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装替农民叫苦的老牌右派分子彭一湖

## 彭一湖是个怎样的人

　　在反右派斗争中，湖北省揭露了一个老牌右派分子。这个右派分子假装出一副慈悲面孔，专门替农民叫“苦”，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可是，把戏一拆穿，他原来是一个专门吞吸农民血汗的魔王。

　　这个人是谁?就是彭一湖，现在在汉口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当副主任。

　　说起彭一湖来，湖南很多人都是熟悉的。解放前，他投靠蒋介石，做过伪衡山实验县的县长。由于他在做伪县长的时候，竭力讨好主子，反动政府曾封他为“模范县长”。后来，他退职回家，靠了搜刮到手的民脂民膏，在他的家乡——岳阳黄田山区，巧取豪夺了一百多亩良田，成为当地最有势力的三大地主之一。这还不过几年以前的事情，可是曾几何时，他这个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现在却“可怜”起农民来了，这岂不是大笑话！

　　彭一湖当地主的时候，剥削、压迫农民是出了名的。他一方面残酷地榨取地租，四处发放高利贷，聚集钱财；一方面又大量地用贱价收购新谷，用高价粜卖出去，大发横财。有个叫汤万城的贫农，租了他家收谷十五、六担的土地，一年就要缴十担谷的地租，害得他负债累累，走头无路。还有一个叫汤定南的贫农，向他家借了十块银元，利息是四个月一个对本。不到一年光景，汤定南被逼得卖掉了柴山、水田，抵押了房屋，前后还了一百多元，还是没有把这笔账还清。最后汤定南的妻子儿女，只好出外作工，弄得一家四散，流离失所。至于因借了他的谷子，压得伸不起腰的，那就更不知道好多了。有一年，新谷上市，谷价猛跌，彭一湖指使他的儿子，用二块银元一担谷的低价大量买进，而到了来年春天，农民又不得不用十二块银元一担的价格，忍痛向彭家买入。这样，彭一湖便发了一笔大财，而农民则更加贫困、破产了。

　　彭一湖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大。他自己是地方上的大士绅，他外甥是县参议员，他儿子是伪保长。那时候，彭家享有许多特权：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轮不到他家，抽壮丁也轮不到他家，因为一切负担，都给他们转嫁到农民身上去了。事实上，彭一湖是当地农民的统治主，他说什么，农民都得俯首顺从，否则，就要遭殃。因此，当地农民都很害怕他，除了交租、借钱、买卖谷子，和请他调解事情外，平时不敢轻易上彭家的门。有一年，七十多岁的寡妇夏娭毑到彭家讨饭，彭家讨厌她不该常来要饭，夏娭毑痛苦地说：“肚子饿，没办法，不来不行啊！”彭家认为她不该强嘴，抓住毒打，一直打得她在地上乱滚，连动也不能动了才罢手。最后，夏娭毑苏醒过来，只好哭着爬回家去。这些都是彭一湖干的好事!

## 破坏土地改革

　　1949年湖南解放了。彭一湖伪装进步，骗取人民和政府的信任，钻进了政府机关工作。虽然人民宽大了他，给他做人的机会，但他一直坚持反动阶级立场。他知道解放后要进行土地改革，于是借口“秋征太重”，赶忙在1950年卖掉了四十二亩土地。当地农民形容说：“彭一湖象一只落汤鸡，慌慌张张地不管钱多钱少，出钱就卖，这样，他实得了一百六十担谷。”买了彭一湖土地的农民，每一回忆到这一点，都失悔自己上了一个大当。但彭一湖还不满足，1950年湖南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土改时，他以民主人士代表的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休息时，他对贫农龚文秋说：“现在就进行土改太早了，你们一无耕畜，二无农具，三无种籽，土地分给你们岂不要荒芜了吗?这会影响生产。”他还主张：“现在减租就可以了，土改要推迟三年，等你们恢复了元气再说。”其实，这是彭一湖的毒计，因为他在乡下还有些田没有卖掉，他企图借此欺骗农民，好等他把田卖掉，逃避土改。

　　当土地改革正在紧张地进行，千千万万农民起来和地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彭一湖又大叫“斗不得，斗不得。”他认为“农民斗地主不道德，损伤了人的尊严。”他举例说：“在香港，买只鸡倒着提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倒比英帝国主义都不如了。当时，彭一湖的真正主张是：“和平土改”。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决！

　　不仅如此，彭一湖在土改中还公开包庇地主恶霸。他隐藏了一个杀过许多共产党员的凶手、国民党铲共义勇队的队长，并且还替他介绍了工作。另外，他还给他的大地主外甥，也介绍了工作。

## 攻击国家粮食政策

　　1954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的。他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有三大好处：稳定了粮价，保证了供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是统购统销最根本的主要的一面；当然由于当时统购统销是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工作上难免不有一些缺点，加上1954年碰到全国性的灾荒，以致有的地方出现了粮食紧张的现象。于是彭一湖就钻空子，大肆攻击，并以民建中央委员的身份，写信给党中央，批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搞坏了，说：“农村留粮太少了，一个农民只留粮四百六十斤，连一半都不够。”并且捏造事实说：“人民吃不饱，体力不足，情绪低落，生产下降”，把粮食统购统销说得一团漆黑，企图根本否定国家的粮食政策。

