的领导地位，想篡夺领导权。

　　第三类：是接受欧美资本主义毒害较深，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未经改造的“学者”。如葛廷燧(九三成员，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吴襄(民盟省副主委、大连医学院教授)，在学术上都有较高的造诣，但对社会主义却格格不入，幻想欧美民主，鸣放中对党的领导、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等都表示不满。

　　第四类：是政客、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家，如陈彦之(民盟沈阳市主委、副市长)，以前一向以左派面貌出现，但对一切工作都无所用心，不务正业。鸣放时期，却积极起来，想在知识分子中捞一把，实际执行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

　　第五类：是一贯对党不满的分子。

　　第六类：是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

　　（经过前一阶段的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中的左中右阵容有了重大变化。各民主党派都已形成左派的核心领导力量，中间分子经过斗争的锻炼已基本上站起来了，一些在大势所趋之下勉强参加战斗的，大多数已经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积极参加了战斗。）

　　已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已经被搞臭，在群众中孤立了，但是还没有诚心表示低头认罪。他们的表现，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在运动中抵赖不过，开始有些诚意地交代了一些问题；

　　(二)开始遭到批判时表示要检查，也作了些不痛不痒的假检讨，但随着问题的进一步被揭发和批判，反而硬起来了；

　　(三)自始至终地耍流氓手段。如沈阳师范学院的讲师徐公振(民盟)，在会上从未正面答复过任何问题，只宣读他自己写的“万言抗议书”，并以“记者不到不出席，某人不参加会不出席”、“某人主持会不出席”为理由一再逃会；

　　(四)夸大事实诬伤好人。如沈阳市民建的齐心，在交代小集团时乱咬了不少人，致使有些人感到自危，消极起来；

　　(五)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六)扣大帽子假检讨，甚至痛哭流涕，表示改悔，以软化群众，但不交代事实。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