　　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篇鬼话！我们知道，彭一湖说的人民吃不饱的情况有没有呢?有的，那是什么时代呢？那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即彭一湖当地主的时代。那时，许多农民没有饭吃，只得吃野菜，吃茴藤，吃蕨根，碰上荒年只好四处流亡，出外讨饭。彭一湖家乡的农民有句俗话：“有菜半年粮，无菜半年荒。”就是对当时生活的最好的形容。可是，解放后这个痛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就在1954年发生水灾的那年，黄田乡却没有一个人讨饭，没有一个人饿死。这些确凿的事实，就响亮地打了彭一湖的嘴巴。

　　彭一湖说人民吃不饱、体力不足、影响了生产，更是一个漫天大谎。黄田乡1956年增产几万斤粮食，由于国家实行了增产不增购的政策，全乡平均口粮是五百二十斤，1957年许多农民都有节余，难道这不是确凿的事实吗？

　　彭一湖说留粮四百六十斤太少了，认为一个劳动农民起码应留粮七百斤。这完全是一片胡话。就拿彭一湖的家乡来说吧，全乡平均口粮是每人五百二十斤，已经够吃，许多农民还有节余。再拿实际产量来说，这个乡平均每人只有地一·六二亩，1954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人只有六百一十五斤，要留七百斤也是根本办不到的。如果按照彭一湖的留粮标准，国家不但不能实行统购，而且应该拿粮食出来了。谁都知道，粮食是不能从天上掉来的，要靠农民种出来，卖给国家，国家才能保障全国人民包括缺粮农民在内的生活，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那末彭一湖说这种话，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 诬蔑农业合作化

　　原来，彭一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说话，他不甘心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他梦想地主阶级反攻复辟，好让他重新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因此他到处造谣诬蔑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生产降低了，农民处在饥饿的边缘。”企图借此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

　　可是，事实怎样呢?农民给了彭一湖相反的回答。他们说：“合作化好得很”，“合作化救了命”。因为合作化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能够较大规模地发展生产，能够做单干农民所不能做的事情，能够经受得了单干农民经受不住的困难……。拿1956年来说吧，这是合作化后的第一年，也是考验合作化究竟有没有好处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湖南省遭受了几十年来稀有的一次旱灾，而粮食的总产量却达到了二百零七亿多斤，比遭受严重水灾的1954年增加二十二亿多斤。农民的用粮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平均每个农民的用粮数量，约为570斤左右。同时，全省除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外，一般地区的农户，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收入。就是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也在生产、生活上，得到了安排和照顾。合作化如果搞糟了，这些成绩是哪里来的呢？

　　不仅如此，好些地区在合作化后，还积极发展了垦荒事业和水利事业，农民们有组织地垦荒、修堤、开塘、筑坝，为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和保证丰收，创造了条件。还有好些地区设立了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和抽水机站，这些不都有力地驳斥了彭一湖的谎话吗？彭一湖在各种运动中，还拼命地打击党员和农村干部。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反对共产党，挑拨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好使共产党孤立起来，达到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 向党发动更疯狂的进攻

　　1957年5月党开始整风了。彭一湖心中暗喜，以为“机会来了，出头的日子到了!”他到处点火，到处争取人、联络人，满以为这下子可以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

　　他装出一付“同情”农民的面孔，在6月间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就以这个做题目，再一次拼命地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当前人民内部严重的矛盾是农村矛盾，而农村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他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业合作化骂起，一直骂到党员和干部止。他还耸人听闻地说：“农民在过着饥饿的生活，如果再不彻底改变，天下就要大乱了。”他梦想这样就可以挑起农民跟着他一道来反对共产党。可是彭一湖的阴谋完全失败了，就在他发言后的几天，岳阳黄田乡的农民写信来质问他说：“你可记得借你一块光洋要还两块吗？你可记得租你十来担谷的地，要纳十担谷地租吗？你为什么不早发善心呢？你现在明明是猫哭老鼠假慈悲哩！”

　　可不是吗？早在土改后的第一年，彭一湖就唆使他的儿子将分给贫农的一部分财产夺了回去。去年彭一湖又以作纪念为名，托人将分给贫农万毕玉的一个磁盆换回去了。当地农民愤慨地说：“过去这里的土地是你彭一湖的，房屋也是你彭一湖的，是不是也要作纪念呢！”

　　事实证明：广大农民是热爱共产党的，他们知道，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才能推翻象彭一湖这样大大小小压在他们的头上的封建势力，才能走上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彭一湖这个右派分子如果再不悔悟，再不放弃他的反动的立场，是一定只有走上最后的绝路的。

　　 来源：　《右派分子的嘴脸》，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长沙。